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初中生活与“九一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0 次 更新时间:2011-09-15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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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土  

顾土,高级编辑。“九一三”事件发生时14岁,正在北京上初中。

1971年初,在江西干校的母亲病重,先是送到南昌的医院,但那里的医生都已下乡,医院由护士当家,治疗不见任何效果,所以干校最终同意我母亲在我哥哥陪伴下回北京。我在此前为防传染上血吸虫病,暂时寄居到了湖州姨外婆家,接到父亲从干校的来信后,也赶回了北京。

初中课程与战备教育

我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专门坐了一站地铁。1969年在我随父母离开北京去江西前夕,中国大陆这第一条地铁线通车,我有幸作为第一批乘客,坐了个来回。如今回返北京,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再次享受一下。从崇文门站出地铁后乘坐六路电车,一直到东四九条,下车后向左一拐,就是我家所在的那条马路,叫张自忠路,可是,当时这条路已改为工农兵东大街了,因为那时,抗战英雄张自忠在文革舆论中变成了汉奸。

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张自忠路从前叫铁狮子胡同,三号曾经是一号,所以,这里也叫铁一号。铁一号在清末到民国期间是重要建筑,1950年以后归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大学后来又将其中的一部分转给中联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人民大学的那部分,基本是教职员工居住的地方。我家的住宅面积,从六十年代开始逐渐减少,终于在离京下放江西时全部交出。我的母亲从江西回来后,暂时与另外一家人合住在一套房子里,邻居是工人,住大部分,我家只有一间,厨房、厕所公用。合居,是中国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在文革时代盛行,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一种特有居住方式。就是原本一家人居住的一套住宅,住进两家、三家,甚至更多。这种居住方式对社会影响深远,不但摧毁了人们原本就很薄弱的隐私意识,还让同事、邻居间互相仇恨,并且延及下一代,人为制造、激发了大量矛盾。

不知道是不愿意和另一家人挤在一个厨房,还是邻居不让在厨房烧饭,走进房门,我发现我的母亲正在房间内煮粥,煤油炉放在门后,屋里的一切都是借的,包括锅碗勺盆。我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时常陪母亲去阜外医院看病,但母亲希望我赶快入学。这次我终于到了入中学的年纪,算是真正进入了初中一年级。

我就读的中学地处东四附近,算是北京的中心地带,有着百年悠久历史,最早叫崇慈女中,一听就是教会学校,后来当然被改名,与当时中国大地上的所有名称一样,以数字、地点取代了文化,称北京女11中学;到了文革,又跟随改名浪潮,将直白发挥到极致,取名人民中学。幸运的是,我在人民中学读书时,那些德才兼备的老一代教师还健在,有人曾留日、留美,有人毕业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即使1949年以后毕业的,也是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毕业生。其中,从旧时代过来的教师无不背负罪名,日本回来的叫日本特务,美国回来的就叫美国特务,在旧中国做过事的自然是历史反革命。我刚进学校时,总看见一个面戴大口罩的老太太在清扫院子,经常受十几岁的同学欺侮,后来,当她依然留着“特务嫌疑”的尾巴登上讲台时,我才知道,她是数学老师刘淑训,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我刚入学时,几乎是个白丁,自文革开始,已经多年没在课堂读什么书了,连小数点都不会。当时的课程有数学、政治、语文、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还有农业基础课和工业基础课,后面这两项,大概算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不知是学习内容过于简单的缘故还是我确实发奋努力,不到一年,我的学习就跟了上去,在40来人的班里排到前5名,还当过课代表,所有老师都很喜欢我,尤其是历史和语文老师。其实,我们班里真正在学习的不足10个人,其他人都是瞎混,反正照样升学,照样毕业,最后都是当工农兵和服务员,学了也没用。课堂上课,在那时十分散漫,说话的,玩的,打架的,碰见严厉一些的老师,特别是那些年纪轻、没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学生的纪律就稍好一些;遇上像刘淑训这样的老师,人人都知道她是“特嫌”,当然就没人搭理了。她老是在讲台上呼唤:求求你们了,听我讲课啊!刘老师的数学课,是我遇见的最好的数学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解题到最后,无不豁然开朗。

那时的课堂学习,有价值的是数学、物理、化学,而语文课内容都是些已经滚瓜烂熟的毛选文字和鲁迅文章,还有什么杨水才之类的英雄事迹和一两篇文言文,比如《东郭先生》,但选这种文字的目的是用来说明如何对敌斗争的。农业基础和工业基础课,后来去乡下当知青,根本没派上任何用场。外语课或选英语或选俄语,为什么学习这两门?老师解释的原因,我记得非常清楚——英语是:毛主席还坚持背英语单词呢,马克思、恩格斯都会几门外语;俄语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们,学好俄语将来战争一旦爆发时可以对付敌人。外语课本里的课文,我记住的是《半夜鸡叫》,还有就是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加上一些打仗时的用语。比如缴枪不杀,许多同学都注音为:葡萄糖一根儿。

