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民国47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22 次 更新时间:2011-09-05 20: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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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进入专栏)  

  

  编按:胡适之先生在民国四十七年五四纪念日,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为题对大众发表演说。演讲中指出他自己没有参与狭义的五四运动,但对广义的五四运动(也就是胡先生所说的文艺复兴运动)却有深入的阐发。演讲的前段,胡先生率直地指出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文艺政策」。

  

  

  诸位朋友:我今天能够参加文艺协会成立八周年的纪念大会,真值得高兴。今天正巧是五四纪念日,纪念三十九年前的五四;各位先生也许听到我昨天在中国广播公司对大陆上的广播,讲到五四是什么?

  

  在那个广播里面,我特别讲到五四——狭义的五四,狭义的五四是一个纯粹的青年人的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那是国家受压迫,国家很危险的一个时期,青年爱国心的一个自动表示,毫无一种操纵的力量。今天早上,我在北京大学的五四的纪念会上,我曾讲到,我说那一天,胡适并没有参加。那一天——五四爆发的时候,我个人在上海,住在蒋梦麟先生的家里,完全不知道五四的发生。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上海各报没有北京的专电。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上海的报纸,平日没有北京专电,就不能出报。我正在惊异的时候,听见有人打门,开开门,进来几位上海的记者。那个时候的报馆主笔,有张东荪先生,有俞仲华先生。《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才告诉我们昨天北平的新闻(那时候叫北京)。所以我是完全没有参加五四这个事件的。等到我回去,蔡先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已经离开了北京。那时候,五四已成了全国性的运动,成了一个不但是北京学生的运动,而是全国响应的运动,不但全国学生响应,甚至于工会、商会、教育会以及各种的法团、各种的公共团体,都参加这个运动。可是我没有参加。我是的确不负领导五四责任的;说是我领导的五四,是没有根据的。刚才看见会里发给我这些读物的里面,《笔滙》里有一篇文章,讲到我那个时候不在北平,我现在可以证明,这的确是事实。

  

  那么,三十几年前的五四,与文艺有什么关系?今天上午我也谈到,我说我们在北京大学的一般教授们,在四十年前——四十多年前,提倡一种所谓中国文艺复兴的运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辞,有人叫做「文学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想运动」,也叫做「新思潮运动」。不过我个人倒希望,在历史上——把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叫它做「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多年来在国外有人请我讲演,提起这个四十年前所发生的运动,我总是用Chinese Renaissance这个名词(中国文艺复兴运动)。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再生,等于一个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更生运动再生运动,在西洋历史上,叫做文艺复兴运动。五四的前一年(五四是民国八年),在民国七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一般学生,一般高材学生,已经成熟的学生,里面有傅斯年先生,有罗家伦先生,有顾颉刚先生,还有很大的一羣——也不能说是很大的一羣,只可以说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那一般学生,——他们响应他们的先生们——北京大学一般教授们,已经提倡了几年的新文艺新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文艺革命、思想革命。他们办了一个杂志,那个杂志我今天早上已经说明白,我说我们在学生办的刊物当中,《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在这个大学的学生刊物当中,在那个时候世界学生刊物当中,都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刊物。他们那个刊物,中文名字叫做《新潮》,当时他们请我做一名顾问,要我参加他们定名字的会议——定一外国的英文名,印在《新潮》封面上。他们商量结果,决定采用一个不只限于「新潮」两个字义的字,他们用了个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复活、再生、更生。在历史上,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名字。他们这般年青——北京大学最成熟的青年们,在他们看起来,他们的先生们,对于这个运动已经提倡了一两年时间了,他们认为这和欧洲在中古时期过去以后,近代时期还未开始,在那个过渡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相同的。所以他们用这个Renaissance做他们杂志的名字。四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当时北京大学一般学生的看法,是对的。

  

  我这几年来,对外讲到这件事,认为这个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前年,在我大病之前,在加州加里佛尼亚大学教了五个月的书;在那个时候,加里佛尼亚大学请我做十次公开的讲演(用英文做十次公开的讲演)。他们要一个题目:近千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从西历纪元一千年到现在,将近一千年,从北宋开始到现在,这个九百多年,广义的可以叫做文艺复兴。一次文艺复兴又遭遇到一种旁的势力的挫折,又消灭了,又一次文艺复兴,又消灭了。所以我们这个四十年前所提倡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不过是这个一千年当中,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当中,一个潮流、一部分、一个时代、一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小时代。

