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老人独自揭开河南艾滋病血祸真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4 次 更新时间:2004-12-08 21:57

文晔  

一位年愈古稀的老太太,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揭开了河南艾滋病“血祸”这块硬疤。她是怎么做到的?

经历八年“抗艾”,高耀洁已经成了一个77岁的老人。她弯腰捡东西的时候,会喘个不停。她已经到了让别人照顾的年纪。

但是,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当你见到高耀洁时,会发现,她的力量和激情保持至今。

为了一个官方公布的不实数字,她会从沙发中跳起来,面红耳赤地在屋里走上两圈以平息愤怒;即便是一个曾经诉说过多次的艾滋孤儿的故事,一提到细节,她就先红了眼圈。高耀洁的真正状态,用她老伴的话说,“这个老婆子不要命,你说谁能拦得住?”

高耀洁从1996年开始在民间大声疾呼防治艾滋病——这些事,在河南也不是没人知道,但就是没人敢公开这么说。到1999年,她开始在国际上多次获得人道主义奖项。2003年中国关于艾滋病的政策开始改变后,人们才开始正视她的价值。

2003年底,吴仪点名要见高耀洁,中央电视台将她评为“2003感动中国人物”。

卧榻写“春秋”

到达高耀洁的家时,是2004年夏末的一个午后,高耀洁正斜卧在床上修订着自己的书稿《艾滋之怪》(暂定名)。屋外面风雨如晦,她却怡然自乐,一盏自制的灯,简单到只有一个灯泡,照亮了她的脸,也将她的神色变幻铺陈开来。

她忽而愤怒,一骨碌爬起来,抖着稿子说:“这些没良心的人,打着行医的幌子,其实就是向艾滋病人卖假药!”

她忽而又红了眼圈,用孩子般的神情说:“你看这一段,一个孩子对她的艾滋病妈妈说,‘你把我卖了吧,卖了就有钱治你的病了’,多惨!”

今年春节,她家来了两个女人,自称北大毕业,拿着红头文件,说可以调动1亿元的“防艾”资金。但高耀洁发现越谈越不对劲,果然,刚出去片刻,她另一部《一万封信》的书稿就不见了,幸亏高耀洁机警,在这两个女人鼓囊的包里又把稿子揪了出来。

说起她们当时的窘态,高耀洁忍不住发笑。

这部书稿,用高耀洁的话说,是她在民间防艾事业的起点,也将是终点。

《春秋》是孔子晚年写的最后一本书,他感叹“吾道穷已”而作《春秋》,在临死前对弟子说“将来世人了解我要靠《春秋》,将来我得罪世人也是因为《春秋》”。——高耀洁觉得,手头正改的这部书稿,对自己的意义也是如此。

“我这部书以个案为主,谁也击不倒我。”高耀洁用她那颤颤巍巍的小字记录下她深入河南农村,调查艾滋病的所见所闻,时间、地点、图片俱全。

她要用“最立得住”的个案让人们相信,正是1995年兴起的“血浆经济”,让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走向了坟墓。

“宣传是防艾的最佳良药,中国最缺的就是这个”。 8年前,她拿出自己仅有的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用一双仅有34码的小脚走遍了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资料。8年后,她相信“艾滋在中国的怪现状必将成为历史”,既是医生又是河南省文史馆馆员的她,用起了春秋笔法。

一生的惯性使然

1996年,干了半辈子产科的高耀洁医生遇到了她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当患者那双骨瘦如柴的手拉着她说“我不想死”时,高耀洁不能平静了。她不仅被在河南这种内地省份也会出现这种凶险绝症而震惊,也为自己“被常识所骗”而震动——在当时,她曾也认为艾滋病是因行为不检点得的“脏”病。但是,眼前这位患者不吸毒,不嫖娼,他是被输血传染上艾滋病的。

“血库里的血有艾滋病毒!这样受害的人就不止一个!”

从此,她投入“抗艾”。这位穿旧式衣服,戴廉价花镜,甚至还是缠足小脚的老人,走了100多个艾滋村,见了1000多个病人,给他们送药送钱;当了164名孤儿的奶奶,寄钱供他们上学。

她平日粗茶淡饭,算计每一分钱,却慷慨地将自己的百万元奖金和稿费全用来印发“防艾”材料——这种她自己编写的4页8面的小册子至今已经印制了77万份,发放了75万份。

为了发放这些材料,老太太或去歌厅(经常被轰了出来),或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依靠一己之力,却比任何一个政府机构都要印得更多,也发得更多。

所有这些事情,能做成一件就已经是不易了。

或许,高耀洁70岁时做的事情,可以从她3岁时的记忆中找到源头。

高耀洁的外祖父曾是前清翰林。在他的关照下,高耀洁3岁就开始读书,当然,读的是四书五经。

“我记性特别好,老师教一遍,自己看一遍,就可以直接背诵了。”当年学的《四书》和《孝经》已经刻在了她的头脑中,谈话中,她不时引用儒家经典,《孝经》则是当面背诵如流。

幼年的家教是矛盾的。它给了高耀洁一双走不远的小脚,也给了她一颗“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心。

小脚曾让她自卑,但在成为妇产科大夫后,一个人对付47张产床,小脚带给她的不便早被繁忙的工作甩在脑后了。

“我是一个儒教徒,不会害人。”高耀洁如此总结自己,但她又说“我常常觉得,我不适合现在这个社会。”文革中,她自杀了3次,虽然没有死,但胃被打坏,后来切除了3/4。因为“不说软话”,她还被断断续续关到太平间里8个多月,落下了肝硬化的毛病。

高耀洁常说,“天之生物有责,我的职责就是个医生。”

为了这个“责”,退休后她也没有安享晚年,而是和那些贴小广告治性病的江湖游医斗了10年。

以这种人格的惯性,高耀洁在发现了艾滋病的真相后,哪里“保密”就到哪里找病人,“他们越是捂着,我越要写呀,印呀,讲呀。”

“人无信不立”

2003年底,是中国“防艾”的一个转折点。卫生部在通报中承认“瞒报疫情严重”、“专家估计,感染者超过百万”,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2000年的1500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3.9亿。

“防艾”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找高耀洁的人就更多了。

其中有些人不怀好意。“这些高层次的骗子纠缠不休,我真是太累了。”

谈到那些在学术界说假话的人,谈到那些欺上瞒下的官员,她沉默良久,而后大段大段背出《史记·伯夷列传》中伯夷和周公的对话,意思是“做人要有骨气,要是不能实事求是,活不活都没关系,跟臭狗屎一样”。

现在,老伴最担忧的还是高耀洁的身体。“她这样整天在路上奔波,我最担心哪一天会倒在路上。”

而高耀洁则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我死了,可就解脱喽。”让她感到宽慰的是,河南艾滋病的实情终于给揭出来了。

高耀洁说,儒家经典中对她影响最深的一句是:“人无信不立”。所以,每次到大学里去开讲座,她的结束语都是:“孩子们,我对你们就一个期望,希望你们走上社会以后,一不要说假话,二不要办假事,三不要造假货,这(造假)可把中国害苦了。”

来源: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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