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尊严的哲学论证，其能力路径形成三种互构互补的进路：“功能能力论”借宇宙的中介功能确立尊严，“自塑能力论”以“无定形存在”的开放性赋予人类特殊地位，“自由能力论”则将尊严锚定于自由意志与道德理性的实践统一。这三者逐级推进了尊严观念的世俗化转向，冲击了神学等级秩序，既弱化了超验权威对人类价值的绝对统摄，也开启了主体性尊严的研究。尽管以能力论证尊严的逻辑，使尊严沦为需验证的成就属性，而非每个个体作为人的存在应天然地平等拥有的基本权利，并且可能在理论上忽视对“失能者”合法权益的维护，但其对于尊严理念的早期建构凸显了人在宇宙中的独特性，为后世理解人的权利与尊严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人的尊严；能力；功能；自塑；自由
在当代哲学讨论中，“人的尊严”问题成为伦理与政治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点，无论是生命伦理的边界划定、全球正义的原则建构还是技术伦理的风险评估，人类所有核心价值的形成与发展皆以其为重要遵循。对人的尊严问题的系统探讨本质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革命：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首次将尊严论证的根基从超验启示转向人性能力、从等级秩序转向主体自决，由此为现代尊严观念奠定了哲学起点。15世纪欧洲哲学的核心是对人的尊严及其高贵性的思考，以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通过以功能、自塑、自由为主的“能力”框架，挑战了中世纪“存在巨链”中“尊严源于超验秩序预设”的传统叙事，在理论层面促成了近代尊严观从神学依附向主体自决的范式转型。然而，因原始文献语际障碍与研究视角所限，汉语学界对这一时期尊严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思想史意义尚缺乏系统探究。本文通过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尊严观的三重能力路径的文本分析与理论重构，旨在揭示这一时期如何通过对人性的发掘与能动性诠释实现尊严研究范式的转型，以深化对现代尊严理论历史演进的理解。
一、基于“功能—能力”的尊严推导理路：一种宇宙中介论范式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聚焦于人的存在意义的讨论，尤为关注人在宇宙秩序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性，并将这种功能性视为阐释人的独特地位与至高尊严的关键切入点。他们从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双重维度审视人的功能—能力，通过深入考察这种根植于宇宙结构的独特属性，构建起关于人的功能性价值与崇高尊严的理论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现实主张。在这一思想潮流中，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便是典型代表。作为15世纪欧洲思想界的关键人物，其哲学体系建构于“人是宇宙枢纽”的功能性存在基础之上。费奇诺从未直接断言人的卓越，在其著作中，他始终以宇宙秩序为论证语境，将人的存在置于天体运行与万物关联的网络中考察。他拒绝以神学教条预设人的价值，而是通过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具体功能表现，逐步论证了人类的尊严地位。
以柏拉图的宇宙论为思想根基，费奇诺对其进行了极具创造性的改造。不同于柏拉图以垂直静态结构构建宇宙秩序（视理念为至高静止本体），费奇诺更关注宇宙的现实生命性，指出其绝非僵化的理念投射，而是充满活力的动态整体。为解释这种现实生命性的实现机制，费奇诺还将宇宙分为主要的五个层级，即神（或太一）→天使心智→理性灵魂→质性→物体。在这五个层级由高到低的排序中，精神性越来越稀薄，质料性则逐渐递增。然而，如果宇宙只是单纯具有精神性，最终只能以潜能的、抽象的形式存在；反之，若宇宙被过度的物质性填满，又必然丧失其作为存在的意义与灵动特质。费奇诺由此断言，必定存在某种兼具精神性与能动性的“中介”实体，作为沟通神圣领域与物质世界的桥梁，宇宙才能和谐运转。