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20世纪儒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4 次 更新时间:2011-07-06 1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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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现代儒学的观点来看, 中华民族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复兴, 而儒家思想的复兴, 最根本的用力之处是学术建设。从而, 学术建设成为20 世纪儒学的根本使命, 学术儒学也成为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的特色。20 世纪新儒家, 大多以精治中国哲学史或儒学思想史为其学术基础, 应当不是偶然的, 表明这个时代面临西方哲学的冲击和现代文化的挑战, 只有在学术上、理论上对儒学进行梳理和重建, 才能立身于哲学思想的场域, 得到论辩对方的尊重, 与其他思想系统形成合理的互动; 也才能说服知识分子, 取信于社会大众, 改良文化氛围, 为儒学的全面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儒学; 学术儒学; 学术研究

  

  本文所讨论的20 世纪的儒学研究, 并不是要盘点或列举20 世纪儒学研究的成果, 或总结20 世纪儒学研究的方法, 或综述百年来儒学研究的成就与缺欠。而是希望把儒学的学术研究作为一个问题, 以儒学的现代发展为主体, 探求何以学术研究成为20 世纪儒学的基调; 讨论20 世纪儒学学术研究对儒学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有何意义, 起了何种作用, 具有何种限制; 并由此讨论现代儒学与传统儒学的不同特色, 以及这些特色所以形成的历史环境与制度条件。有幸的是, 长期以来, 已有不少学人对这一类问题有过多样的深度观察和思考, 我们将在回顾这些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来提出进一步的看法。

  

  一、文化的危机

  

  要了解20 世纪儒学的特色, 必须了解20 世纪儒学发生的背景、面对的挑战、承受的使命, 才能明晓儒学的学术研究对于现代儒学的意义。

  众所公认, 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步陷入空前的、全面的危机。这个全面的危机在根本上来自于西方的挑战, 西方近代文化和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逼扩张, 对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庞大的中华帝国,在军事、政治、科学、工业、教育等诸方面带来的巨大冲击, 引发了晚清时代一系列近代化的改革。正如笔者曾针对近代儒教兴衰史所指出的, 古老的传统中国文明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面前一败涂地, 被迫变革。经过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 近代自然科学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 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知识人所介绍, 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甲午战争的挫折使得儒教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19 世纪末儒学的状况是, 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受到了巨大挑战, 洋务运动后期, 维新派在各地已经开始兴办新式学堂, 即使在一些旧式学塾中, 课程亦开始新旧并存。1899 年清廷下诏废八股、诗赋, 1901 年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 , 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 这些已经是对为科举服务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挑战。由于自1899 年来各地书院已渐改为学堂, 至1905 年传统! 儒学∀( 学校) 已无形中取消。更为决定性的是, 1905 年, 清政府正式决定废止科举, 规定所有学校除保留经学、修身之外, 皆教授自然科学。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 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

  辛亥革命后短短几年, 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 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 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辛亥革命前后放逐儒学的运动进一步推展到伦理和精神的领域。从废止科举到新文化运动不过十数年时间, 儒学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格局中遭到全面的放逐, 从中心退缩到边缘。经过20 世纪初20 余年, 儒教文化已全面解体1 。

  一般认为近代中国的危机主要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迫而形成的民族危机。20 世纪50 年代以后的中国研究中, 中国19 世纪中叶以来遭遇的危机在社会变化层面上被认为是! 现代化的危机∀, 在外部强力压迫下发生的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逐步转变。但是, 从儒家思想家的立场来看, 则始终强调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危机必须从文化上来理解, 贺麟早就提出:

  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 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 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 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 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 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 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 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 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 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 丧失了新生命, 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2

  中国自近代以来之所以不能应付新的局势, 在外强压迫下屡屡失败, 内在的原因是这个时代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精神、思想的根本, 僵化停滞, 没有焕发出新的生命。贺麟这种从内在思想来理解近代历史的立场, 应该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日本近代的经验证明, 同样面临西方文明与帝国主义的压迫, 若能积极奋起改革, 儒家思想与时俱进而推动改革, 则可有效化解民族危机, 促进现代化的进程。

  西方的船坚炮利当然是摧毁东方防线的前锋和先导, 但对中国而言, 真正深刻的危机是西方文明的全面挑战。13 14 世纪的蒙古铁骑同样锐不可当, 但蒙古的军事优势并不代表文明的优势。而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所感受到的西方冲击, 绝不仅仅是军事技术的先进, 在全方位的节节败退下, 中国人渐渐丧失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 在心理上为西方文化所征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西方文化的挑战被认为是根本性的, 而如何吸收与回应西方文化上的挑战, 成为消解危机最为根本性的问题。

  当然, 贺麟把文化的危机只归为清代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 是不全面的。从文化观念上看, 当时的知识人不能正确地评衡中西文化, 是文化危机发生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 近代中西文化的问题讨论中, 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声音之所以占了上风, 是由于流行的观念里包涵不少文化观的迷失; 如何从超越启蒙主义的角度阐发中国文化的价值, 维护中国文化的自信, 必须从学术上进行辨析, 这是化解文化危机的重要方面, 也是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关键。文化观的问题必须用文化观的分析和论辩来解决, 文化观的问题不解决, 思想的重建、历史的研究就没有基础。由于文化的危机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的观念, 而不是普通民众, 所以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文化辨析必然在这个时代成为儒学的主战场。在这方面,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著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贺麟指出:

