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初中生活与“九一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4 次 更新时间:2011-09-15 23: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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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土  

  

  顾土,高级编辑。“九一三”事件发生时14岁,正在北京上初中。

  

  1971年初,在江西干校的母亲病重,先是送到南昌的医院,但那里的医生都已下乡,医院由护士当家,治疗不见任何效果,所以干校最终同意我母亲在我哥哥陪伴下回北京。我在此前为防传染上血吸虫病,暂时寄居到了湖州姨外婆家,接到父亲从干校的来信后,也赶回了北京。

  

  初中课程与战备教育

  

  我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专门坐了一站地铁。1969年在我随父母离开北京去江西前夕,中国大陆这第一条地铁线通车,我有幸作为第一批乘客,坐了个来回。如今回返北京,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再次享受一下。从崇文门站出地铁后乘坐六路电车,一直到东四九条,下车后向左一拐,就是我家所在的那条马路,叫张自忠路,可是,当时这条路已改为工农兵东大街了,因为那时,抗战英雄张自忠在文革舆论中变成了汉奸。

  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张自忠路从前叫铁狮子胡同,三号曾经是一号,所以,这里也叫铁一号。铁一号在清末到民国期间是重要建筑,1950年以后归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大学后来又将其中的一部分转给中联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人民大学的那部分,基本是教职员工居住的地方。我家的住宅面积,从六十年代开始逐渐减少,终于在离京下放江西时全部交出。我的母亲从江西回来后,暂时与另外一家人合住在一套房子里,邻居是工人,住大部分,我家只有一间,厨房、厕所公用。合居,是中国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在文革时代盛行,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一种特有居住方式。就是原本一家人居住的一套住宅,住进两家、三家,甚至更多。这种居住方式对社会影响深远,不但摧毁了人们原本就很薄弱的隐私意识,还让同事、邻居间互相仇恨,并且延及下一代,人为制造、激发了大量矛盾。

  不知道是不愿意和另一家人挤在一个厨房,还是邻居不让在厨房烧饭,走进房门,我发现我的母亲正在房间内煮粥,煤油炉放在门后,屋里的一切都是借的,包括锅碗勺盆。我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时常陪母亲去阜外医院看病,但母亲希望我赶快入学。这次我终于到了入中学的年纪,算是真正进入了初中一年级。

  我就读的中学地处东四附近,算是北京的中心地带,有着百年悠久历史,最早叫崇慈女中,一听就是教会学校,后来当然被改名,与当时中国大地上的所有名称一样,以数字、地点取代了文化,称北京女11中学;到了文革,又跟随改名浪潮,将直白发挥到极致,取名人民中学。幸运的是,我在人民中学读书时,那些德才兼备的老一代教师还健在,有人曾留日、留美,有人毕业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即使1949年以后毕业的,也是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毕业生。其中,从旧时代过来的教师无不背负罪名,日本回来的叫日本特务,美国回来的就叫美国特务,在旧中国做过事的自然是历史反革命。我刚进学校时,总看见一个面戴大口罩的老太太在清扫院子,经常受十几岁的同学欺侮,后来,当她依然留着“特务嫌疑”的尾巴登上讲台时,我才知道,她是数学老师刘淑训,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我刚入学时,几乎是个白丁,自文革开始,已经多年没在课堂读什么书了,连小数点都不会。当时的课程有数学、政治、语文、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还有农业基础课和工业基础课,后面这两项,大概算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不知是学习内容过于简单的缘故还是我确实发奋努力,不到一年,我的学习就跟了上去,在40来人的班里排到前5名,还当过课代表,所有老师都很喜欢我,尤其是历史和语文老师。其实,我们班里真正在学习的不足10个人,其他人都是瞎混,反正照样升学,照样毕业,最后都是当工农兵和服务员,学了也没用。课堂上课,在那时十分散漫,说话的,玩的,打架的,碰见严厉一些的老师,特别是那些年纪轻、没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学生的纪律就稍好一些;遇上像刘淑训这样的老师,人人都知道她是“特嫌”,当然就没人搭理了。她老是在讲台上呼唤:求求你们了,听我讲课啊!刘老师的数学课,是我遇见的最好的数学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解题到最后,无不豁然开朗。

