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公的伟业基于他的品格
有一种说法认为：性格决定命运。如果将这种说法略作发挥，就是品格决定事业。品格是人的精神支柱。才能强的人内在境界不一定阔大，但品格高的人内在境界肯定要阔大。毛泽东曾评价邓小平，说“人才难得”，又说“政治思想强”、“办事公道”。如果说前一种评价侧重于邓小平的才能，那末后一种评价则侧重于邓小平的品格。邓小平所以能“三落三起”，成为“打不倒的小个子”，终至干出一番大事业，察其生平本末，与其说基于他的过人才能，不如说基于他的出众品格。邓公的出众品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能坚守政治节操。第一次纪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高岗想拱倒刘少奇，在中央搞权力再分配，私下拉拢邓小平加盟，被邓小平断然拒绝。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实质是为个人崇拜造势。当时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做法的在高层领导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罗荣桓。第三次纪录：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从全面整顿入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做法，并和“四人帮”多次短兵相接，被毛泽东戏称为“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当毛泽东要邓小平做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时，被邓小平婉言拒绝：“这个决议由我来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应该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与这次回绝有很大关系。纵观邓公一生，他是党内少有的基本做到了不跟风、不屈服高压的领导人之一。所谓能坚持原则、大节不亏者。
第二、讲政治道德。由于长期以来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党内老干部真正能置身于整人与被整圈子之外的人是鲜见的，连一些公认道德高尚的领导人也难以幸免。邓小平却没有整人的纪录，起码直至现在没有发现跟风头整党内同志、战友的纪录。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群起而整之，邓小平因病未参加会议，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就被打倒了。相反，邓小平对挨整者寄予同情或表示不同意见有案可察者就有数次：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挨批，邓小平在批判会上特意讲了要公道地对待刘帅。后来毛泽东在是否撤掉刘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问题上征询邓小平意见时，邓明确表示异议，为毛泽东接受。1964年到1965年，一批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观点遭到声势浩大的批判，邓小平对这种情形表示了极大不满。他在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遭到批判，处境艰难，邓小平认为吴晗的剧本没什么问题，还说了支持和安慰吴的话。后来恰恰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对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进行了彻底平反，岂非冥冥之中的必然？邓小平讲政治道德的另一重要佐证是对毛泽东的全面评价。当然，如何评价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但同时也反映评价者的道德趋向。邓小平三次被打倒，有两次是毛泽东批准的，仅从个人恩怨计较，邓小平对毛泽东应该是很有意见。但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做到了从大局出发，摆脱了个人成见，通过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分为二地、全面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地位，并多次在谈话中主动替毛泽东分担过错。应该说做得很圆满，也很不容易。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态度相比，政治品格高下立见分晓。
二、邓公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中国官方和民间公认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奠基人，是改革总设计师。但从更深层的意义看，邓小平的最大贡献是将中国人领上了解放之路，而邓公在其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解放之路包括思想解放之路、政治解放之路、经济解放之路、文化解放之路。
思想解放之路。如果向前追述，邓小平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即开始了思想解放的探索。那时大跃进运动后经济刚开始恢复，安徽等一些地方出现了自发“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的现象。邓小平对这种现象谨慎地加以肯定：“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又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风靡全国的“白猫黑猫论”就由此演化而来。这些话看似普通，但具有重大的社会实用价值，蕴含着打破枷锁、不拘一格的思想。是邓小平思想解放理论的精髓。正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前就明确否定“两个凡是”，迈出解放思想至关重要的一步。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闭幕会上又振聋发聩地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又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而一举廓清了“姓社与姓资”等长期纠缠不清、误国误民的争论，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破除了思想障碍。从今天来看，解放思想的进程还需大大深入，但就邓公而言，以他的履历和年龄，解放思想达到这个程度实属不易。更重要的是，在邓小平及其战友们的带领下，中国人打破了长期的思想禁锢，走上了解放思想的通航之路。
政治解放之路。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思想解放是政治解放的先导。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有时政治解放恰恰成为思想解放的前提：政治环境的改善为思想解放提供了政治条件。正是粉碎“四人帮”给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政治环境，使思想解放成为可能，思想解放又带动政治上的解放。在邓小平及其战友们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政治运动的结束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清算文化大革命，平反大批冤假错案，为右派和地富分子摘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出全面评价，提出“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有这一切就汇成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政治上的大解放。从今天来看，政治上的解放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而且真正的艰巨任务还在后面。但不管怎样，中国走上了政治解放之路。
经济解放之路。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解放迈得步伐最大，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实行经济民主的思想，成为经济解放的舆论发端。以后在邓小平及其战友们的探索与支持下，经济解放始于农村，从农村走向城市。粉碎公社体制，实行家庭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引进三资企业；推动国企改革，鼓励民企发展；建立经济特区，设立开放城市；打破行业垄断，放松金融管制；铲除计划经济体制，培育市场经济体制。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就汇成了经济解放的洪流。这一洪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冲刷着旧经济基础，积淀着新经济基础，为政治体制的革新创造着条件。
文化解放之路。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繁荣、对科技知识人才的重视，中国走上了文化解放之路。全国9亿人口8个样板戏、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这期间，邓小平发挥的领导作用人所共知。从改革以来的历程看，中国的文化解放和政治解放一样，一度曾迈出很大的步伐，但后来的道路就变得曲折。直到今天，文化领域的禁锢还很严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远未形成，文化解放还有艰难的道路要走。但从大方向上看，中国文化解放的道路是不可逆转了。
