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还有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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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  

砍尽伐绝的中国森林

⊙寻找森林

一九九八年夏天,一位《南方周末》报记者长平,只身进入长江上游,寻找森林。

其时,整个长江流域正在持续的特大洪水之中。中国政府紧急调动近六十万军警和近六百万民众投入抗洪抢险。水位之高,史所仅见。

灾难从何而来?——难得有共识的官民双方这次得出了共同的结论——主要是人为因素:长江中上游森林受到严重破。

那末,严重到何种程度了呢?这位记者想寻找森林,寻找那些幸存的原始森林。他沿着长江上游支流岷江与大渡河溯源而上,一直走到阿坝州林区。这里是防止长江水土流失的最後屏障,海拔骤然升高到五千米,已进入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但是,他仍然找不到森林,足迹所及之处,唯有荒山秃岭与低矮的灌木丛。有时他也会看到“封山育林”的巨大木牌,但四周只有一片片遗留的树桩。他以“不见森林非好汉”的决心继续深入,还是找不到森林。

最後,一位林区官员的一句话彻底消解了他的宏愿:“你就省些劲吧,能看到森林的地方你是去不了的。”——换句话说,人迹所及之处,森林早已砍光了。

同一时间,另一位记者与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个十四名专家同行,来到万里长江的第一条大支流雅砻江。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州,已抵达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

在长江上游三大干支流中,金沙江、大渡河两岸的森林已基本砍光,唯有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的雅砻江尚有残存。专家组同样没找到森林,却找到了森林的遗骸:……江面上漂浮着上游漂运下来的上万根三四米长、脸盆般粗的木头,小舟左冲右突一个多小时後才驶离码头。行出不到一公里,数万根粗木密密麻麻地塞满了几百米的江面。

攀枝花市的一位林业干部告诉记者,这仅是雅砻江岸近期所砍伐树木的很少一部分。由於二滩水电站关闸蓄水拦住了漂木的去路,大量木头在上面的几个水运站捞上岸运走了,漂下来的只是漏网之鱼。他说,仅沿江国有森林工业企业今年就至少砍伐了三十万立方米的木材,相当於砍光了五万亩原始森林。而流域各县、乡伐木企业的砍伐量更大。

数日之後,一九九八年八月下旬,四川省省长宋宝瑞在举国声讨中宣布:为了保护森林资源,改善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从九月一日起,四川省阿坝、甘孜、凉山三州,攀枝花、乐山两市和雅安地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关闭木材交易市场,全面启动四川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八月二十八日,国家林业局宣布:全面停止长江、黄河流域天然林采伐,把林业生态建设作为首要任务。

看起来,这是罕见的决心和罕见的效率。但事情的真相是:能砍的都砍光了。

阿坝州林管局长李恢斌一九九七年就宣布:四川已经没有可以砍伐的森林了。

能砍的都砍光了,这才宣布“禁止”砍了。

一切为时已晚。

⊙三次森林大破坏

上帝并没有格外亏待中国,没有资料证明中国森林贫乏系自古已然。反之,所有的研究都指出,造成中国森林锐减的是人为因素。从历史上看,主要缘於人口增长太快而过度垦殖这一一般性规律。中共建政半个世纪以来的大破坏,除了反对节制生育而人口翻番之一般规律,更有属於“中国特色”的特殊规律:政治家的个人野心、政策多变、与不计成本的“高速增长”等等。

这种大破坏有三次。

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後期。

斯大林去世不久,共产主义阵营的最高领导权处於模糊状态,毛泽东试图超过苏联而攫取“教皇”之冠。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十五年赶上或超过美国”,毛泽东当即提出中国“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半年後毛又把时间表大大提前为“两到三年”,再三个月後毛更加激动人心地号召道:“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於是,整个中国卷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狂潮之中。苏共内部计划於一九七零年才“进入共产主义”,当然不能容忍中共抢先,於是愤怒地要毛和苏联“对对表”。赫鲁晓夫也看清了毛泽东的意图,后来他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多年来,毛泽东一直在磨拳擦掌。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控制共产主义运动。

他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向苏联挑战。”这么一场今天看来荒唐不堪的霸权之争,结结实实地把中国拖入绝境。在当时,钢铁是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超英赶美”就要全民“大炼钢铁”;全国城乡,一夜之间“土高炉”林立,就连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碉堡炮楼都改造成了“土高炉”。煤不够用,就伐木烧碳。

毛泽东的霸权梦迅即破灭,但数百万座“土高炉”的冲天烈焰,却一举烧掉了中国大量森林。多年之後,经济学界痛心疾首地称之为毁灭森林的“一笔血债”。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文革”。