这一中介实体，被费奇诺称为“宇宙灵魂”。正是“最初可动”的“灵魂”及其所具有的“稳定且永恒”的“使动”能力，让宇宙万物在运动中得以彼此关联并构成整体。费奇诺未将宇宙层级设置为偶数，而是刻意以奇数形式营造出一个自上而下具有强关联性的“中间”位置，最终他选择了数字“五”。宇宙灵魂正好占据着五重层级结构中的第三级，具有中介和沟通作用，并将其他层级系统地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如果宇宙灵魂不在位或者不发挥统摄作用，即使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将陷入混沌无序的状态——星辰会偏离既定的轨道、自然法则将丧失其连贯性、生命体的生长秩序亦会瓦解、整个宇宙将沦为一堆缺乏内在关联的碎片，无法呈现出和谐统一的完美图景。
费奇诺对宇宙灵魂重要性的阐释，是为引出人在宇宙中的卓越地位埋下理论伏笔。他常将宇宙灵魂称作理性灵魂，而理性灵魂只能与人结合，因为理性为人所独有。因此，“灵魂”即“人”，人指向某种恒常之物。费奇诺并未直接赋予人尊贵地位，而是从功能性视角承认人的价值：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尊严并非来自神的直接赋予，而是源于其作为宇宙理性灵魂所拥有的独特功能。
首先，人作为理性灵魂的承载者，是万物之“桥梁”和“纽带”。其功能性具体表现为人作为宇宙中介枢纽的维系能力。在费奇诺看来，如果没有人的存在，宇宙就将布满裂缝和空洞。在其中，有形与无形、精神与物质将各自存在，无法实现真正的有机结合。如果理性灵魂（人）不在位，存在链条就将断裂为永恒静止或无序流变的两极。费奇诺认为，人是宇宙的“中项”，尽管人不具有与神等同的“至高位置”，但拥有“中心位置”，是世界万物的“连接符”。没有人（理性灵魂）的存在，宇宙各处都将是塌陷的。人由此成为“类似神”而非“等同神”的存在，尽管并不具备神的至高权能，却因具有不可或缺的中介功能而直接象征了神本身。
其次，人不只依托“中项”位置，作为世界的“楔子”而单纯发挥物理连接功能，还以爱赋予的“黏合”功能激发并串联起事物的相互意义。费奇诺在《论爱：或柏拉图式会饮》（Sopra lo Amore Ovvero Convito di Platone）一书中，强调爱在宇宙中的存在与功能至关重要。因为“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光是整个宇宙的统一基础，而在普遍的目的论过程的层面上，爱是连接整体的力量”。尽管爱表面上是由神生产的，但其实施需要凭借人，甚至只能由人来具体推动完成。人是宇宙中最理解爱且坚持去爱一切的存在。因为爱，事物之间才具有亲和性，每个事物才找到意义并完成自身，持续走向与他者的紧密联系之中。总之，人需具备特殊能力以发挥黏性功能，让万物成为彼此的他者，互相生产意义，由此彰显其存在的独特的尊严价值。
最后，人还具备一项特殊的功能—能力，除了主动维系与推动万物的关联，更能通过对神性道德的主动追求实现存在论层面的自我完善。这种能力的本质是功能性实践的道德表达——人对神性秩序的先验向往驱动其自觉省察内在的神性道德潜能，通过反思善恶标准、践行友爱正义等伦理行动，将道德禀赋转化为维系宇宙秩序的现实功能，形成“禀赋觉知—实践转化—功能实现”的完整链条。费奇诺在《柏拉图神学》中强调“人是万物中唯一像崇拜神一样崇拜自身的存在”。人凭借高度的自觉能力，通过良知追求实现对神圣道德的直觉性认知。这种能力使人类得以超越被动遵循本能的动物界，在持续的道德进阶中趋向至高完善之境，最终确证其异于万物的尊严根基。
在关于人的功能—能力的论述中，费奇诺尽管鲜少直接使用“人的尊严”这一表述，却频以“卓越”“伟大”“奇迹”等词汇形容人的“至高性”，其著作的核心关切始终围绕这一命题展开。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倾注全部理论力量论证人的至高尊严，其基于宇宙功能—能力的尊严论证路径，展现出三个方面的突出的理论逻辑和优势。一是从宇宙论结构中的功能—能力维度阐释人的尊严，认为理性灵魂凭借连接神圣理智与物质世界的“中枢”能力，进而凸显了人在宇宙万物间的核心价值：万物必须“穿过”人、“经受”人的精神或物质实践作用，才能进入自身的目的轨道而实现宇宙价值。由此，人作为宇宙中介的独特功能，使其高于万物的尊严价值获得了存在论层面的必然性确证。二是指出人凭借自身能力推动宇宙整体运转，由此奠定了人类作为“宇宙核心”的特殊尊严地位。三是功能—能力决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不可替代性：唯有人类发挥实际功能，宇宙才能从混沌潜能转为现实秩序，这种使宇宙现实化的独特能力，让人的尊严超越伦理价值层面，成为宇宙论意义上的必然要求。