  

  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叫他再生?为什么叫做革命?别的不说,比方白话文,我在四五年前,文艺协会的朋友们欢迎我的时候,我讲到好像是几个偶然的事件,在一块儿爆发的。今天呢,我从历史的立场说:不完全是偶然的。在个人的历史上,这件事本身的方面有许多是偶然的,我在四五年前在本会讲的,就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不过广义的看,不是完全偶然的。比方讲白话,不是胡适之创出来的呀!不是陈独秀胡适之创出来的呀!白话是什么?是我们老祖宗的话,是我们活的语言,人人说的话,你们说的话,我们说的话,大家说的话,我们做小孩子时都说的话。这是老祖宗多少年,几千年慢慢的演变的话:从北方区域慢慢的推广出去,不但整个北方、中原之地说白话,而且扩充到整个长江。从镇江开始往西一直到四川,整个都是国语区域。从南京往北一直到东三省,整个东北,都是官话的区域。一直到西北都是白话的区域。从南京到西都是白话区域。你们诸位若坐沪宁路(从南京到上海这条铁路)都记得,有个火车站叫丹阳,到了丹阳这个车站呢?这个车站的东边,说苏州话(吴语),丹阳这个车站西面是说官话(南京话、镇江话),丹阳这个车站是「吴头楚尾」。自这里开始,东去就是讲苏州话,说吴语;丹阳往西就是楚语,所谓长江的官话。从那个地方到安徽(我是安徽人,我不是安徽的国语区域,是安徽极南部徽州人,我们说的话是很难懂,一出门几里话就不同),安庆人、怀宁人、合肥人,他们总说他们的话是天下最普通的话。从前北平市市长何其巩先生(他是桐城人),总是对我讲:「适之呀,我桐〔ㄊㄥˊ〕城的话,是天下最普通〔ㄊㄣˊ〕的话。」我说:「你这句话里面就有两个字最不『普通』,这个桐城就不叫『桐』〔ㄊㄥˊ〕城,这个普通就不叫普『通』〔ㄊㄣˊ〕!」但是我们安徽人总觉得我们安徽的话,是天下最普通的话。再上去到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北部,这都是官话区。这些官话就是我们的基础,所谓国语文学,白话文学,就是拿这么大的地区做基础。从极东北的哈尔滨划一根直线一直到昆明,这个直线四千多英里长,在这四千多英里的直线上,每一个人,他总觉得他没有改话的需要,个个人总说他的话是天下最普通的话。这就是国语,这就是我们的资本。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文学基础,就是国语文学,白话文学的基础。这并不是我们造出来的。是老祖宗几千年给我们留的这一点资本。第二,这是语言的基础,语言是我们的资本,国语是我们的资本,这一个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区域,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所说的话,是我们语言的基础。不是我们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文艺复兴是我们祖宗有了这个资本,到这个时候给我们来用,由我们来复兴它。

  

