曹景行:温州老板为什么“不务正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3 次 更新时间:2011-10-13 2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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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行  

  

  如果当年李嘉诚经营失败,香港应该不会有人指责他“不务正业”,指责他为什么不坚持做原来的塑胶花“本业”,非要投资房地产还有别的许多事情,或者指责他为了追逐暴利而丢失什么“可贵品质”。因为这种说法不符合香港自由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当然,李嘉诚也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

  但是在今天的大陆媒体上,只要谈及最近数十温州老板“跑路”的新闻,论者难免要对他们做出“不务正业”一类的道德判决。对此,笔者曾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问一句:“为什么温州商人涉足房地产或资本运作就有罪?如果经营主业的内外环境越来越差,利润越来越薄,他们为什么非要孤军奋战下去?”

  浙江温州的老板因为欠高利贷难还、资金链断裂而人间蒸发(走路)的事情,半年前就开始出现,近期日益频发,累计数字已有八九十起之多,涉及金额少则几亿,多的高达十几二十亿。有的老板躲去上海等地躲债,也有的干脆跑到国外,个别老板无路可走甚至跳楼自杀。令当局担忧的是,这种状况如果进一步蔓延,不仅可能因老板间的相互担保祸及其他许多中小企业甚至整个行业,还可能因高利贷泡沫破裂而酿成社会动荡。

  而且,不仅温州,浙江另外一个民营经济重镇台州,近期也出现了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的风潮。“十一”长假期间,总理温家宝带着一众财税金融高官专程前往浙江温州和绍兴,更透出一种紧迫感。有人认为当局只要重拳出手,不难控制住局面;也有人认为北京现在才来救火,已经是“马后炮”了。

  确实,以北京对付危机的习惯性做法,紧急调来几百亿资金,再配合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平息眼下的风潮大概不是难事。一个正面信息是,欠债最多的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已于十月九号从新加坡回国,将在政府参与下重组产业。毕竟,相对于温州地区四五十万家大小企业来说,眼下深陷高利贷而实在活不下去的还是很小一部分。今后,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政策,甚至同意地方政府的要求,让温州开始金融综合改革实验,把庞大的民间资本从地下导入地上的正规金融系统,也可能遏制民间高利贷的盛行和蔓延。

  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触及,那就是这许多温州老板为什么会“不务正业”,以至抛弃原来的正业。而温州以及浙江其他地方要保住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关键是要让那些产业有钱可赚,更要减少业者的经营风险。不然的话,即使现在“输血”救急,资金还是会流往其他容易赚钱的地方和行业,业内资金又会再度紧缺。

  记得十年前同香港多家媒体的老总和主编一起到温州采访。尽管那些外貌朴实的温州老板说着听不大明白的普通话,但眼前的事实让香港媒体同行颇受震惊。比如,温州有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小镇柳市,现在居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低压电器产地,正泰和德力西两大集团成为西尔斯、沃尔玛等欧美大商场的主要供货商。

  还有打火机、眼镜,等等,温州企业都占有了全球市场的一大半,制鞋、制衣、印刷、小五金等行业也都做得风生水起。1997年笔者到巴拿马采访,遇到一位到那里投资开设打火机厂的台湾商人,交谈中他表示,就是因为受不了大陆温州人的低价竞争,不得不跑到这么老远的地方来开厂,还是设在台湾政府花了大价钱弄成的出口加工区,享受优惠和补贴。(过了几年有消息说,这个微小的出口加工区也办不下去了。)

  那几年,“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的典范,甚至被当成奇迹。确实,温州那里地少人多,没有什么资源,也没有什么特殊政策可以吸引外资,所有的成就都是靠着温州人赤手空拳打拼出来,靠的就是敢于为天下先,不辞辛劳和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敢吃市场经济的螃蟹,抢占到了先机。一时间,温州商人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就连西部边陲的新疆喀什市的中心,十年前就竖起了一栋温商大厦,很是醒目。

  那几年正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蓬勃、利润丰厚的时期,温州老板的成功为他们带来了庞大的财富,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杭州和上海许多新建的豪宅小区里,开始出现温州老板和他们家人的身影,也推高了那里的房价。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山西煤矿以至古董艺术品拍卖场中,温州资金越来越活跃。这本来是资本逐利的正常运作,只要本业继续盈利,就不会有什么“不务正业”的问题。

  但从2005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开始恶化,起点就是那年七月人民币汇率大幅跳升,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出口加工业首当其冲承受重压。接着几年,由于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涨,由于劳工荒造成工资大幅跳升,由于政府在环保、劳动法规、土地拍卖、出口退税等方面的政策收紧,各地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持续增加,平均利润越来越薄,亏蚀经营的越来越多。它们能够支撑到今天,而且多数仍然艰辛维持经营,已可算是奇迹了。

  而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如同雪上加霜。它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或者转型升级,或者转移到低成本的内地省份,经营风险大增,需要政府扶持,特别是要对民企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但是,当局投入的4万亿救急资金,却多被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大企业用去,加重了“国进民退”的格局。比如,在山西省整顿小煤矿过程中,数以千亿计的浙商资本被排挤出去,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就是温州资本。

  在这样的局面中,投资房地产就成了许多温州商人的必然选择。正如一位老板所透露的,他经营千人工厂一年的利润,还不如他老婆一人在上海炒楼的获利。但现在,不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小,投入房地产的大笔资金也因中央政府持续不断的“宏观调控”而被套牢,资金短缺开始浮现。

  而从去年到今年,中国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加剧,当局不得不一再抽紧银根,使得温州民营企业更难从商业银行正规渠道得到资金,不得不更加依赖早就十分活跃的民间借贷。随着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本身按照市场供求决定利率高低的民间借贷就转变成高利贷,进而把整个社会差不多都卷了进去。不但那些拥有资金的私人金主变成了“老高”,政府公务员也大量介入放贷活动,就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也通过各种灰色渠道流入地下高利贷市场,牟取暴利。这样的高利率,当然不是一般的企业能够承受得住的。

  说到底,温州问题反映的只是中国民营企业当前整体的困境;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认真从体制和方针政策上解决民企的各种难题,认真维护民营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主角作用。不然,不仅温州的危机可能周而复始,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或者已经)发生类似的事情。

  至于有人认为,当前温州危机预示着中国经济也将出现大问题,而且会跟着西方经济一起坠入谷底,那只是因为他们实在不了解中国的实情。最好先去中国中部和西部的省市去转一圈,回来再发表高见吧。(香港明报月刊本月底刊出,之前请勿公开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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