当然，费奇诺以人的能力为核心的功能主义尊严论证模式虽然具有思想史的突破意义，却仍存在逻辑困境——将尊严锚定于宇宙—功能，易使人的价值被视为宇宙体系衍生的能力属性，而非作为自由主体的能力存在。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双重局限：一方面，尊严的功能论证路径易把尊严异化为“关系性能力成就”——当理性灵魂的尊严被奠基在宇宙中介功能时，人的能力价值最终沦为神圣目的的实现工具；另一方面，这种宇宙目的论框架压制了自由意志能力——即便强调人对自身完善的主动追求能力，却将灵魂运动轨迹强行纳入天体理智的预定轨道，使自由能力沦为系统内的调节工具，最终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形成根本冲突。由此，直接将费奇诺哲学的现代性归因于其对人性尊严的崇高体认，遭到了学界的普遍异议。
二、以“自塑能力”为切入点：从潜能到尊严的逻辑推导路径
除费奇诺等人从宇宙的功能—能力入手证明人的卓越尊严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还并行着另一种极具影响力的论证路径，即从人的内在“自塑能力”切入阐释人的尊严价值。这种思路认为，人之所以拥有独特尊严，核心在于人具备主动且具有目的导向的自我塑造能力：个体能够自主构建人格、塑造样貌、选择身份、确立生活追求并实现个体价值，这种对自我存在的创造性掌控，真正彰显了人超越万物的独特地位。在持此观点的众多思想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正是他将这一思路推向了理论高峰，也将15世纪欧洲关于人的尊严问题的讨论推向了思想顶峰。
在《论人的尊严》（De Hominis Dignitate）一书的开篇，皮科便以援引古代经典的方式赞叹人的卓越性：“据阿拉伯古籍记载，当萨拉逊人阿卜杜拉被问及世界上最令他惊叹的事物时，他回答说：‘没有什么比人更令人惊叹的了’，著名的墨丘利箴言也与此观点不谋而合：‘阿斯科勒庇俄斯啊，人是伟大的奇迹（miraculum est homo）’，是值得崇敬与尊崇的生灵。他几乎跻身神的本性，仿佛自身即为神明！”然而，当皮科系统分析文艺复兴时期诸种尊严论证范式时，便敏锐察觉到以费奇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路径存在的论证错位。他说：“在深思这些言论的意涵时，那些被多方援引、关于人类本性之卓越的论据——诸如：人是受造物之间的中介，与上界生灵同源，为下界万物的主宰；是静止永恒与流逝时光的交界，更是世界的纽带……皆未能令我信服。这些理由固然极为重要，却非根本所在——换言之，人并非借此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被赞叹的特权。”
在皮科看来，当尊严依附于“中介”“纽带”等外在功能时，人便始终处于宇宙秩序的工具性位置。因此，他决心从“功能—能力”路径中彻底挣脱出来，将人看成一个“多余的无定者”，认为人只是创世的“遗落—补充”。由此出发，人不再发挥宇宙的功能连接作用，而是直接以“赞叹者”的身份存在。人的赞叹从根本上并非在发挥一种功能效用——赞叹不是一项任务，也不是为了什么，甚至可以以沉默（非赞叹）的形式获得体现。由此，皮科将“人”的诞生描绘为超验秩序预设外的“美学剩余”，消解掉了人对其他存在物的一切义务。人无须对其他任何存在“有用”，其尊严也不再基于这种“有用性”被谈论。
皮科以这样的方式作为论证起点实际上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无用的赞叹者”的角色安排容易直接将“人”导向真正的平庸。不止如此，他还再次强调了神的“失误”：人不仅不是神在创世之初就预设好的将居于核心地位并统摄宇宙万物的至高受造者，甚至连其地位、功能和禀赋都未被提供。依此论述，人不仅未必“高于”万物，甚至可能在存在论层面“低于”万物——因为其他事物皆具或高或低的属性、禀赋、地位或功能，而人却只占据着“空无”。皮科的这种论证路径，其核心目的恰恰在于主动消解人在存在论层面的任何固定的、被先天规定好的外在功能性，重新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肯定人作为造物的真正特殊性：“如此，你便可按自己的渴望与意志，将所选的居所、形貌与天赋据为己有。其他生灵被赋予明确本性，都受我们所定法则的约束；而你不受任何界限束缚，将按自己的抉择界定本性。”由此，人的尊严便“如同自主而尊贵的雕刻家与塑造者，能够将自己塑造成自身所钟爱的任何模样”。皮科进而使用“形变者”（chamaeleonta）概念来肯定人的自由塑型能力，从而真正赋予人的自我塑造的本体论自由。