  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两个趋势,可以说是双重的演变,双重的进化,双重的文学,两条路子。一个是上层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上层文学呢?可以说是贵族的文学,文人的文学,私人的文学,贵族的朝廷上的文学。大部分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毫无价值的死文学,模仿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了的文学,没有生气的文学,这是上层的文学。但是,同时在这一千年当中,无论那个时代:汉朝、三国、六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到现在,有一个所谓下层的文艺。下层文艺是什么呢?是老百姓的文学。是活的文艺,是用白话写的文艺,人人可以懂,人人可以说的文艺。这很简单:一个母亲抱了个小孩子,小孩哭了不肯睡觉,这个妈妈要叫小孩睡觉,便唱个儿歌给小孩听。她没有法子说是到第一中学去上几年课,等到中学毕业再到台湾大学去上几年课,等到毕业把国文学好了,再来唱这只儿歌,这个小孩子等不得,小孩子要哭呀!她也不能等八年或十年等到学会古文再来唱个儿歌给孩子听,这孩子要恼了。结果呢?那个母亲,就在哼哼哼一个儿歌,给孩子听。她哼的这个儿歌呢?她用的语言,就是活的语言,孩子也可以听得懂,她也可以听得懂。还有我们在西南常看见的一对痴男怨女,彼此调情,对唱一个情歌,这个山头上有一个姑娘,那个山头上有一位年轻男子,他们要唱歌,要用情歌来和答,他们就不能说:「喂!小姑娘,请你小姐等一等,我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读了国文系毕业之后,我再来给你唱个情歌,你等四年吧!」绝对等不得!等不得!所以他们的歌,母亲哼的儿歌,痴男怨女唱的情歌或者怨歌,都是活的语言。还有,在当初的时候,许多地方,都市里或者乡下,戏台上唱戏的,戏台下面讲故事的;或者庙会里面的,说故事的,唱故事的,说书的,说评话的,他们讲故事,他们说故事,弹词种种,……他们不能说:「你们等一等,我到大学里面上几年课,再来跟你唱戏、说书、讲故事。」这不行的,而且他们学了之后,说的故事他们也就听不懂了。所以他们讲的是老百姓最爱听的话,听得懂的话,人人都懂的话;而且大家听了会笑,小孩子也听了会笑。这种故事,这种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今古奇观,现在所印出来的《三言两拍》。其中有许多所谓五百年前,一千年前,在北宋,也许还是唐朝留下来的故事,流传到现在。长的故事,所谓《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这些故事,先就是老百姓里面讲故事的人流传下来的,到了后来,写定了,才有头等的作家,再把它改善,把它修改。无数的人,无数的无名作家,你改一笔,他改一笔,你改几笔,他改几笔,这样子越来越好,到今天有所谓《水浒传》,有所谓《西游记》,有所谓《隋唐演义》定本,《水浒传》的定本。这些,并不是我们在四十年前替他定出来的,而是几百年,尤其最近这五百年,甚至上到宋朝,北宋到南宋,到元朝,经过差不多一千年,七八百多年流传下来的。那些话本、弹词、戏曲,是由老百姓唱的情歌、情诗、儿歌这些东西变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基础。在文学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文艺复兴。

  

  我们老祖宗已经做的事体我们拿来提倡,我们学他们的样子,我们来发扬光大。我们从前以为这是老百姓的东西,士大夫看不起。我们当初的大学教授们号称为学者,都是从古文里面打了跟斗出来,从古文里面洗了澡出来。在古文里面,无论是古文,无论是古诗都站得住了,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地位了,我们愿意解放这一种古诗古文,我们愿意采用老百姓活的文字,这是我们所谓的革命;也可以说不是革命,其实还是文艺复兴。我们的资本——这个语言的资本,是我们的几万万人说的语言,是我们的文学的资本,文学的范本,文学的基础;几百年来,一千年来,老百姓改来改去,从无数的无名作家,随时改来改去,越改越好,这些名着、这些伟大的小说做了我们的资本。所以说文艺复兴,正是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的材料,给我们的基础。

  

  不过在当时我们也有一点贡献,我们都是私人、个人,都没有钱,都没有权,也没有力量,我们怎么可以提倡一种东西?假如我们要提倡一个东西,必须要设一百万个学堂,或者十万个学堂,来训练白话的作家,那就不行啦。至少要设二十个极大的书店和印刷厂,拿出几万万银元来印这些新的着作,那也办不到。我们当初假使必须要一个政府的大规模的力量,那我们也做不到。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是私人、个人、无权、无势、无钱的作家。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口号,叫「写白话」。「写白话」,也就是用白话作文学。再说的详细一点,可以用五个字,叫做「汉字写白话」。拿汉字来写白话,这是我们从经验中得来。我刚才说过,我是安徽人,生长在徽州方言的区域里面,从小没出过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已认得了几千字了,在小孩子算是个聪明人,诸位看过我的《四十自述》就晓得我小的时候的情形),有一天,大概先生出去了,我在屋里面,看见一只木箱子,是美孚煤油公司的煤油箱子,我叔叔用它来做字纸篓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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