  那时的课堂学习,有价值的是数学、物理、化学,而语文课内容都是些已经滚瓜烂熟的毛选文字和鲁迅文章,还有什么杨水才之类的英雄事迹和一两篇文言文,比如《东郭先生》,但选这种文字的目的是用来说明如何对敌斗争的。农业基础和工业基础课,后来去乡下当知青,根本没派上任何用场。外语课或选英语或选俄语,为什么学习这两门?老师解释的原因,我记得非常清楚——英语是:毛主席还坚持背英语单词呢,马克思、恩格斯都会几门外语;俄语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们,学好俄语将来战争一旦爆发时可以对付敌人。外语课本里的课文,我记住的是《半夜鸡叫》,还有就是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加上一些打仗时的用语。比如缴枪不杀,许多同学都注音为:葡萄糖一根儿。

  除了上课,就是挖防空洞,我们常常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在学校里挖土、担土、装土,有几次我还跟车去运渣土,东单公园就是倾倒渣土的地方,最后堆起了一座山包。我们学校的防空洞还是全东城区的模范防空洞,并且与四周的防空洞连为一体,不断有客人前来参观。有一日,忽然大兵临境,四处岗哨,老师要求我们低头挖土,不准抬头张望,过后才知道,原来是叶剑英视察。

  挖防空洞属于战备的内容,战备的其他事情也很多。每星期5节的政治课,老师主要讲授希特勒的闪电战,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闪电战之外,老师讲得最多的是路线斗争,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不仅政治课,历史课、语文课也离不开路线斗争,讲的比阶级斗争还多。我们还经常接受警报演习,上课时忽然警报大作,大家迅速钻进防空洞,好在防空洞就在教室对面。拉练是因为毛主席在一支部队野营训练请示上有5个字的批示:野营拉练好,于是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拉练热潮。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年级就会出去拉练几天,人人都会打背包、扎绑腿,学会了紧急卧倒、匍匐前进……

  后来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插队的地方离重灾区不远,夜里地动屋摇,窗外一片红光,我的第一感觉是苏修扔原子弹了,这就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而预防自然灾害的本事却一点没有,结果,束手无策,无以应对。我活了半个多世纪,少年时天天恐惧的战争危险,一次没看见,天灾却频频发生,但直到近些年人们才明白,从小最应该学习、训练的是预防地震、火灾、车祸、疾病等等。

  

  为军代表盖的住房

  

  铁一号的最西侧要盖一排平房住宅,其中两套大的独门独户,里面有院落,还有花坛,卫生间有澡盆,据说由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和崔耀先居住,郭影秋是行政7级,崔耀先9级,资格老,大家似乎觉得理所当然,其他每个小院将由两户人家居住,面积不大,而且分配时必须论资排辈,所以也没人提意见。当时盖房子,不找建筑公司,都由本单位抽调人手。北京缺少壮劳力,我父亲从江西被调了回来,调来盖房子的另一个理由是顺便可以照顾我的母亲。同时调回干活的还有二十多人,记得父亲告诉我,从16级到13级,每个级别都有。

  我父亲绕道湖州,接回了我弟弟。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尽管房间很小,挤在一起,但这是北京,生活比江西强多了。而且父亲干活的地方就在我家旁边,连喝水都可以回家歇歇。但有一天,父亲回来后忿忿不平地说,原来崔耀先根本不愿意住,这套房子实际是为姓杨的军代表盖的,别看他是学校那一级的军代表,却只是师职,推算下来相当于行政13级。那时驻人民大学的军代表,有的在学校,有的在系里,最高是师职,最低是团职和营职。而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的特点就是级别高,都是些知识分子中的老共产党员,在我家四周的那些邻居里,20年代加入中共的有好几位,比如尚钺、罗髫渔,还有几位是在法国、苏联加入共产党的,30年代入党的就更多了,系主任和总支书记都是延安和晋察冀边区过来的,什么大人物没见过?

