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芳 施建表:疯狂的高利贷:银行大企业集团变身新兴放贷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0 次 更新时间:2011-07-17 14: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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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芳   施建表  

  

  “钱荒,正在把浙江中小企业群体逼上绝路。这不是危言耸听。”6月一个阴雨的傍晚,浙江商人杨广槐(音)一脸沮丧地陷在藤椅里,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伤心事”。在浙江, 越来越多像杨广槐这样的中小企业主,正在因“钱紧”而被迫接受高利贷的“救急”。

  在浙江,巨大的资金需求,最终衍生出一个由银行——大企业集团——高利贷公司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正在以集团化、组织化的发展方式“茁壮成长”。

  这是一个庞大得无所顾忌的高利贷市场;这是一条几乎无法撼动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中小企业正在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还不到10%。

  “我们在等待,确切地说,我们是在赌博,赌今年下半年的经济环境会好转,赌融资渠道的‘清淤驱浊’。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调控政策没有松动的余地,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将熬不过2011年的冬天。”杨广槐有些悲观的断言,从某种意义上,正代表了浙江中小企业集体的忧虑与迷茫。

  浙江,金融风险在加大,隐藏于繁荣之下的民间融资市场危机四伏……

  从逻辑上,这看起来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断上涨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而在短期内流向中小企业的资本回报却越来越高——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了,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不超过10%。

  不符合逻辑,却真实存在。

  为遏制通胀的压力,迄今为止,中央银行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

  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即使是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也很难得到贷款。现在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浙江中小企业几乎集体低下头来,把目光投向地下融资——这一并不阳光,却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规市场”。

  

  高利贷就像毒药

  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的“无奈选择”

  

  “一家中小企业,如果没有银行贷款,只靠民间借贷,大约6个月就要倒掉。” 6月15日,浙江一家企业负责人郑先生向《中国经济周刊》大倒苦水, 他向记者表示, 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老板“寻钱”最惯常,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2010年末,郑先生的企业因为打跨国官司,企业的资金链出了问题,不得不向担保公司拆借1亿元人民币。“按照每天千分之二的利息来算,一天要付出的利息就是20万。我们公司只借用几天资金,就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利息太高了。”郑先生向记者表示。

  “当你实在坚持不住,马上就倒掉的时候,高利贷还是要去借的。借来,先活下来再说。至少还能撑半年。”采访中记者发现,在浙江中小企业主中间,像郑先生的心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高林原来是浙江一家商业银行的信贷经理,他的客户中,有一家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由于着急用钱,在“等不及”的情况下,借了700万高利贷,“这700万元,每天要付14万的利息。这家企业希望我在半个月之内帮他把款从银行贷出来,还给高利贷。结果,银行的贷款还没贷下来,企业先倒了。”提起这件事,高林一脸的惋惜,“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钱贷出来是没问题的,但后来政策越来越紧缩。”高林说, “银行的钱突然断掉,就像人一样,血液流光了,人会怎样?”

  于是,从银行贷不到款,转而向地下融资伸手的一些企业,在利滚利的巨额高利面前,选择了“出逃”。

  “利滚利,就像吸毒一样。有的企业,借了高利贷等银行贷款,等两三天可以负担得起,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里从银行贷不出款来,这个企业就要逃走。”高林向记者表示,“老板跑了, 人们管这叫‘上高速’。”

  6月18日,温岭市利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伟向记者表示:“目前,‘上高速’的老板越来越多。”

  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层,陈景伟对贷款风险的加剧忧心忡忡,“有一家生产麻将机的企业,借了高利贷,一天前,一百多人的工厂还机器隆隆,一派热闹的劳动景象,仓库里也堆满了原材料及产品成品,可一天之后,这家企业却突然寂静无声、大门紧闭,厂子关门了,老板消失了。” 陈景伟分析说,在利滚利的巨额利息面前,如果你不选择出逃,那你将面对两种状况,第一,即使厂子全部卖掉也无法承受本息;第二,高利贷雇佣的社会力量每天戴着墨镜在你家门口守着,堵住你的厂门口,或者干脆就把你人抓走。

  据温州一家企业主透露,一般情况下,放高利贷的人,身边多半跟着保镖,“那场面跟香港电影里的情节特别像。有些高利贷公司会成立自己专门的讨债部门,市场上也有专门的讨债公司与高利贷产业相呼应——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或恐吓。不过,现在,企业主出逃的手段也多了起来,老板在家里坐镇,工厂照常生产,以稳住高利贷者,但其实,老板的家属早已经悄悄‘上高速’了。又过了几天,老板也突然消失,工厂随即停摆,‘金蝉脱壳’之计宣告成功。”

  

  谁在热衷放高利贷?