由此出发，如果人拥有完全意义上的自我塑造能力，就会成为宇宙中至高的尊严性存在。皮科的突破性论点在于，人类的本质并非预先被决定的，而是通过行动自我塑造的。人作为“主体”，是自由的行动者。人之所以为“全有”，因其能成为“万有”。因此，人作为创造者的根本抉择，构成了“人之尊严”的存在论基础。
此外，在论证人的尊严时，皮科不仅强调人的极端不确定性和潜在可能，更以这种不确定的潜能—能力来论证人的特殊尊严。在他看来，人的尊严始终与他成为自己所意愿之人、选择自身命运的自由能力相联系。人的能力并不首先表现为作为固定功能者影响其他存在的外在功用性，而是体现为“发明自我”的内在能力。人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向外正向地提升万物，而是皈依于对自身潜能性的认同。在此意义上，人的特殊性首先在于他的潜能性，即潜在地成为“将来的自己”的自决能力。这便与所有其他事物只是被规定的存在地位区分显著。由此，皮科重申了赫尔墨斯学派关于“人是一个伟大的奇迹”的说法。
皮科所建构的“自塑能力”论，以其对费奇诺外向“功能—能力”路径的超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中独树一帜，并实现了如下理论突破：其一，将尊严根基锚定于人的自我独立性，扭转了费奇诺等“外在”尊严论证的理论缺陷。他既扬弃了费奇诺对人的独立价值的功能性消解，更通过存在论重构使人回归自身——在哲学层面重新确立了以自我塑造为核心的主体性根基，使人成为可依照意志塑造自我本质的可能性存在。其二，在努力突破外部义务强制后，皮科尝试将尊严从“天赋属性”重新界定为“自由成就”。这一理论转向催生了全新的尊严建构范式：尊严不再是与存在共生的先验设定，而是通过自我塑造实现的内在成长过程，既可能因选择失误受损，亦蕴含着超越既定形态的可能性。加林等文艺复兴研究学者据此指出：皮科的思想颠覆了经院哲学“存在决定行动”的传统公理，提前揭示了“行动决定存在——人之本质不由先在规定，而由自身行动塑造”这一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皮科的创见性贡献，核心在于将人的特殊尊严锚定在超越性与创造性之上：人凭借“自塑能力”突破既定的存在形态，主动赋予生命以意义。这一转向不仅彰显了人文主义对个体价值的高扬，更从根本上重构了尊严的论证逻辑，为近代主体性的觉醒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然而，皮科实现的这一转向在摆脱旧有桎梏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自塑能力”论所展现的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背后实则潜藏着深层悖论。第一，“自塑能力”看似解放了人对外在权威的依附，却在自我内部建构起更为隐蔽的约束机制。自我塑造不再是可选择的发展路径，而是异化为必须完成的“自我义务”——个体被要求持续挖掘潜能、不断超越自我，将“成为更好的自己”作为终身无法卸除的沉重负担。一旦自我塑造被确立为衡量尊严的核心标准，人不仅要时刻处于自我审视与自我改造的紧张状态，更在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中，逐渐剥离了存在的本真根基与非目的性价值。第二，皮科的思想虽然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与尊严，却更侧重人通过“实现潜能”来确证自身价值。这忽视了亚里士多德、阿甘本等所揭示的关于存在的“非潜能”维度，即允许潜能保持未实现状态的可能性。皮科的框架更趋近于一种“强迫性实现”的伦理要求，悄然遮蔽了“不去实现”本身也是一种自由的可能，压缩了人类存在的多元维度。当“自塑能力”被确立为尊严的唯一来源时，自由便异化为存在论层面的无限责任。第三，皮科最终的理论旨归仍是人的宗教性。其自我塑造理论要求个体通过“存在论死亡”的自我扬弃，完成从“人类之城”到“神圣之城”的本体论跨越——这一过程的核心是灵魂对经验自我的主动遗忘。
由上可见，尽管皮科尝试性地将尊严问题的阐释从宇宙论框架向人类学维度偏移，以“自塑能力”突破费奇诺的宇宙功能主义，为尊严观的主体性转向提供了早期理论资源，但其关于“人可通过潜能成为一切”的论述，因缺乏实践理性的具体锚点而停留在抽象可能性层面。