  为13级的军代表盖房子,是我父亲每天晚饭的谈资。我听他和母亲讲,这位姓杨的军代表一直占用吴玉章生前的吉姆专车,而郭影秋只能坐华沙202,崔耀先或者挤公共汽车或是与其他校领导合用胜利20。有一次杨代表乘坐吉姆去北京市委开会,市委领导一见汽车,立即下来迎接,以为是什么大领导,不料是他,一脸的不快。一位14级的系总支副书记为杨代表未来的新家砌浴缸,边砌边发牢骚,说自己入伍的时间比他还早一年呢。他说的是实情,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1949年以前,很多人都是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和游击队,还有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我父亲说,不少人对军代表满腹意见,说自己以前就是军人,后来被组织调进学校工作,在文革中却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那些留在部队,入党比自己晚的下级,现在反倒都成了军代表,跑来领导自己。早知如此,当初真不如不服从分配,坚决留在军队,说不定如今也是什么地方的军代表呢!

  其实,房子盖好后,姓杨的军代表迫于舆论的压力,并没有住进那套房子,但一些军代表还是在铁一号占据了一部分住房,使矛盾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要求初中生保密的文件传达

  

  1971年10月底的一天,人民中学忽然通知,下午全校集合,去长虹影院开会,不准请假。长虹影院在文革前叫蟾宫影院,破四旧时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影院就在隆福寺那条小街里。文革开始至今,我经常被学校组织到电影院看电影,看《刘少奇访问印尼》是为了批判,口号声此伏彼起,电影里说些什么,一句也没听见;而看有关珍宝岛事件和新老沙皇的影片,则是为了增加对苏修的仇恨。但从来没有到电影院开过会,为什么不在学校礼堂或者在操场开呢?

  进入长虹影院,发现门口还有学校布置的岗哨,由高年级同学担任,个个神情严肃。主席台上端坐着学校革命委员会领导,中间坐着的那人不认识,我们班的班长也是学校红卫兵大队长,见的多,告诉我那是教育局革委会的领导。学校领导先讲话,要求今天传达的所有内容一律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说,父母也不行。我们这些初中生一下变得紧张起来,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事情先告诉我们?要我们保密,家长难道不知道?

  等到教育局领导开讲,我们才吓了一跳,原来过去天天喊的“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竟然企图叛逃苏联,9月13日,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失事,死了,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的名字。他提出的“四个伟大”,写出的“再版前言”,发出的“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号召,我们都倒背如流,现在居然叛变,投奔苏联了!但我那时想得最多的不是林彪事件本身,而是我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可以知道国家的大秘密,还不能对外说,实在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可回到家里以后,我还是憋不住,晚饭时老想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告诉父母,炫耀一下。可没料到,父母之间的对话让我听出他们早已经知道此事,当他们发现我的秘密后很惊讶,问我怎么也知道。听过我的解释,母亲很奇怪,连初中生都知道的秘密,还叫什么秘密?

  从此,林彪事件在我们家里就算公开了。我父亲每天从建房工地回来,都会将那群高级“建筑工人”的聊天内容告诉我母亲,父亲参加了铁一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集体学习,还去人民大会堂听中央精神的传达,中央文件和各类“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也在陆续下发,他回家后总要再转达给我的母亲,我在旁边就成了听众。我的哥哥和弟弟,从来对这些就不感兴趣,既不听也不插嘴。只有我,偶尔还追问几句。铁一号分成几个学习小组,我父亲那组有十来个人,组长是罗髫渔,一位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还是个领导。他在小组会上爆料,南昌起义前夕,他掌握所有起义部队连以上军官的名单,找每个人谈过话,不记得有林彪这个人。言外之意是,林彪当时的职务在连以下,并不像过去报上所说的那样,领导了南昌起义,又率部去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

  

  “571”,一个不可思议的“工程”

  

   在那个年代,我从小就学会了由《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出席人员名单中察觉政治动向,发现人物沉浮。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也经常由学校传达“中央文件”,每次传达,总有大事发生。“九一三”以前,陈伯达这样一位大人物,在每天翻阅《人民日报》中,我感觉他很久不见了,问我父亲才知道,他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来听传达,又说全国要开展批陈整风。学校传达上面的指示,要大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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