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署名“汪士汉著”的《五四运动简史》（以下简称《简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前研究“五四”运动的专著，主要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1951年上海海燕书店印行）、贾逸君著《五四运动简史》（1951年北京新潮书店出版）。汪士汉的这本《简史》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又有所推进，如对“五四”以后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以往论及较少，《简史》作了细致分析。因此很快受到学界重视，被认为“较充分地运用了新的材料，吸取了建国以来的研究成果，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探讨，有不少好的见解，是值得一读的”（《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167）。
《简史》实际上并非汪士汉个人所著，而为集体研究成果，且1950年代即开始编写，不少近代史所前辈学人为之付出了心血。其编写过程，颇有曲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管窥“十七年”史学“集体著述模式”的典型个案。
一
《简史》“后记”中，汪士汉对编写情况作了说明：
《五四运动简史》一书，作为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项科研任务，是由该所现代史组的同志们集体承担的，董其昉、王晶尧、王来棣、刘明逵、杨思浩、罗超、王爱云、胡庆钧、尚明轩等同志都分别提供了有关资料。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工作，中间经过许多变动，直到一九六四年才由我执笔完成初稿。随后，我的工作也有了变动，这份初稿没有经过讨论，就压下来了。经过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群众审查了这份初稿，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一直保存得很好。一九七八年五月间，组织上把这份初稿退给我。我重新审查，修改了全部内容，并把第二章全文送吉林省出版的《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发表了。我本想分章作为专论先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广泛征求读者意见后使这份初稿得到补充、修正再汇集成书，但后来又考虑到作为专论发表份量太大，还不如以现在的形式出版更合适一些。
至于观点的错误，材料的不确，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作进一步的修改。
这本书付印以前，只请王晶尧同志看过一遍，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同志审阅过并提了修改意见，没有来得及请原现代史组的同志们审阅，谨致歉意。
汪士汉
1979年3月13日
此一说明虽承认《简史》最初为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科研项目，但仍强调由汪士汉本人执笔完成初稿，与事实颇有出入。《简史》出版后不久，近代史研究所原参与此书集体写作的学人对汪士汉单独署名、在“后记”中含糊其词深为不满，联名致函近代史研究所领导，要求澄清事实。
大年、李新同志并近代史所党委：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署名“汪士汉著”的《五四运动简史》一书，实际上是本所原现代史组同志集体劳动的成果。我们是该书编写组的成员，为了弄清事实、明辨是非，现把写书过程简要报告如下：
早在1955年，现代史组五位同志在董其昉同志领导下，开始收集、整理五四运动历史资料。1957年汪士汉同志来所任现代史组副组长后，着手编写《五四运动简史》。该书原计划写20-30万字。1959年出版，作为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献礼，订为本所重点科研项目。全书分为三章九节（后来有改动），采用集体写书办法，先后参加者十余人，其中多数人为这本书工作四、五年甚至六、七年之久。各人完成章节初稿的情况大体如下：
汪士汉 全书《导言》、《结束语》、《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中国出现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等
周天度 《五四运动前夜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经刘大年同志修改过）
王晶尧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尚明轩 《巴黎和会的骗局》、《五四运动的爆发》
杨诗浩 《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刘明逵 《五四前夜的工人运动》、《六三工人罢工斗争》
胡庆钧 《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王来棣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等，约十万字。