除了上课,就是挖防空洞,我们常常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在学校里挖土、担土、装土,有几次我还跟车去运渣土,东单公园就是倾倒渣土的地方,最后堆起了一座山包。我们学校的防空洞还是全东城区的模范防空洞,并且与四周的防空洞连为一体,不断有客人前来参观。有一日,忽然大兵临境,四处岗哨,老师要求我们低头挖土,不准抬头张望,过后才知道,原来是叶剑英视察。

挖防空洞属于战备的内容,战备的其他事情也很多。每星期5节的政治课,老师主要讲授希特勒的闪电战,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闪电战之外,老师讲得最多的是路线斗争,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不仅政治课,历史课、语文课也离不开路线斗争,讲的比阶级斗争还多。我们还经常接受警报演习,上课时忽然警报大作,大家迅速钻进防空洞,好在防空洞就在教室对面。拉练是因为毛主席在一支部队野营训练请示上有5个字的批示:野营拉练好,于是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拉练热潮。每隔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年级就会出去拉练几天,人人都会打背包、扎绑腿,学会了紧急卧倒、匍匐前进……

后来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插队的地方离重灾区不远,夜里地动屋摇,窗外一片红光,我的第一感觉是苏修扔原子弹了,这就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而预防自然灾害的本事却一点没有,结果,束手无策,无以应对。我活了半个多世纪,少年时天天恐惧的战争危险,一次没看见,天灾却频频发生,但直到近些年人们才明白,从小最应该学习、训练的是预防地震、火灾、车祸、疾病等等。

为军代表盖的住房

铁一号的最西侧要盖一排平房住宅,其中两套大的独门独户,里面有院落,还有花坛,卫生间有澡盆,据说由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和崔耀先居住,郭影秋是行政7级,崔耀先9级,资格老,大家似乎觉得理所当然,其他每个小院将由两户人家居住,面积不大,而且分配时必须论资排辈,所以也没人提意见。当时盖房子,不找建筑公司,都由本单位抽调人手。北京缺少壮劳力,我父亲从江西被调了回来,调来盖房子的另一个理由是顺便可以照顾我的母亲。同时调回干活的还有二十多人,记得父亲告诉我,从16级到13级,每个级别都有。

我父亲绕道湖州,接回了我弟弟。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尽管房间很小,挤在一起,但这是北京,生活比江西强多了。而且父亲干活的地方就在我家旁边,连喝水都可以回家歇歇。但有一天,父亲回来后忿忿不平地说,原来崔耀先根本不愿意住,这套房子实际是为姓杨的军代表盖的,别看他是学校那一级的军代表,却只是师职,推算下来相当于行政13级。那时驻人民大学的军代表,有的在学校,有的在系里,最高是师职,最低是团职和营职。而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的特点就是级别高,都是些知识分子中的老共产党员,在我家四周的那些邻居里,20年代加入中共的有好几位,比如尚钺、罗髫渔,还有几位是在法国、苏联加入共产党的,30年代入党的就更多了,系主任和总支书记都是延安和晋察冀边区过来的,什么大人物没见过?

为13级的军代表盖房子,是我父亲每天晚饭的谈资。我听他和母亲讲,这位姓杨的军代表一直占用吴玉章生前的吉姆专车,而郭影秋只能坐华沙202,崔耀先或者挤公共汽车或是与其他校领导合用胜利20。有一次杨代表乘坐吉姆去北京市委开会,市委领导一见汽车,立即下来迎接,以为是什么大领导,不料是他,一脸的不快。一位14级的系总支副书记为杨代表未来的新家砌浴缸,边砌边发牢骚,说自己入伍的时间比他还早一年呢。他说的是实情,人民大学的教职员工,1949年以前,很多人都是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和游击队,还有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我父亲说,不少人对军代表满腹意见,说自己以前就是军人,后来被组织调进学校工作,在文革中却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那些留在部队,入党比自己晚的下级,现在反倒都成了军代表,跑来领导自己。早知如此,当初真不如不服从分配,坚决留在军队,说不定如今也是什么地方的军代表呢!