  西洋文化学术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 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表面上,西洋文化的输入, 好像是代替儒家, 推翻儒家, 使之趋于没落消沉的运动。但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 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 西洋文化的输入, 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西洋文化的输入, 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 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 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3

  因此, 对文化危机的克服或消解, 不是拒绝西方文化, 事实上拒绝西方文化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的危机, 在思想化方面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危机, 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 造成了儒家思想生死存亡的大考验。换言之, 儒家文化的危机与解除, 是要面对西方文化的输入, 了解、吸收、融合, 并转化西方文化。只有经历了这样的历程, 儒家思想才能在现代生存、复兴和发展, 正如宋明理学吸收融会佛教而发展出新的儒学形态一样。只有在文化上扬弃西方学术, 儒学才能在现代生存。这也就是说, 文化上的融合、转化西方成为20 世纪以来对儒家的存亡具有根本性的任务。冯友兰的新理学所做的正是这一类的工作。

  这种“转化西方文化”, 贺麟又称为“儒化西方文化”, 他指出:

  就民族言, 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 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 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 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 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 让五花八门的思想, 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文化, 漫无标准地输入到中国, 各自寻找其倾销市场, 各自施展其征服力, 而我们却不归本于儒家思想而对各种外来思想加以陶熔统贯, 我们又如何能对治哲学分歧庞杂的思想, 而达到殊途同归, 共同合作以担负建设新国家新文化的责任呢?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是在西洋文化大规模输入后, 要求一自主的文化, 文化的自主, 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的失地, 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4

  所谓儒化或转化, 即正如宋明理学对于佛教的吸收和转化, 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 吸收西方文化,并把吸收来的西方文化的因素加以融会改造, 使之变成自己思想的部分; 是用儒家思想统贯外来思想因素, 自主地重建新的现代的儒学。熊十力的新易学哲学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重建这样的儒学, 本质上必然是一学术的研究和发展, 从而儒学的学术发展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工作。正因为如此, 贺麟提出了“学术治国”的口号, 以凸显他对学术工作的重视:

  老实说, 中国百年来之受异族侵凌, 国势不振, 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学术文化不如人。而中国之所以复兴建国的展望, 亦因中华民族是有文化敏感、学术陶养的民族。……由此看来, 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 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我们真正完成的建国, 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应用上。换言之, 必是学术的建国。……我愿意提出“学治”或“学术治国”的观念以代替迷信武力、军权高于一切的“力治”主义。……我愿意提出“学治”来代替申韩式的急功好利、富国强兵的法治。……我愿提出“学治”以补充德治主义。5

  这是最明确提出学术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的提法。在他看来, 中华民族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复兴, 而儒家思想的复兴, 最根本的用力之处是学术建设。从而, 学术建设成为这个时代儒学的根本使命, 学术儒学也成为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的特色。

  

  二、精神的迷失

  

  如上所说, 19 世纪后期以来, 中国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一危机总体上来自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遭遇到的危机, 而在文化上儒家思想体系遭遇的危机是中国文化诸部分中最为突出的,以至于一般所说的中国文化危机实质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危机。在文化危机的总体形势之下, 儒学的学术发展应该突出什么课题以求复兴呢? 当然, 这一问题在现代儒学中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20 世纪70 年代, 在当代新儒家还未受到特别重视时, 张灏写了《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 他认为不能仅从民族危机、文化认同或现代化来了解中国文化所遇到的危机, 必须从“精神”的方面来理解危机的特质。他从思想史家的立场突出了新儒家思潮出现的背景。他提出: “新儒家并不是1949 后才突兀地出现于思想界, 而是自五四时代即长期发展的一股趋势。”他主张“新儒家是对思想危机的回应”。张灏认为, 西方文化传进之后, 各种新学蜂拥而起, “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 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 境地, 这是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所未有的”。这种“迷失”被他分析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道德迷失”, 这是指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者要求对所有传统的儒学价值进行重估, 在道德上打破传统旧习, 破坏和否定自己的道德价值传统, 造成了道德迷失的普遍心理; 其次是“存在迷失”, 这是指传统宗教信仰已遭到破坏, 人的由苦难、死亡、命运造成的焦虑失去象征性庇护时, 人对存在感受到的困境和痛苦; 第三是“形上的迷失”, 这是指科学传播冲击了人的原有世界观和宇宙观, 人对世界的究竟原因, 对世界统一性的理解找不到答案, 对传统哲学的摒弃, 使得人对物理世界以外的世界理解, 对形上世界观的需要, 无法满足6。由此, 张灏认为:

  在现代中国, 精神迷失的特色是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和形上迷失三者是同时存在的。而不在于任一项的个别出现。位于现代中国之意义危机的底部, 是此三种迷失的融合。惟有从这个背景才能把握到: 新儒家学者在许多方面将自己关联于传统。他们的思想大多可视为“意义的追求”, 企图去克服精神迷失, 而精神迷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中许多敏锐灵魂所感受到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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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1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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