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先:我所亲历的“9·13”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0 次 更新时间:2013-12-08 15: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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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  

    

   “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用这样几个词勾勒了曾经红极一时的林彪的最后结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温都尔汗”,蒙古境内一个本不为人知的地名,却成了中国一段特殊历史事件的见证。孙一先,原任驻蒙古共和国使馆二等秘书,当年中方到达坠机现场勘察的4人之一,1973年结束蒙古使馆的8年任期后,又被委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眼看着国内关于“9·13”事件,近几年不断有各种扑朔迷离的说法,孙一先说:“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我有责任讲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紧急约见

   1971年9月14日一大早,刚吃过饭还没到上班时间,使馆值班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蒙古方面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在8点30分要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外交约见”并不常见,而且一般至少留出半天到一天的时间,今天的约见这样急促,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时也很少见。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刚刚到任25天——“文革”开始后,被看成是“当权派”的驻外大使要轮流回国参加运动。原任驻蒙古大使是张爱萍将军的弟弟张灿明,1966年底回国后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再也没出去过,“大使”这一位置一直空缺,其中我还当了两年临时代办;中蒙之间受当时恶化的中苏关系影响,蒙古也撤回了他们的大使。直到1971年关系有所缓和,两国又重新互派大使。原来在刚果使馆任政务参赞的许文益8月20日才刚刚走马上任,弥补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5年的空缺。

   刚一上任便遇到这种紧急约见,摸不清底细的许大使马上召集外交官开会。那时候中苏曾经发生了两次边境冲突,中蒙边境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苏联部队已推进到中蒙边境线附近,因此大家的第一反应大多认为边境出了事。但也没有多长的讨论时间,8点20分,许大使和翻译匆匆登车而去。

   许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呆了40多分钟后匆匆赶回,又召集我们紧急开会通报:9月13日凌晨两点左右(注:后确认时间为2点25分),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的纵深坠毁,机上9人,包括一名妇女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国方面给予解释。

   一听完这个情况,大家立即议论起来。出事的地方在贝尔赫矿区,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而离中蒙边界至少有350公里。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怎么会跑到这里呢?有人说,可能是东北飞机进关时迷失了航向、误入蒙古境内;有人猜测是美国或台湾地区的侦察机涂了中国大陆军用机的标志,来蒙古侦察,挑拨中蒙关系,进而挑动中苏战争。但我想,哪儿有坐9个人的侦察机呢?说了半天也没理出头绪,最后决定一方面尽快向国内报告,一方面向蒙方提出让我带两个翻译去勘察现场。

   当时的条件下,把这样一个消息传回国内,却是费尽周折,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有些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

   中蒙之间并未互设电台,通讯要靠当地的电报电话局,两国关系恶化后,这条线路疏于维修,故障频出,平时一份特急电报也要4个小时才能发到国内。不料这会儿又赶上故障,对方告知,电报要通过莫斯科中转,不能确认何时发到北京。

   中蒙苏友好时期,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开通了一条专用电话线,供三国领导人和使馆工作人员通话使用。1965年我到使馆时这条热线还在用,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封停了这条热线。紧急关头,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已经中断了两年的热线。外交上有一句老话叫“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许大使当时的举动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翻译小刘很快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站,说有急事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对方却先是推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后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坏了,“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们最后又想出一个办法:让翻译到乌兰巴托的电话局打国际长途电话直接找中国外交部。那时候服务效率低、通知质量差,小刘用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直着嗓子吆喝,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后,已是9月14日中午12点20分,坠机已发生了整整34个小时。

   因为这个教训,两国关系正常后,使馆专门架设了电台,和国内的联系才畅通无阻。如果那时候通讯条件有现在的一半好,如果国内及时得到尸体没有完全摔毁的信息,我推测会要求把他们拉回来的。

   温都尔汗的中国飞机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13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但给国内的电报发过去还没回电,我们就一再拖,说还没准备好。直到晚上18点多,终于接到了电报:对“误入”表示“遗憾”,并要求许大使亲自带队勘察现场。

   发给我们的这份电报,对死者身份只字未提。我后来才知道,那天这份电报直接送到了姬鹏飞手里,他看了电报后说了句:“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电报又被紧急送到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和毛泽东[1]那里。周恩来后来交待,所有得知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

   在乌兰巴托的我们当然不知道那时的形势已是那般复杂。接到国内指示后,9月15号一早,我们立即跟蒙古方面联系,要求尽快去现场;但奇怪的是,这一次是他们开始找各种理由拖延,理由是温都尔汗地区气候不好,飞机无法降落,其实蒙古9月的天气是湛蓝湛蓝的。蒙方态度的变化让我们当时非常困惑。

   9月15日14点15分,我与许大使以及沈庆沂、王中远两位翻译一起坐蒙方提供的伊尔14专机,去现场察看。上飞机一看,除了中方4人之外,后面坐满了蒙古方面的人员,为首的是边防总局参谋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下面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小组以及航空专家、通讯社记者。我这才明白蒙方为何一再推延动身时间,原来是组织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班子。