  个别国有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参与其中

  

  高林告诉记者,尽管不堪利滚利重压,但眼下找他帮忙牵线借高利贷的企业却一天比一天多,而高利贷的利息也“一天一个价”地上涨。“企业太需要钱了,‘钱荒’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很可怕。”

  “银根收紧的时候,银行贷款首先满足政府的项目需求和大企业需求,被挤压的是小企业,这是肯定的。因为政府的项目是压不下来的,而贷给大企业的成本和风险都远比中小企业的低。”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根据温州市经贸委调查的结果显示:认为当前资金面偏紧的企业占了42.9%,企业资金缺口平均约为10%,而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仅57.4%。受调查的企业大部分是亿元以上的规模企业,贷款满足程度相对较高。事实上,更多的中小企业目前的流动资金已较为紧张,借贷利率明显攀升。

  一边是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另一边是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饥渴,这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涨。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调查,浙江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达5分、6分,甚至高达8分、10分。半年以上的贷款利率水平也有3分、4分。

  在民间资本最活跃的温州,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

  在民间,这些机构被称为“地下钱庄”,也被概称为“担保公司”。2011年,这些机构的数目一直在增长。

  “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实业不做了,去做拆借。因为实业的利润太低,最多不超过10%。为什么那么多担保公司,生意还那么好?因为(中小企业)太缺钱了。”温州某制鞋企业的老板张自强向记者表示,他“所认识的几乎所有担保公司都在放高利贷”。

  担保公司,原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的第三方。而如今,它成为了高利贷融资链条里最积极的推动者——负责通过各种渠道凑集资金,再通过各种方式将钱以高利贷出去。

  以一个注册资金1亿元的担保公司为例,按照有关规定,可以担保8个亿到10个亿,但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往往将担保的额度降低。1亿元的资本金放着不能动,假设担保一个亿,担保的收益率大概在2厘到3厘,收益最多仅为300万;假设担保10个亿,收益最多也仅为3000万,这已经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很难达到。再减去运营成本,利润空间很有限。

  而从制度的设计上看,担保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借钱出去承担的风险几乎相同。

  所以,从收益和风险比例来看,没有人会愿意让1亿的资本金睡大觉,钱生钱的游戏其实很简单。高林表示,如果把这一个亿拿来拆借,它的利息是5分到6分,和担保业务相比,放高利贷更具有诱惑性。

  “这个诱惑太大了!”张自强说,他身边做实业的老板,有闲余资金的,都成立了担保公司或类似的融资中介了。

  高林向记者透露,在浙江,一些国有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也在利用国有资金偷偷放高利贷。“例如,有一家注册资金为9000万的行业性担保公司,就将这笔资金高利贷借给其他担保公司,再由其他担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针对这种乱象,在3月中旬,银监会在系统内下发了一份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注重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资质的审查,担保公司必须在2011年3月31日前完成规范整顿,达到监管要求,才能获得准入牌照。

  但事实上,在浙江,这次整顿并没有显著成效。根据高林透露,只要成为相关协会的会员,缴纳一定的会员费用,办理担保公司的一切手续均开绿灯。在整顿之后,他还成功办理了多家担保公司的注册登记。而这些公司做的都是拆借业务。

  高林从银行辞职之后,很多担保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给出的条件颇为诱人:副总+颇丰的年薪+提成+股权。这样的待遇不会比银行差,压力却比银行小得多。

  “很多担保公司的老板并不专业甚至盲目,他们只看到其中的利润空间很大就去做了,但实际上无论是从人脉还是专业的角度,他们都很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帮忙。”高林的很多同行和同事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较为集中地从银行辞职,跳槽加盟担保公司。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高利贷融资的链条里,银行业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

  

  耐人寻味的“资金流”

  银行、大企业集团变身“新兴高利贷者”?

  

  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民间的集资,包括从企业实体经济里转移过来的资金、社会的闲散资金等;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从银行流出来的资金。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民间资本充其量是很小的一部分, 大部分是银行流出来的钱。”甚至有人认为,银行的钱占到80%以上。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经验,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

  关于担保公司如何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再以高利流进地下融资市场,在浙江的民间,可以给你提供多种答案。例如,虚构项目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资金;又例如,对那些贷款方案获批但银行没有额度的业务,介绍资金到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银行放贷出来等等。

  其中,有一种流出方式,看起来很顺理成章,却又不费力气。

  陈永是浙江一家农业高科技企业的老板,企业资产已经达到10多个亿,经营状况良好,从银行获得的授信有3个亿。虽然他也正一门心思地要把企业再推上一个台阶,但是,“假如融资市场按目前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我也会适当地投资高利贷市场。这个太诱人了,不用干活了。”

  他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一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万的利息。“我从银行总共贷了一个亿,付给银行才600万利息,光利息我就赚了1900万。”

  很多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事实上就是这么干的。记者采访中,接触到不少这样的案例。例如,有一家食品企业,从银行贷出了3000万,500万投入企业生产,2500万流向了高利贷市场。

  “这比工厂的利润大多了,不必苦兮兮地扩大生产规模,三个月就能赚取超过工厂一年的收入。”张自强告诉记者,在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之下,实体的企业已经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流动资金贷款再次进入融资链条,不断给高利贷市场补充血液。

  张震宇坦言,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不是主流。“因为银行的资金便宜,国家基准利率和民间借贷之间存在利差,在利益驱动之下,企业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

  他认为,这与银行的监管失职相关。

  为此,银监会专门出台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及项目融资业务指引)。

  但监管的效果并不明显。

  陈景伟也是从银行辞职出来的。根据他的分析:按照正常的贷款通则,贷款必须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去使用,例如约定购原材料就得拿去购原材料。“但如果他是提现的话,你就没办法监管。北京、上海提取三五百万现金可能很困难,但在我们这边很方便。每个银行机构的现金都放得很多,现金监管几乎不可能。”

  根据合同的约定,银行有监管的权利。但作为权利,这意味着可以放弃行使。

  站在银行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风险防范,只要抵押物和盈利状况都没有问题,最终钱流向何处,不是它最关心的。

  不只是上述中等规模的企业,许多融资实力雄厚的集团公司旗下都有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利用银行资金做拆借业务。

  然而,高回报之下是否隐含着高风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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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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