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峻:“新左派”及其责任承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7 次 更新时间:2011-09-15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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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峻  

戴锦华在2010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1995年至1997年,当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分化,‘新左派’是一个十足的‘脏字’,说你是‘新左派’,是将你污名化的有效手段。

的确,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新左派”一度被误解,因为由于“文革”记忆,新时期以来,“左”总是不好的;但是,历史淘洗的功能是强大的,现实最能说服人,经过十几年的思想论辩和社会实践,“新左派”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认可,认同。现在看来,“新左派”这个称谓,已经从原来的一个具有贬义性质的词语,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具有特定内涵和价值判断的专属名词。

中国的“新左派”来自何方?西方输入?亦或是从天而降?

任何一种新的理论思潮的兴起,都不是某些理论家头脑灵光一闪的产物,而是社会现实的风云激荡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会产生“新左派”,那个时候只有改革派和保守派,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改革派,重拾“五四”启蒙传统,崇尚个性解放,倾心改革开放。而保守派则固守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理念,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的传统观念。整个80年代,改革派占据了思想制高点,青年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意气风发、志气昂扬的改革派。但是到了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全民皆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资本神话如日中天,市场法则无孔不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三农问题,这些问题只依靠市场和资本无法解决,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恰恰是市场与资本逐利本性所造成的。

90年代中后期,倾向于改革开放的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质疑资本神话,怀疑市场万能,反思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比如反思现代性,反思自由民主的有限性等等,这就是被称为“新左派”思潮的兴起。中国“新左派”的产生固然有国际背景,其思想资源取自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以及各种最新的批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但面对的问题却是中国真真切切的现实问题。所以,中国的“新左派”一经出现,便产生强烈的社会共鸣,尤其受到一些年轻学人的热烈响应,当然也引起思想界持续不断的争议,乃至攻击。

其实,中国“新左派”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都有各自的代表性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在不断扩大,其理论主张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尽管如此,他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却是一致的,比如,“新左派”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关注社会公平,反对市场效率和资本逻辑带来的各种不公,他们还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国家体制来保障穷人的利益,警惕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等等。

大致而言,“新左派”的理论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91年到1997年为“新左派”的形成期,这个阶段主要围绕破除市场神话,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制,以制约过度市场化带来贫富分化问题来展开的,代表文献是王绍光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1997年至2003年是“新左派”的稳步发展期,以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为标志,“新左派”理论日渐成熟,“反思现代性”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理论收获。2003年至今,以乌有之乡网站建立和《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的出版为标志,“新左派”进入成熟期。这个时期的“新左派”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更强,许多学者从书斋走向广阔的社会,关注更加具体和现实的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是“新左派”的影响更加广泛,向下不断拓展群众基础,受到民众的拥护;向上对国家公共政策施加积极的影响,受到高层的重视。

所以,中国“新左派”不是食洋不化逞才使气的一帮论客,而是接中国地气的、“为中国好”的、有抱负有情怀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新左派”学者们自觉地把学理性的知识投放到社会现实生活中,研究真问题,关注新课题,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1999年,他们在《读书》杂志上讨论“三农”问题,在知识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时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全民共识,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两年后,“三农”问题进入全国人大议事日程。2005年,物权法即将出台之际,“新左派”学者、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巩献田利用网络写信,公开指责物权法违反宪法,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巩献田认为,该草案会“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更大的悬殊和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尖锐对立”。巩献田的信在法律界引起了巨大争议,最终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讨论。而立法的过程被延迟了。显然,决策层意识到了这种呼吁的价值所在,一旦立法不慎,必然造成巨大的贫富悬殊,带来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风险,他们必须考虑“新左派”的看法和建议。

事实上,“新左派”关于对“发展主义”的不断批评,对底层民众、社会正义、贫富不均和福利问题的持续关注,为中央“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提供了某些思想基础和讨论平台,起码从社情民意的表达方面打开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新左派”发起的一些重要讨论,不仅影响了中国当代思想发展的历程,也对中国政治方向施加了某种重要影响。

“新左派”并非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团体,他们有各自的专业背景,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在认识上也不尽统一,但是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他们的人格底色和责任承担。

黄纪苏出生于学术世家,曾留学海外,他完全可以像其它人那样,一心一意侍弄“专业”,在小圈子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他却选择了“戏剧”,殚精竭虑,苦哈哈地奔波游走,表达的就是一种忧患,一种承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三部大戏,红遍大江南北,他从没有骄矜自喜,而是低调地走出公共视线,因为他思考的重点不是成功,不是荣誉,而是如何为中国,为民众提供更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

作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韩毓海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腾出更多精力参与社会实践。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近些年他跑了全国很多地方,写成了《天下:江山走笔》这样大气磅礴的著述。他到山西省,为基层干部讲山西的历史,讲赵树理,讲上党梆子,讲山西光荣的历史,他的《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一部胸怀天下的大书,一扫文人雅士的腐儒之气,想落天外,振聋发聩,难怪被山西省委规定为山西干部必读书之一。

汪晖被称为“新左派”的领军人物,聚光灯下,难免招讼,但争议和冷箭并未阻挠勇士的征程,因为志存高远的行者不会羁绊于荒草荆棘之中。汪晖是读鲁迅的书成长起来的学人,他懂得在中国如何面对非难和困厄,也充分领会如何在围剿中作战的那份从容和智慧,因为他心中燃着一团火。汪晖博闻强识,敏而好学,他的知识视野是宽广的,是国际性的,但是他研究的问题却当下的、中国的真问题。来源: 《传记文学》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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