中共建政之初便全面取消了市场,实施计划经济。为了保证其统治中心城市的稳定及发展工业,对农业实行了超经济剥夺。过低的强制性的农产品收购价使农业无利可图,其中种植业获利更低,又以种粮获利最低,农民自然倾向於弃种植业而转向林、牧、副、渔等业,而在种植业中,则是种什么也不愿种粮,粮食短缺成了当政者漫长的噩梦,只好使用行政手段强制农民种粮;在“文革”时期,这种行政强制达到了顶点。除种粮之外,一切都被视为“资本主义”而予以取缔。

甚至连中国农民数千年以来传统的家庭副业,也被限制在每家仅可保留“一猪一羊一鸡一兔”。毛泽东指示“以粮为纲”,农民加了一句:“一切砍光”。这一次,森林又遭到严重破坏。不仅开荒种粮使大片森林消失,就连农民世代栽种的果木林都被农村干部们砍伐殆尽。

第三次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改革开放”初期。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走到了绝境,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开始的经济改革发韧於农村:农民争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一九七九年春《森林法》公布,划出一部分比较分散而不便管理的林地给农民作“自留山”。但共产党在短短一代人之间多次失信於民,这一回,农民山林到手就是大砍其树,抢占眼前利益。这种缘於信任危机的砍树风潮犹如银行挤兑,带有极大的传染性,只要有一户先砍,数日之内,便可席卷全乡全县。在唯恐得而复失的恐惧之中,农民们全家老少一齐出动,不分昼夜地疯砍狂伐。手软的伐大留小,心狠的则把成片的山林“剃光头”,甚至连果树、油茶树、漆树统统砍光!其势迅猛如暴风骤雨,无可阻挡。中国的森林又一次遭到浩劫。奇怪的是,迟至一九九三年,也就是这第三波大破坏过去之後,最高人民法院才对私砍自己所有的林木是否构成犯罪作出认定。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人口增长和不计成本的经济发展是毁坏森林的罪魁。

英国在八百到一千年前,大部分国土还覆盖着原始森林,三百年前木材还能自给自足,近二百年来,工业化破坏了森林资源,现在90%的木材需要进口。

五十年代初,泰国的森林覆盖率为58%,二十几年之後,一九七八年降到了33%。

阿富汗和马来西亚的森林,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後,已经基本砍光。

中国黄河流域远古森林密布,到西周,森林覆盖率还高达53%(当然是专家估算的),後来人口剧增,毁林开荒,乱垦滥伐,才造成农业衰退,文明向东南迁移。现在黄河流域已经成了赤地童山,山河破败。

⊙基本国情与数字

中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而森林面积仅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以上,而木材蓄积量只占世界木材蓄积量的3%。

官方统计的森林覆被率为13.92%(不确,详见後文),是全世界森林覆被率30%的一半以下,居世界第100位左右。

森林面积1.22亿公顷,人均0.1公顷,是世界人均森林面积1.07公顷的1/10。

林业用地利用率低,总面积2.67亿公顷,有林面积只占43%;发达国家是80%甚至90%。

森林蓄积量95亿立方米(其中可采伐的成熟过熟林蓄积量仅14~15亿立方米),人均9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森林蓄积量83立方米的1/9,大约名列世界第120位之後。

森林资源消耗加速;八十年代年均消耗蓄积量3.44亿立方米,比七十年代初年均1.96亿立方米增加75%。

幼、成林比例失调,用材林尤其严重;用材林中,中、幼林面积比重在增加,成、过熟林面积比重在减少,幼、成林面积比由过去的73:27变成82:18;成、过熟林蓄积量已濒於枯竭。

林地生产力低,还在显著下降;单位面积蓄积量八十年代比七十年代下降4.9%,其中用材林下降9.6%。

一九四九~一九七八近三十年间,全国累积造林14~15亿亩,保有率30%稍多,其中还有33%长势不佳,难以成林。

黑龙江省森林面积居全国之首,素有“林海”之美称,其森林覆盖率本世纪初在70%以上,现在已下降为35%左右,下降了一半。其森林蓄积量约占全国的1/4,木材产量却占全国的40%。一九八六年,黑龙江森林资源局对全省林业系统所作的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证明黑龙江“木材资源已面临枯竭”。

被称为“红松的故乡”的小兴安岭,采伐量大大超过生长量;目前全林区绝大部分林业局已无林可采。

西南横断山区是仅次於东北的第二大林区,也逃不脱过量砍伐的命运。云南省森林覆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50%减少到24%。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四九年的69.4%降为八零年的26%。整个西南地区气候恶化,水土流失,生态遭到惨重破坏。