三、从自由意志出发：基于“自由能力”的尊严证成
如上所述，无论是费奇诺开启的外在功能—能力论证路径，还是皮科奠定的内在自塑能力路径，在尊严论证中均具有片面性——前者经常忽略人的主体自主性，后者因缺乏现实支撑而陷入抽象预设。单纯依托人的外在功能或内在自我塑造，皆难以完成对人之尊严的有效确证。当时代亟需一种兼具超越性与现实可行性的尊严论证范式时，洛伦佐·瓦拉以自由意志为逻辑起点并通过现实自由能力展开的论证路径，其理论优势便随之凸显。
瓦拉的思路在于：要论证人在宇宙中拥有独特的尊严地位，首先需证明人是宇宙中少数能够自我决定的特殊存在者——因为若连基本的自我行为与思想决断都无法达成，何谈人在宇宙中的特殊性？若人不具备自我特殊性，又何以拥有至高的尊严地位？因此，论证的核心在于确证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并能凭借这种意志自主决定自身的思想与行为。
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知识界已将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废问题推向思想论争的核心——围绕人的自由意志能否独立于命运、先定秩序等外在约束，相关讨论的热度远超以往任何时代。在这一思想浪潮中，瓦拉作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以对人的自主价值的强调回应了这一时代命题。作为向近代主体性转型的思想先驱，他尤为注重人“替自己做主”的实际能力——在瓦拉的认知中，人作为至高的宇宙存在理应充分享有行动的自由选择性，并且需主动肩负自身责任。在他看来，“像孩子一样把自己完全托付给监护人和引导者的保护，是灵魂低下、无知及缺乏自信的表现”。不仅一个人在日常行动中不应让其他人完全代替自己决定，而且也应该避免全部由神来决定，人的每一个自我决定都应该重新“抢回”到自己的手里。
然而，由于还未进入近现代主体性的哲学思考范式中，瓦拉还不具备完全脱离宗教话语而单独思考主体性的思想条件。他只能在神性决定论中构造出一个特殊的拓扑模式，将人的自决能力安放其中。这个模式便是“决定者不决定”，或者称“被决定者不被决定”。瓦拉首先从“预知不等于决定”的角度巧妙论证了人拥有自由意志，继而从逻辑上解构了此前流行的“预知决定论”。在与对话者安东尼奥论辩的过程中，瓦拉坚持认为“知”不等于“是”：“你不会说‘事物因被知晓而存在’。例如，你知道现在是白天——是因为你知道它才是白天，还是因为本是白天你才知晓……再以未来为例：我预知八小时后将是夜晚——它会因我的预知而成为夜晚吗？当然不。夜晚的到来是因自然规律，而我只是预见了它。如果人类的预知无法决定事件的发生，神的预知亦然。”瓦拉由此断言，即使神“预知”了人所有后续的行动事实，但仍不能说人的所有行动都是由神“决定”的，人类自由和神圣预定并不相互矛盾。神的“决定”不能完全覆盖人的自我决定，这正是人理应拥有独特的宇宙地位与相应尊严的充分根据。
瓦拉对此并非泛泛而谈，而是通过重新微调阿波罗和朱庇特的象征关系来试图说明“神性的预知”不等同于“命运的决定”。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掌管预知的神，朱庇特则是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首。为了令一种涵容自由意志的“弱的决定论”最终成型，瓦拉选择的策略是令朱庇特和阿波罗二者互相往对方身上“推诿”责任，以此“减轻”各自的“强决定”或“不决定”力量。其中，预知之神阿波罗只承认自己的预知使命和能力，将决定和惩罚的责任推诿给朱庇特；朱庇特也同样认为，自己拥有的“对命运的决定能力”事实上并不超出与阿波罗一样的预知功能，不应被那些认为命运不公的人指责或抱怨。
通过这种双重的“责任推诿”，瓦拉在理论层面为人的自由意志辟出了存在空间。在他的论述中，无论是神的决定还是预知都无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至此，瓦拉的理论探索仍未停歇，作为一位力求从中世纪神学窠臼中突围的现实主义学者，瓦拉并未止步于对自由意志的空泛论证，而是将重心投向其在现实中的具体落实。他强调，人若要在生活中真正实现自由，不仅需要自由意志，更需具备与之相匹配的自由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塑造离不开人所独有的理性反思能力；真正的自由不仅需要意志层面的自主，更需要理性的切实引导；人若缺少理性指引，自由意志易陷入盲目而缺乏意志决断，理性认知则难以转化为行动。此外，在他看来，理性固然重要，但仅有理性引导远远不够，如斯多葛学派刻板的理性主义，最终会阻塞自由意志通向真正自由的路径。若想形成真正的自由能力并实现现实的自由，人必须同时获得充足的现实的感官体验，在享受真实生活的过程中反向完善自由能力，进而最大限度实现“至善”生活。需要注意的是，瓦拉这里所称的“至善”与皮科所追求的“神圣至善”存在本质差异：它不仅包含理性导引的道德提升，更聚焦人类生活与人性本质，强调现实生活本身对人的首要价值。