其实,房子盖好后,姓杨的军代表迫于舆论的压力,并没有住进那套房子,但一些军代表还是在铁一号占据了一部分住房,使矛盾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要求初中生保密的文件传达

1971年10月底的一天,人民中学忽然通知,下午全校集合,去长虹影院开会,不准请假。长虹影院在文革前叫蟾宫影院,破四旧时改为现在这个名字,影院就在隆福寺那条小街里。文革开始至今,我经常被学校组织到电影院看电影,看《刘少奇访问印尼》是为了批判,口号声此伏彼起,电影里说些什么,一句也没听见;而看有关珍宝岛事件和新老沙皇的影片,则是为了增加对苏修的仇恨。但从来没有到电影院开过会,为什么不在学校礼堂或者在操场开呢?

进入长虹影院,发现门口还有学校布置的岗哨,由高年级同学担任,个个神情严肃。主席台上端坐着学校革命委员会领导,中间坐着的那人不认识,我们班的班长也是学校红卫兵大队长,见的多,告诉我那是教育局革委会的领导。学校领导先讲话,要求今天传达的所有内容一律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说,父母也不行。我们这些初中生一下变得紧张起来,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事情先告诉我们?要我们保密,家长难道不知道?

等到教育局领导开讲,我们才吓了一跳,原来过去天天喊的“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竟然企图叛逃苏联,9月13日,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失事,死了,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的名字。他提出的“四个伟大”,写出的“再版前言”,发出的“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号召,我们都倒背如流,现在居然叛变,投奔苏联了!但我那时想得最多的不是林彪事件本身,而是我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可以知道国家的大秘密,还不能对外说,实在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可回到家里以后,我还是憋不住,晚饭时老想用一种隐晦的方式告诉父母,炫耀一下。可没料到,父母之间的对话让我听出他们早已经知道此事,当他们发现我的秘密后很惊讶,问我怎么也知道。听过我的解释,母亲很奇怪,连初中生都知道的秘密,还叫什么秘密?

从此,林彪事件在我们家里就算公开了。我父亲每天从建房工地回来,都会将那群高级“建筑工人”的聊天内容告诉我母亲,父亲参加了铁一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集体学习,还去人民大会堂听中央精神的传达,中央文件和各类“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也在陆续下发,他回家后总要再转达给我的母亲,我在旁边就成了听众。我的哥哥和弟弟,从来对这些就不感兴趣,既不听也不插嘴。只有我,偶尔还追问几句。铁一号分成几个学习小组,我父亲那组有十来个人,组长是罗髫渔,一位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还是个领导。他在小组会上爆料,南昌起义前夕,他掌握所有起义部队连以上军官的名单,找每个人谈过话,不记得有林彪这个人。言外之意是,林彪当时的职务在连以下,并不像过去报上所说的那样,领导了南昌起义,又率部去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

“571”,一个不可思议的“工程”

在那个年代,我从小就学会了由《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出席人员名单中察觉政治动向,发现人物沉浮。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也经常由学校传达“中央文件”,每次传达,总有大事发生。“九一三”以前,陈伯达这样一位大人物,在每天翻阅《人民日报》中,我感觉他很久不见了,问我父亲才知道,他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来听传达,又说全国要开展批陈整风。学校传达上面的指示,要大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有点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非要唱这两首毫不搭界的歌曲。林彪事件出来以后得知,毛主席号召唱这两首歌是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可是,还是不明白其间有什么必然关系,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算是沾点边,林彪他们肯定没有听毛主席指挥。

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开始是揭露他们怎样谋害毛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后,林彪又和孔子绑在一起,于是,批林批孔铺天盖地而来,我从批林批孔中熟悉了孔子,读了《论语》,那时,全国大普及的子曰是“克己复礼”,人人皆知。批林批孔还在如火如荼,评法批儒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兴起,也不知这算是另一场运动呢,还是批林批孔的延续。我们从此知道,原来早在古代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儒家和法家,前者倒退,后者进步。正因为有了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多年空荡荡的书店才摆起了古人的著述,当然,无一例外地都被归入儒和法,一反一正,批判和赞扬的态度主要反映在注释和前言里,有大学老师的,也有工农兵的。我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中,最大的收获,就是阅读了荀况、韩非、商鞅、李斯、贾谊、桑弘羊、桓谭、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戴震的著述,还有受批判的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王守仁的文字,像《过秦论》、《盐铁论》、《神灭论》,都是那时报刊上反复介绍的经典,而且,我第一次知道,司马光、苏轼这些人原来都是反动保守分子。在批判中,为了“防止上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的当”,还号召我们读马列原著,因而在课外学习小组读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不但有老师具体辅导,还下发了许多学习参考资料。