四川的森林面积居全国第三,但过量采伐更为严重,砍伐与更新之比为竟达到11:1!赤字每年高达一千四百万立方米,可采伐森林已经面临枯竭。四川的森林覆盖率在中共建政之後三十来年中,从20%(五十年代)下降为12%

(八十年代)。省内各地森林覆盖率也呈迅速下降趋势:奉节县森林覆盖率由32.3%下降到17.4%;巫山县由24.6%下降到11.7%沱江、涪江、嘉陵江等几条长江主要支流流经的川中53个县,覆盖率大多不足3%,其中1

9个县竟然不到1%。其结果是四川省(及相邻的贵州省)近年来遭受水灾的面积均在二千八百九十七点三万亩以上,比八十年代增加了1倍,是六十年代的9倍。附带说一句,在一九九五年“全国绿化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这个砍伐更新比为11:1的四川省,获得了“平原绿化先进省”的光荣称号。

海南岛是一个重要的热带森林区,五十年代覆盖率为35%,七、八十年代之交是10.5%,八、九十年代降到%。

八十年代末,经济学家张健雄列举了以下形象化的数字:用形象的语言说,就是在我们这个本来树木就不多的国家里,学校每上一堂课的时间:有4000亩森林被毁;每吃一顿饭的工夫:有二千亩森林被砍伐一空;甚至,每眨以下眼睛:有十二亩林木从我们的土地上消失……。

目前,中国森林资源已濒於枯竭。

⊙制度性毁林

这是一个森林之子的故事。

杨占清,大兴安岭塔源林场场长,一条要林子不要命的好汉。倔强的性格和对森林的深情,使他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历尽坎坷,也使他成了森林的守护神。多次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他都是火场前线总指挥。有一次,一师军队的防线多次被大火摧垮,他竟然当场解除了师长的指挥权,命令其下属接任。他穿梭指挥於数百里火海之上,地上骑马步行,天上乘直升机,不舍昼夜。有一次,他率队打火七十五天,磨穿了十几双鞋,衣衫被丛林撕碎,连内裤都挂没了。

中国绝大多数国有林场实行“野蛮采伐方式”,大兴安岭更不例外。“吃肥肉,拔大毛”,把森林砍得一塌糊涂。管他什么伐区工艺设计、轮伐、间伐、择伐、抚育伐,管他什么保护母树幼树,怎么能完成任务,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就怎么干。油锯手不控制树倒方向,伐倒一棵树要压死几棵甚至十几棵三、五十年林龄的幼树。集材拖拉机则像战场上的坦克一样在伐区里横冲直闯,在钢铁的履带下,在拖拽伐倒木的扫荡下,采伐迹地除了密布的伐根,荡然无存!杨占清愤怒地说:“第一,咱们在子孙後代那儿,都是罪人!操他妈,我杨占清是头一个!

第二,任务要完成,林子还得保住!只干一代活,不问後代事,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混帐事再不能干了!第三,说了算,定了办,到时候谁再毁林子我拿了他的脑袋!”

早在文革中杨占清就创造出“采育用统筹一次生产法”,即以一支伐木队,一次性地完成木材生产、合理育林和综合利用三项工作,但推广却困难重重。经过了多年的挫折与思索,杨占清和他的同事们终於明白:他们能改革的仅仅是生产制度,而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政治—经济制度,永远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铁壁。

国家用一般工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来考核林业,实际上考核的主要是采伐,因此,谁越注意保护资源,谁就越达不到指标,相反,敢於昧着良心“剃光头”的林业局往往倒成了先进。价格上,五、六十年代是“无成本运行”,吃祖宗饭,搞计划性的产品经济,低价调拨,每立方米木材不过100多块,大大低於不断扬升的市场价格。与压榨农业一样,造成很大的“剪刀差”,限制了林业自身的发展。後来危机严重,开始讲林业投入了,但投入的时候按商品经济原则,仍然不考虑林业的特殊性。计划经济不仅限制了林业的发展,更直接造成森林的破坏:计划部门下达木材采伐量所依据的原则,大体上是要求木材与钢材、水泥产量看齐,实现三大建材的平衡。但是,钢材与水泥只要加大投入,很快就能产出,而木材的生产周期很长;如此以钢材水泥产量来要求木材产量,就等於逼着森工部门过伐。对一个林业局来说,国家计委要木头,财政部要利润,林业部要保护森林。木头票子交不上去,一天一个电话催。最後的结果是,完成了任务,毁了林子。杨占清痛心疾首:“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是破坏森林资源的罪魁祸首!”