在瓦拉看来，人若想实现自由生活，仅靠抽象的理性思考与对宗教道德的刻板追求是不够的，每个人都需具备实际的自由能力，随时依据现实生活条件创造性地实现自由生活，由此才能成就一种尊严性的存在。这种实际的自由能力，本质上是个体突破中世纪神学“人需被动服从先定秩序”这一认知的关键——当人不再将自身定位为受外在力量支配的存在，而是能凭借自由能力主动回应现实、选择生活方式时，其作为“自主存在者”的价值便得以凸显，而这种价值正是尊严的核心来源。毕竟，若缺乏将自由意志转化为现实行动的能力，人即便拥有抽象的自由意识，也无法真正摆脱被动性，尊严便无从谈起。质言之，尊严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源于每个个体对自由能力的具体践行。
综上所述，瓦拉对人的尊严论证的核心在于：重视每一种可能的现实能力，包括自由意志能力、道德理性能力、感性生活能力，甚至宗教道德意识。他对自由能力的强调旨在实现融贯与平衡，认为唯有兼备上述所有能力，人的真正自由才可能实现，人的真正尊严才能在世俗生活中获得实现的基础与条件保障。瓦拉的这一理论建构，既坚持了自由意志的根本性，又为其注入了实践的维度，最终在兼容宗教与现实双重维度的基础上，初步实现了从理论自由到现实尊严的完整论证，为“至善”生活的现实化提供了兼具包容性与实践性的理论框架。
结 语
文艺复兴时期的“功能能力论”“自塑能力论”“自由能力论”这三种关于尊严的能力论证路径，呈现出清晰的递进修正逻辑。这种递进性不仅体现为对前一种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更表现为对“能力”核心内涵的界定在理论层面的持续深化——从最初将能力等同于特定功能的实现，到强调个体通过自主选择塑造生命形态的创造性，最终升华为对自由意志这一人类独特精神属性的肯定，形成一条从外在规范到内在自觉的理论演进脉络。其理论价值体现在：逐步聚焦人在宇宙中的特殊性，从外在的功能实践到内在的自我塑造，再到自由意志的彰显，层层深入地揭示了人超越万物的突出特质，凸显人所具备的独特能力；同时，这一系列论证路径首次将尊严与人的核心问题紧密勾连，对人的责任与伦理使命进行深入探讨，对人之为人的本质和价值作出初步阐发，为后续理解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个体平等性的根源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然，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能力论证路径在理论视野与包容性上仍带有时代局限性。它们都将尊严视为需要验证的“表现属性”而非先验的“存在属性”，无法形成“所有人因其自身存在便平等拥有人之尊严”的近代价值共识。这种能力本位的思维模式导致尊严成为有条件、排他性的概念，无法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道德庇护，最终仍需依赖神学框架（如宇宙秩序或最高意志）作为终极担保。当代技术革命放大了这一困境：基因编辑撼动了“自然人类”的生物学基础；人工智能模糊了主体的边界；神经科技则对自由意志这一尊严的基石构成挑战。这些暴露了“尊严—能力”理论的根本缺陷：当技术能任意增强或削弱人类能力时，以能力为基础的尊严观必然陷入相对主义。更严峻的是，在基因编辑可能创造“超人类”、人工智能展现类人潜能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能力标准不仅无法维护尊严的普遍性，反而可能成为解构尊严的工具。尽管存在时代局限，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尊严的能力论证路径仍具开创性价值：它首次努力尝试将尊严的根基从神赋转向人的自主能力，为近代“人因自由而有尊严”的思想突破奠定了逻辑起点，其理论探索本身构成了现代尊严观念演进的必要阶梯。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