此外，董其昉、王爱云、罗超、单斌、贾维诚、陈蕙芳、丁原英等同志都参加了工作。他们有的提供资料长编，有的写了章节初稿，由于我们记忆不准确，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全书基本资料和大部分初稿是同志们提供的。
《五四运动简史》1959年没有完成出书任务，仅以第三章初稿供“五四”讨论会讨论。1960年全书各章节经汪士汉修改后，打印成册，共二十多万字，曾集会征求刘大年、黎澍等同志的意见。随后，汪士汉指定周天度负责修改第一章，杨诗浩修改第二章，王来棣修改第三章，再由他本人进一步修订成第二稿。1963年-1964年，汪士汉又作第三次修改，王来棣参加了部分修改工作。1964年汪士汉同志调离本所，带走全部初稿。现在出版的《五四运动简史》就是在上述稿子基础上压缩写成的。
事实证明：《五四运动简史》一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汪士汉同志是这本书的总负责人，但不是唯一的作者。汪士汉同志在书的《后记》中说：同志们“提供了有关资料”，“直到1964年才由我执笔完成初稿”。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同志们用好几年时间，收集资料、制订写作提纲，写出初稿，经过多次集体讨论，反复修改，数易其稿，怎么能说仅仅提供了资料？执笔写初稿的又怎么是汪士汉一个人？另外，汪士汉同志在《后记》中列举同志们的名单，态度也是极为轻率不负责任的。他把参加这项工作多年的周天度同志的名字遗漏了，把杨诗浩同志的名字错写成杨思浩。
现代史组同志为编写《五四运动简史》一书，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现在此书终于出版，大家为此感到高兴。但汪士汉同志侵吞别人的劳动成果，把此书当作他个人著作，并且事前不和群众商量，将既成事实强加于人，这种恶劣作风又使大家感到十分愤慨。为了维护我们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维护集体写书制度，反对不正之风，我们要求：
（一） 承认我们在《五四运动简史》一书中的劳动成果，列入个人学术档案。
（二） 把我们的报告转给社会科学出版社，请做出相应的措施。
（三） 把我们的意见转告历史博物馆党委，责成汪士汉同志作公开检讨。
此致
敬礼
王来棣 杨诗浩 周天度
刘明逵 尚明轩
1980年2月25日
近代史所1980年3月13日召开所务会议，讨论此报告。近代史所科研档案记载为“同意在他们的个人学术档案中都分别写明：曾参加《五四运动简史》一书的编写工作。一九八○年三月十三日”。至于其他两点要求，并无明确说法，也就不了了之。
二
为更好地了解此书编写背景，2010年9月30日，笔者在主要当事者王来棣先生的居所采访了他。据王先生回忆：
1954年近代史研究所增设现代史组，1955年开始收集五四运动材料，当时组长为董其昉，他是1953年7月调入近代史所的革命老干部，党龄长、资格老，但实际上他没有作过研究工作。我们这些年青人也没有写书的经验，不知怎么搞。让我们先学习两年，上午学马列，学毛著，下午学已经出版的现代史。然后就开始工作，具体分工，让我写“党的建立”这一部分，刘明逵研究“工人运动”，单斌写“学生运动”，王爱云写“资产阶级”。好像主要就分这么几块，大家分头去找材料，写出初稿，由组长董其昉负责总写。应该说，总写的人对于这本书主要想突出什么问题，应该有一个总的想法，但董其昉知识水平有限，没法综合起来。那时强调集体工作，反对个人单干，如果个人想一个题目去做，就被批为“开地下工厂”。当时年轻人工作挺积极，白天黑夜的干，但付出那么多努力却难以成书，初稿材料就散在那里。大家都一筹莫展。
后来汪士汉来所，接替董其昉位置。汪也是老干部，没做过研究工作，也不知如何办。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突出毛主席，本来也够突出的了。我们把这些材料都交给他，他也归拢不起来。我们每个人也不断充实自己这一块东西，也希望能够出一个成品。结果就是弄不起来。后来汪士汉调到革命博物馆，他就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用了他的名字出来，书的最后一页说，我们这些人提供材料，实际上基本上是大家写的，有些地方是他重新改过的。这样我们大家有意见，最初集体写书时我是组里的干事，就推我出面。就让我写封信给他，表示意见。并且大家联名致信给近代史所领导。说明：这是我们大家好几年的劳动成果，汪士汉出书时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也没有将稿子给我们看，有些观点我们也不同意。汪也承认，这是集体著作，结果稿费拿来大家分。我们也不是为了钱，因为是多年的劳动，好像我们什么事也没做了，这样心里不愉快。应该说，汪士汉平时对我们也不错，他也给了我们回信，道了歉。
三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五四运动简史”今年写成》的报道：明年是“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正在编写一部“五四运动简史”……目前“简史”的中心思想和全书大纲已经确定，并将各章节的内容讨论完，正在拟定详细的章节要点，预计全书在年内写成。
书稿还未写成，先由《人民日报》报道，重要性可见一斑。但此书并未能按照计划于1959年问世。笔者整理近代史研究所“文革”前科研档案，发现撰写“五四运动史”从1958年到1964年一直是近代史所的重要研究项目。
近代史所“五四运动”的研究与撰著之所以迁延如此之久，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现代史离现实政治太过切近，观点不易把握；研究基础薄弱，缺少既有研究成果可资借鉴；集体撰著模式带来的弊端。