杨占清和他的同事们未能力挽狂澜。相当於2/3个日本面积的中国最大的大兴安岭林森林,就这样眼睁睁地在他们一代手中斩净杀绝。他们为森林献出一生,留下的只是绵绵遗恨。

⊙盗伐哄抢之风

一九九四年春夏之交,林业部调查组在黑龙江省森工总局下属的牡丹江林区查实了一组特大破坏森林资源案件:东京城林业局近年来至少非法砍伐了三万立方米林木,并高价销售,牟取了二千万元以上的暴利。国有森林的采伐量每年由林业部下达,就是习惯上所说的“采伐许可证”,无证采伐是盗伐;超量采伐5%,或不在规定的时间、地点采伐即是乱砍滥伐;超过二百立方米即是特大案件。

通过对东京城林业局所属的二十六个林场中的五个林场及三个非生产性单位的调查,已有证据表明,该局乱砍滥伐已到了肆无忌惮之地步,数量已是特大案件的一百五十倍。他们往往把超量采伐的标准木材和特等木材以“收拣”的“伐区剩余物”入账,所得收入,有的记入“黑账”,大部分乾脆不入账。这种监守自盗、中饱私囊的违法行为,连林业局领导机关也干。在案件破获之前,东京城林业局被评为“先进企业”和“利税大户”,林业局主要领导人也荣赝“十佳青年企业家”称号。

在地方官员的支持纵容下,盗伐哄抢林木之风横行国中。

这里所谓的盗伐哄抢,是上文私砍“自留山”之外对国有及集体森林的破坏。

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哄抢盗伐浪潮,1985年曾席卷南方九省(区),一年之内,森林资源损失1.6亿立方米,使能够提供商品材的县由近三百个减少到一百七十二个。

⊙已无森林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介绍了中国森林的一系列基本情况:本来资源贫乏,再经过了三次全国性大规模破坏,和制度性的采育失衡、哄抢盗伐,成材已基本砍光;植树造林有相当成就,但数字虚假,人工林生长量极低,後继乏林。最後要谈的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人工林是否应计入森林覆盖率?

这是一个有关森林定义的问题。——这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大国的森林覆盖率像中国这样全凭人工林支撑——森林是什么?假设森林等同於木材,则人工林当然是森林;再假设成林、中幼龄林比例自然,人工林似亦可算森林覆盖率。但这一假设不能成立,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其综合效益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污染、增强土壤肥力、减轻灾害、保存物种及提供木材等等;其木材效益仅为综合生态效益的1/10以下。因此,人工林(特别是以中幼龄林为主的人工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森林,并不能算入森林覆盖率。简单地说,森林不光是木头,森林是一个面积很大的的生态系统。原先连片的森林一旦碎片化,其生态效益便消失。仅物种多样性一项,飞禽走兽逃了,奇花异草死了,这森林还是原来意义上的森林吗?在大面积皆伐和成片砍伐之後补种的人工林,在沙漠荒漠边缘营造的人工林带,难道可以计入森林覆盖率吗?

除了交通闭塞的西南部高原,中国哪里还有连片的森林?

一九九八年秋,北美《世界日报》在角落里刊载了一条发自北京的小消息,毫不显眼,但能够解读其意义者,却会感到强烈的心灵震撼: 包括环境专家在内的一支考察队,正在雅鲁藏布江上游进行科学考察探险。

他们於本月上旬抵达雅鲁藏布江源头第一县仲巴县,准备展开工作。考察对队长杨勇通过电话向新华社表示,雅鲁藏布江源头地区环境状况持续恶化,冰川大幅退缩,雪线上升,源区河流水量减少或乾涸,沼泽、湿地减少,自然灾害频繁,

许多原有的野生动物都已消失或迁移。

据仲巴县委书记普琼指出,由於风沙侵蚀和乾旱缺水,仲巴县城已被迫搬迁三次。一九九六年建成的新县城,顶多坚持二十年,还得搬迁。

专家建议,必须尽快绿化雅鲁藏布江上游,以阻止荒漠化进程;并发出严重警告:由於全球气候变化与人为破坏森林植被而引起的这种生态灾难,“使得世界海拔最高的雅鲁藏布江,有可能变成季节河或内陆河。”

西藏,现代人类心目中最後的一块净土。如果连人迹罕至的神圣的雅鲁藏布江之水源林都消失了,我们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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