   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整整飞了一小时。温都尔汗是肯特省的省会——肯特省是成吉思汗的故乡,是蒙古东部的一个大省,但蒙古是地广人稀的国家,60%的人口又集中于乌兰巴托,所以温都尔汗并不是很大,城市里稀稀落落的平房,最多是二层小楼。机场也是一个很小的简易机场,用红黏土反复压实后的土制跑道,也没有塔台,只有几部电台车。

   坠机现场离温都尔汗机场还有70公里,为了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现场,我们立即换乘汽车继续赶路。一段比较平坦的河边公路后,又走了一段颠得很厉害的丘陵路,最后拐进一条草丛小道。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轧得枯草吱吱作响。

   我的视线右前方是一片向上的缓坡,蒙方司机说:到现场了!汽车就从慢坡往上爬,逐渐看到了坡顶上黑糊糊一大块烧焦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四周站岗。汽车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

   在蒙古草原秋日的夕阳下,飞机尾巴上那喷涂的五星红旗和“256”机号标志异常醒目,一看到它们,我立即打消了最初是美国或台湾地区伪装中国大陆飞机的怀疑——这是一架中国飞机,这一点毫无疑问。

   坠机现场是丘陵中的一块盆地,盆地中间的一大块草地全部被烧焦,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我和翻译小沈边走边拍照,飞机碎片也由少到多。走着走着,看到地下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英文单词“NOTE”,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型)。三叉戟E型飞机是中国60年代末从巴基斯坦引进的喷气式民航飞机,那时我不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机。我看了一下现场被烧焦的座椅架,数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断定,它是一架专机。

   再往前800米,看到了尸体和飞机头。飞机头已烧得面目全非,旁边有一段断翼,机翼上面有一个40厘米的大洞。我在现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尸体的察看和拍照取证。那时天已经凉了,又近傍晚,冷风一吹,觉得心情特别凄凉。起初都盖着白布,9个人分成三堆,第一堆是3个人,第二堆是4个人,第三堆是两个人。一般的飞机失事,尸体都比较零碎,但这几个都比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号尸体(注:林彪汽车司机杨振刚)的衣服里面还发现一本《毛主席语录》,那个8号女尸体(注:叶群),面孔特别安详,像是在睡觉,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我当时想,这位女同志应该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务员,不过,“服务员”的年龄看起来似乎有些偏大,难道因为这是架专机?

   蒙古方面的领事司司长一到现场便对许大使说:死难者的东西我们已收集在一起,你们现在只看不取,回乌兰巴托后我们一起移交。许大使答应了,但后来因为发生了争论,这些物品最终没有移交,现在想起来是个遗憾。

   死难者的东西都堆在飞机的食品柜附近,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七支手枪和两把微型冲锋枪,40多发子弹——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坚持认为是中国军用飞机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尸体上的皮夹克虽然外边被烧得残破,但打开一看里面是军装。

   我和翻译王中远一起翻看这堆杂物时,除了一本《法兰西内战》和一些杂物外,还在一个塑料夹中发现了空军大院的出入证,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还推想是机组一名成员。一个月后,直到林彪事件公布后,小王才告诉我,他当时就想,不会是林副统帅的儿子吧?因为小王毕业自北大外语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学生,“文革”后辍学离开了北大,但在那时候,林彪的声望正如日中天,谁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着没敢说。我后来想,如果那时得到国内一点点这方面的暗示,我们可能在清查现场物品时多留一点心眼,当然,这只是假设。

   “军”“民”之争

   总的来说,在现场勘察中,蒙方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好。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心理:这架飞机毕竟是在蒙古境内坠毁的,他们也担心我们说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对勘察一直很配合。

   中方要求对尸体进行火葬,但蒙方表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我们最后同意土葬。蒙古人的风俗是,墓地要选一个能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为此,蒙方领事司司长特地走了一公里多,在西边的山坡上找了一块居高临下之处。

   一个班的蒙古士兵被调来挖坑。那时晚上已经很冷了,仍穿着夏装的士兵们冻得瑟瑟发抖。我把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特别高兴,又抖擞精神连夜干活。第二天中午,9具尸体放入棺材下葬。其中9号尸体(注:飞机驾驶员潘景寅)太大而棺材太小,棺材盖子没盖上,结果把胳膊什么的就弄折了,咯吱咯吱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提议把机尾上被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放在坟顶上作标志,因为那时一直以为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而失事,所以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死还站成一排,一起向死难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以示致哀。

   其实在我们中方人员到达坠机现场前,苏联方面已经去过两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的现场;次日上午,苏联军事航空专家特地从赤塔坐直升机,再一次去了现场。三叉戟是我们通过巴基斯坦进口的英国飞机,它的发动机是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体积小,动力大,对苏联来说比较陌生,于是他们拆走了发动机,机尾上的一个黑匣子也被拆下带走。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身在现场的我们,都完全没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苏联人的注意力在机械上面,而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飞机坠毁的原因上。来现场之前,许大使也让我重点研究这一方面。那时双方军事对峙仍很严重。苏、蒙军队在边境线来回调动,进行战备演习。我是军人出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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