集体撰著模式是延安时期就已形成的传统，而且成效显著，体现了单骑掠阵难以比拟的优势，但同时亦显露其局限。《中国通史简编》最初即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人员集体编写，参与者有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回忆：“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P17）。这次集体撰著显然不太成功，尹达且因此与范文澜结怨。
新中国后，近代史研究所集体写作模式之强化，诚然与崇尚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苏联因素的影响亦不可忽视。据苏联经验，“如果不做集体工作，就不容易在理论上提高，要用集体工作来总结个人研究的成果”。（刘大年：《历史专科报告》，内部发行）。此后，在学习苏联的思想指导下，集体写作成为近代史所的唯一研究模式，个人研究常受抑制或被忽视。集体写作实际上相当不易，主持者必须有一定学术水平，对全书的框架结构成竹在胸，还须有明确的写作思路。但当时不少集体项目的主持者显然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如“五四运动史”的写作，其主体构想就历经数次变化：“写‘五四’运动史时，中心思想变动很大。最初是根据大年同志的意见写规律；58年大跃进，改以思想解放为书的指导思想；59年陆定一同志对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作了指示，于是又把书的指导思想改为贯彻陆定一同志的指示。最后确定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的开端，中共诞生与毛泽东思想如何产生的历史。大家认为，写一本书要有一个一贯之道，贯彻始终，可以不断修改、补充，使之更丰富、完善，但基本东西不能动摇”。
当时集体写书，多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郭沫若任主编的《中国史稿》，编写人员达60多人。翦伯赞撰《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一文对之提出相当尖锐的批评，《中国史稿》的实际主编尹达做出强烈反应，酿成一场轩然大波（张传玺：《翦伯赞传》，P353）。近代史所“五四运动史”虽不及《中国史稿》的规模，也由13人分工编写，且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影响到总体进度。当时一些人亦有所反思：“关于集体写书的组织形式，不少同志认为集体工作人数不宜太多。写一本书，有一个同志负责，配上三、四个同志当助手就可以了，不必十多个人一齐动手。大家认为，如何组织力量是个细致复杂的工作，需要了解每个人的长处，分配适当的任务，同时也应当有分工。有人负责写，有人负责收集资料和研究专题。在组织力量的时候，过去一组写近代史和二组写‘五四运动史’，都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分配任务，如‘五四运动史’把各章节分开摊派给十三个人来写，有的同志看了很多材料也写不出东西。如王爱云写资产阶级，她的稿子一组的同志就帮她改了十遍，结果还写不出来。象这种情况，最好不分配写的任务，可以专门收集资料，对本人和集体工作都有利。另一个问题是分工过细，以致参加工作的同志对书的全局缺乏了解。如写‘五四’运动史，全书分三章，第一章写背景（1914-1918），分六个专题，由六个人负责写。这六个专题是：1、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2、北洋军阀反动统治。3、工人阶级。4、农民。5、知识分子。6、新文化。由于工作范围只局限于自己的小专题，知识面很窄，搞了几年连中心也抓不住，在讨论时由于对彼此的专题不熟悉，也往往流于形式。同志们在工作中碰到一些问题，也不知请谁帮助解决”（《关于集体写书问题》1961年5月8日，调查会意见记录。载近代史所档案：《历年工作计划》）。
1950至1960年代提倡集体写作，一个重要理由是：集体协作可以通过充分讨论，集思广益，提高研究水准。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讨论也往往未能落到实处。
“二组的同志反映，不少同志提出，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领导同志对某些同志提出的论点，没有仔细考虑，如二组在讨论五四运动史一书中的毛主席少年时代的思想时，根据李锐所著的一书中的提法，说毛主席当时已提到劳苦大众是社会中坚，但是这句话在李书中没加引号和出处，也查不到。胡庆钧不同意用这句话，认为没有根据不能用。汪士汉同志就说他从右的方面来理解问题，于是胡庆钧就不敢说话了。”——《关于在集体工作中如何贯彻百家争鸣问题》，1961年5月8日，调查意见记录，载近代史所档案：《历年工作计划》。
总体说来，“文革”前的学术研究往往提倡集体协作模式，颇有吃大锅饭的意味，个人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史学研究本质上属于一种个性思维的创造性活动。集体编撰固然可以集众人之力完成大的课题，但由《五四运动简史》的编写实践观之，这种模式也造成相当多无谓的消耗，不少学人的才华与心血就在集体项目的周旋中被消磨。还应指出的是，这种以集体抹煞个人的模式，也造成那个时代一些著作“署名”的名不副实。而随着改革开放，个体价值重新得到尊重，原有的集体撰著模式显然已难以因应时代变化。现在一些规模浩大的项目，非集众之力难以为功，但其组织模式与“文革”前已颇有不同：各人承担的部分有明确界定，个人文责自负，且其贡献大小均能在署名中得到彰显，约略类似于承包责任制。这种协作模式，其效率自有相当大的提高，但仍存在问题：各部分编写者自由度增加，体例风格难以统一，整体难以真正贯通，编写者未必能很好地贯彻主持者的意图，从而导致著作的系统性缺失。集体写作的模式如何更臻完善，目前似乎还在探索之中，考验着学人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