林彪事件之后,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一切因此转变,过去发生的那些残暴行为和极端做法也都一股脑儿地归罪于“林彪反党集团”,我们去江西落户,是林彪的“一号命令”导致的;很多人饱受折磨,大量的人死于非命,都是林彪一伙儿推行的极左路线造成的。江西的那个程世清,听我父亲讲,他是林彪死党,已经被捕。以后又听说曾经走红的大量军官被清理出军队,我的同学中有民航局干部的子弟,原本自我感觉很好,后来忽然变得很消沉,据说他们的父母也受到牵连,因为民航局当时属于军队系统。

干校的人陆陆续续回到北京,人民大学已经解散,我父亲和母亲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许多前几年还被批得一无是处的人,如今逐渐出现在各种招待会和追悼会的名单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我买了一本,读了几遍,这可是文革开始后我见过的第一部学术著述,并且内容与文革没什么关系。很多人都增加了工资,调高了一级。不时有国家与中国建交或是恢复外交关系,而且还是些资本主义国家。学校学习和社会生活也显得日趋平稳。但我的母亲,经过6年的煎熬,病情加重,最终瘫痪在床,那些痛苦不堪的往事似乎大多忘却了。

母亲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的要好同学、地下党时期的老战友,无论身在北京还是外省市,开始经常过来看望病中的母亲。我有时会被父亲派去附近的江苏餐厅买几个好菜,这家菜馆最早叫森隆饭庄,后来改为八一食堂,现在又改成江苏餐厅。饭馆的菜,只要有钱就行,不受票证的限制,可以吃到市场上少有的鱼肉禽蛋。常要的菜是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赛螃蟹、松鼠桂鱼,偶尔还会来个烹大虾。来客有台盟中央秘书长徐盟山夫妇、纺织工业部的司长费志融夫妇、福建的一个地委书记张林、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白明——文革前他老是出国,又不说去哪里,带回来的糖果却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巧克力。从他们与我父母的聊天中,我知道他们在文革前期几乎被整得死去活来,现在都“恢复工作”,“恢复组织生活”了。他们,包括我的父母,都认为“林彪反党集团”是极左,不过,批极左还没多久,上面又传达说林彪他们是极右,叫形“左”实右,《人民日报》因此发表文章,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

对那个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坚信其合理和必要,是我这个学生当时的基本状态。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感到莫名其妙的地方。为什么林彪、陈伯达、叶群这些人前几年还红得不得了,现在却突然被打倒,而且说是“蓄谋已久”,“反共老手”,“一贯反党、反对毛主席”……既然如此,林彪怎么还能顺利成为接班人,得到了篡党夺权的机会?林彪已经是“接班人”,写入了党章,怎么还会“抢班夺权”?那时的合理解释,是说他们“隐蔽很深”、“反革命两面派”、“欺骗党欺骗毛主席”,“迫不及待”。等到“四人帮”被揪了出来,华国锋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而宣告胜利结束”,我才开始觉得完全不对了,自刘少奇之后,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人怎么都是文化大革命一手培育的人?如果没有文革,这些反革命分子就不可能犯下这么多罪行!直到1978年考入大学,哲学系老师李秀林在学校大礼堂为我们介绍理论务虚会情况,开场便说,我们唱了多年的《东方红》和《国际歌》,其实是截然对立的,回头一琢磨,果不其然。于是,我的反省也就开始了。

所有运动,为什么都是上下五千年全要扯上,这也是我当时的困惑。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以后又突然冒出来个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闹得全国人民天天跟着沉浸于历史当中。尤其是让大字不识几个的工人、农民在那里每天拼命批孔子,讲商鞅、李斯、桑弘羊,确实有些可笑。

“林彪反党集团”的最大罪证就是“571工程纪要”,在最初传达这一罪证时,我只觉得很惊讶,怎么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也有人胆敢对毛主席下手,但听到B-52这样的代号时,又感到很有趣。听见其中的那些形容后,的确很震惊,既不同意,也不反感。去农村插队以后,同村的知青,有几位总在那里说,“571工程纪要”里讲得真好!我这个“先进知青”也没想反驳。

斗转星移,对“571工程纪要”,我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在那样的年代,竟然能产生这样准确的分析和归纳,不知是林彪的意思,还是林立果的觉悟,或是另有高人指引?对林彪之死,我认为至今仍然是谜,在相关档案没有全部公布的情况下,不能贸然结论。对林彪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值得持续研究,没有止境,但肯定不像30年前宣判的那样。林彪的历史,尤其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这段历史,也是一段含混的历史,何时才能真相大白,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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