我们尊重邓公的个人贡献，但同时一再强调邓公和他的战友们共同做出的贡献。事实上，在将中国导向解放之路上，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正是有那么一批不信本本、不怕邪恶、不畏舆论、不敬鬼神的党内改革少壮派，如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和邓小平一道团结战斗，才杀出一条血路来。还有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发挥了仅次于邓小平的作用。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了大功，后来又力保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奠定改革开放的政治局面、人事格局做出了重大贡献。华国锋虽然一度坚持“两个凡是”，但没有华的主持，“四人帮”就难以粉碎。而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在决定中国后来命运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华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发挥的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作用。
在将中国导向解放的道路上，邓公的个人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无限夸大。我们很难想象，缺少邓公领导的中国改革将成为什么样子，另一方面也必须肯定，没有那样一个稳健而朝气蓬勃的改革集团，一个邓小平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事实上，从更深层的意义看，中国的改革之路是广大民众的自发创造和领导层顺势引导相结合的道路。在很多情况下，是民众的创造、社会的潮流推着领导层向前走。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民创造的，不是一句客套话。
三、邓公的复杂性和遗憾
人是复杂的动物，政治人物特别是政治领袖人物更具有复杂性。我们可以使用伟大和平庸的字眼来评价一个政治领袖，但不容易使用好与坏的字眼来评价一个政治领袖。一般来说，称得上政治领袖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但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却往往从当时当地的现实出发来处理政治问题，这种处理很可能违背他的初衷和理想，也可能招致舆论指责。邓公作为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他的一些作为也表现出这种复杂性。他曾尖锐批评“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但他又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选自己的接班人，其中有两个接班人因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又被废掉。他曾坚决主张党和国家领导方式的制度化，主张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反对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但他在退出中央委员会后却仍然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在辞掉所有职务之后仍然在重大问题上发挥着事实上的领导作用——以至年届九旬的退休老人却能掀起南巡讲话的巨大冲击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应该说，这些做法从当时的情势看确有合理之处，但却明显不合制度，也不符合邓公的初衷，从长远看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从邓公的政治夙愿看，既存在不得已而为之的复杂做法，也存在想为之而不能及的巨大遗憾。比如，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要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地区只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确实先富了起来，但与此同时，群层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时至今日，中国贫富差距之大已为世界瞩目，也成为国家性难题。
但更大的遗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没有达到。邓小平对政体改革极为重视，这种重视甚至可以远溯到他在八大（1956年）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到两年，他就系统的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以后又明确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左右，政体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成为邓小平考虑最多、论述最多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政体改革成为十三大极为引人注目的内容，十三大闭幕后一段时间内，政体改革成为当时的社会性议题和热点；但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淡化处理。直至今天，政治体制改革仍处于僵持状态，既绕不过，又难深入，既成为中国的一大国病，又成了邓公的最大遗憾。
四、邓公有没有错误？
这无疑是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但要做到全面、客观的评价邓公，就必须触及这个问题。按常识，这本来不应成为敏感问题。邓公英明不虚，但邓公是人不是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邓小平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心胸非常豁达，他曾坦言做过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他也有一份；还曾明确的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这些当然可以理解为一种“伟大的谦虚”，但更应理解为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价。就人的本能而言，谁也不希望自己犯错误；但就人的本性而言，“不犯错误的人没有”（邓小平语）。然而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国家领导人几乎就是永远正确、而且是永远“完全正确”的神。更有趣的是，自从邓小平破除了“两个凡是”、一分为二的对毛泽东及其接班人华国锋做出历史结论后，又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中，毛泽东和毛泽东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几乎成了犯错误的标本，谁不高兴就去骂两句；其他领导人又成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尊神。这说明，旧的神话破除了，新的神话又出现了：从对一个领导人的神话走向对许多领导人的神话，对邓公的神话又成为其中最大的神话。但这种神话既背离常识，又违背邓公当年破除神话的初衷，更是对当代民主科学潮流的反动，实在是万万要不得的。
从21世纪的常识角度看，根本问题不在于领导人会不会犯错误，这是个不需要讨论的命题；而在于领导人和社会公众如何面对这种错误，这才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命题。对邓公而言，根本问题不在于邓公是否犯过错误，而在于中国当代领导人和社会公众是否敢于客观、全面的评价邓公。笔者以为，起码有两个涉及邓公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商榷：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对邓公的崇拜氛围逐步形成，有人甚至将他置于毛泽东之上，以至达到一言九鼎、一举一动都要影响中国政局的地步。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多种因素，但邓公没有坚决反对、更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是否应负一定的个人责任？二是邓公晚年多次强调要加快发展步伐，能搞快就尽量搞快，存在急躁的倾向。南巡讲话澄清了几个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对解放思想发挥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着重强调了经济发展要快，隔几年就要上一个新台阶，为新一轮经济的大干快上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接踵而来的房地产热、圈地热、经济热的重要催发因素。这是否算邓公的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