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为何中国总让人高兴不起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5 次 更新时间:2011-08-30 11: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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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  

  

  一、爱管闲事的精英们

  

  我时常自问自己,是我的情绪太过沉重,还是中国本身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让人沉重?想着想着就想起了几年前出的那本书《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与《中国可以说——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虽然这是代表着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达,但是反过来一想,还的确是有些不愿的事情一直困扰着国民的情绪。抑或说,困扰着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社会问题总是非常热切的关心,对执政者进行忠诚式的谏言,对弱势群体进行发自内心的同情,对民族未来进行无比的担忧。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学术的精英群体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之后,对问题开始反思与堪琢,最后得出一个确切的可行性方案来供权力的操作者采纳,以改善中国目前的现状。

  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是就是爱管闲事的人呢?

  其实不然,这个社会难道爱管闲事的多吗?不多了。就如现在对好人的评价一般,不做坏事就是好人,而原先却是做好事的人才是好人。以此类推,爱管闲事往往寓意着这个“人”还有知识分子的良心,还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可言。当所有的人都在关切自我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时,而他们却在关切这个群体的利益是否得到保护与尊重,“你”的正当性的权利是否受到保护,“你”的利益诉求是否受到表达与解决。等等。可是往往这样一群人又受到误解:其一,社会理解力(社会对于某件事情、某个观点的看法、观念、态度等)认为这样的往往是吃饱了没事干,每天都在自娱自乐。这里的“吃饱了”并不是说他们有一份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去干什么。其实每个人都不会像郎咸平一样,据说收了人家200万就采访了郭美美,从而试图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撇清郭美美与红会的关系。更多的学者还是会站在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去说话,抑或保持基本的沉默(沉默权也是一个人的权利)。带着某种作秀性质的“分析”往往是一种被大众所瞧不起的知识分子。其二,这样一群爱管闲事的人往往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与献声将民众的某种意识唤醒,进而对自己的公民权利有一个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而不让其被政治权力无缘无故的阉割。这种公民意识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好处的,因为公民之所以为公民,其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对于法律条款的尊重,而不会采取以暴力的方式去表达。如此,才可以避免那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如增城事件,石首事件等就是一种暴力的反抗。古往今来,暂且不说培养如何的公民意识,单单就只是说“唤醒”就浪费了多少人的口舌,梁启超先生也费尽苦心的说过,鲁迅先生的言语那更是说的再不能具体了。可是,中国人依旧改变不了那种狗奴性。所以才会有如今与民主背道而驰的一种说法:中国实现不了民主,只能采取集权。而现在又是病急乱投医,从所谓的儒家中去寻找宪政,岂不是笑掉了国人的大牙?那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民主化政治?

  

  二、集体的平庸与媚俗

  

  当前所出现的社会另外一个不好的社会现状便是一种“集体的平庸”,不消说,这种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不关心自我利益,而只在乎自我享受。享乐主义与拜物主义的浪潮感染了国人的心,每个人都在往一处使劲,那就是如何获得更多的经济物质以满足如今高高的房价,抑或进入体制之内进行利益的占取。前不久,一位中科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参加工作后,不到五年就贪污了百万元。仅仅是为了买房结婚。人们不仅会问:如此的高级知识分子居然还会把自己的道德感当做儿戏,擅自的打破不说还侵害人民财产。与此同时,另外一部分就说这不是被逼迫的吗?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就好比一个即将饿死的人就一定要去杀人抢夺吗?一个健全的个体更应该懂得如何去用双手创造财富,更何况还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呢?在教育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必然手段之后,这些所谓的资源只不过就是时间问题了,必然会满足于你的需求。

   另外,集体的媚俗导致人们从无聊变得更无聊。仅拿若干年前的那句话“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在数小时之内被二百多万人遥相呼应。人们整日浸泡在一种虚拟的空间内,与真实的社会自我隔绝,就靠着这样的“胡闹”来打趣,甚至还进行不良舆论的制造。这不是媚俗是什么?再如选秀类节目的繁多,娱乐节目的低俗,大尺度的图像被诸多媒体所利用,不评点一些“小三的那些事”还领导所批评,为何这般?——仅仅就为了抓取大众的眼球?我至今都还记得一位制片人所说的话,估计是传媒业的一个真理之言:做新闻评论就是如何的“骗”,你要把读者引入到你的话语体系来,让他们一步步的跌入你所制造的这个“深渊”,最后的效果是让其离不开你。这个“骗”除了一些文字功夫之外,无非就是弄一些不着边际的百姓故事来进行再加工。难道现在的媒体上的情感故事都不是人编撰的?或许只有承担着社会良心的这个“媒体”最心知肚明了。

  

  三、如果我也有一个梦

  

  我时常的问自己,是不是我太过沉重,还是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本身就让人沉重?

  真实的答案告诉我,的确是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就让人沉重,甚是是厌倦。这种厌倦是一种感觉到无望的挣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喊,更是一种基于社会事实与社会问题的“绝望”。你不能自我的选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去被选择自我。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已经将你刻画为那个人,你成为那个人就是你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再者,你没有基本的选举权利,更多的还是一种“代表”,但是谁来“代表”我,我自己却不得而知。在独立参选人出现的时候,却是被权力折磨一通,你不能行使这种正当的权力,而只能被动的服从。所以,知识分子才无数次的从宪政出发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权力的下方与法制建设被重新提上案头,可是如何改革却已经貌似是去了原动力。仅仅靠经济的现代化掩盖政治的非现代化估计是再也说不过去的事实。但是,现在所面临的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如何将农民进行启蒙。9亿农民应该被启蒙,他们才能活的更好。难道一个政权的只能不就是代替人们的意志去实现社会最优化的管理,进而让百姓活的更好么?

  我们对此抱着无数的希望,在所谓的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应该做的那些事情中徘徊与呼救。希望得到的答案还远远不止如此,更希望的是让中国高兴起来。这种高兴不是一种民族主义对另外一种民族主义的鄙夷与反抗,而是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利益的保护,人民的意志能够得到真正的尊重,群众的利益诉求能有一个畅通的渠道,自我的权利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

  所以,如果问我有什么梦想,我也只想说:我也有一个梦:让中国高兴起来,这高兴的背后就是四个字:国泰民安。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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