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党认同是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以认同的含义及其特征为基点，综合中西方政党认同的概念，可以认为政党认同兼具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具有社会性、多元性、层次性和相对稳定性。政党认同的要素包括客体、主体和层次三个范畴。政党认同的客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认同政党政治、认同某一政党制度和认同某一政党；政党认同的主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党员（政党组织）的政党认同、公民（选民）的政党认同与作为官员的党员（行政组织）的政党认同；政党认同的层次可以分为：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虽然中西方的政党认同观念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政党认同理论，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政党认同；政党认同含义；政党认同要素
中图分类号：D05；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1-
政党认同（Party Identity）是源自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选举中的一个概念，它是在人们成长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与家庭熏陶（尤其是父母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教育环境、宗教文化信仰、个人经济地位、政党社会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的，一种相对较为稳定的心理倾向与价值判断。当代世界是政党政治，从理论上而言，政党认同为我们研究政治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政治实践上来看，通过对政党认同的研究，政党可以较为深刻地把握政党认同的基础及其形成途径，较为准确地测量自己在民众中的认同度，正确评估和调整自己的政策和政治主张，从而赢得多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从更宏阔的视野来看，政党认同的发展与变迁也折射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一、认同的含义
如同“民主”一样，认同是社会科学界非常复杂而且难以把握的一个重要概念。默舍尔曾经指出，“‘认同’作为当代政治的一个关键字，已经有太多不同的含义；同样一个词，但是很多人讲的意思却大相径庭”，“从这个角度而言，急切地想讨论认同——这本身就是当代政治的后现代困境的一个象征。”[1]
1．认同的含义溯源
认同的英文是identity，在《英汉大词典》中，这一英文单词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身份、本身；二是同一人、同一物；三是同一（性）、相同（处）、一致（处）；四是个性、特性[2]。中国台湾学者孟樊认为，从后现代来看identity本身变得不确定，多样且流动，身份也是来自认同，加之identity原有“同一”、“同一性”的意思，因此译为“认同”[3]。
在西方，“认同”概念最早由詹姆斯和弗洛伊德提出，詹姆斯曾用“性格”一词表示认同：“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可以在精神或道德态度上看出，当这种情形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会感到自己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一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在说，这才是真正的自我。”弗洛伊德把认同“看作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 [4][P12]。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认同关注的是一个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深层的心理关系，同时它也提供了对个人的态度和动机进行说明的一种可能性。总体而言，认同是一个不断地回答“我是谁”的过程，即通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确立的一种身份感、确认感与归属感，并自觉地按照自己所认同的团体的规则与规范来约束自己。
2．认同的特征
认同具有社会性、多元性、层次性和相对稳定性。
认同是在社会中形成的，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内在发现与外在自觉，而是更多地根源于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探索了现代认同的形成渊源，认为现代认同的形成依赖一些有关“自我根源”的因素。要阐明认同的形成，必须涉及自我的根源、人性的善恶、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影响等[5]。英国学者吉姆•麦克盖根认为“认同是一种集体现象，而绝不仅是个别现象。它最频繁地被从民族主义的方面考量，指那些身处民族国家疆域之中的人们被认为共同拥有的特征”[6]。英国学者戴维•莫利等认为是“差异构成了认同”，认同涉及了排斥和包含，“因此，界定种族集团至关重要的因素便成了该集团相对其他集团而言的社会边界……而不是边界线内的文化现实”[7]。
认同的对象或者客体具有多元性，多种认同形成一种相互交叠的文化景观。认同对象的多元性是由当今社会的多元尤其是文化的多元与层次性所决定的，阶层、族群、国家、政党都可以为认同的多元性提供基础。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拥有多重认同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后现代政治的多元性的愈加突出，认同也愈加重要，不同领域之间的认同相互交叠、复杂庞乱的现象也愈加严重。
认同具有内在的层次性。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认同的价值是通过相连贯的组织内有关个体的信息来维持个体的连续性。社会学家摩尔认为，认同分为个人层次和社会层次[4][P14]。安德森认为，认同可以多种共存，认同是在行动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中、在情景中建构的，它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可能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受到共同规则的制约和导引[8]。
认同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也具有流动性和可塑性。吉登斯曾经指出，认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一个动态的、没有终点的过程[9]。认同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旦形成将在一定的期限内支配行为者的行为。但是，受到环境不断形塑的影响，个人或者集体的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与内外环境的交换与影响中改变着认同的强度乃至方向。
二、 政党认同：含义及其特征
政党认同是认同的一种，最早由美国学者坎贝尔提出。坎贝尔等人对政党认同概念表述是“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对重要的群体目标的情感倾向”，就是选民“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 [10]。这种方法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选民的投票行为，认为选民的政党认同是一种长期的心理倾向，即选民选举行为的稳定程度。但此后它的用途不断扩大，逐渐成为“40年来研究大众政治行为的中心理论”[11]，无论在探讨政党与选民关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还是研究政党的组织形态时都不能绕开它。
1．政党认同的含义：理性还是非理性？
从政党认同的本义上而言，坎贝尔等人实际上认为它是选民的一种稳定的非理性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党认同已成为用社会学方法解释政治现象，以反对理性选择方法的典范”[12]。然而，就是政党认同者的坚定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对比主要是语词上的。在实践中，无论是政党认同理论还是理性选择理论，还是那些建立在社会团体和特点基础上的解释法，都列出了两种影响投票决定的因素：对某一政党的长远发展倾向预测或依附和短期刺激（比如执政绩效、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和重点议题）。实质问题在于，如何区分上述两者，以及如何排除相互影响和投票影响而对它们加以观测。实际上，透过政党认同在投票时的“非理性”，而去看政党认同的形成与变迁，我们已可以看到这里面更多的蕴涵的是一种理性的因素。
再后来，政党认同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其含义也越来越宽，非理性的因素逐渐淡出，理性的因素得以凸显。达尔德尔（H. Daalder）曾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党认同危机”作了如下概括：（1）从原则上否定政党，即一贯否认政党和合法地位，把政党看成是对于良善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威胁；（2）不是从原则上否定政党，而是有选择地否定一些在他们看来运作不良、作为“良善的政党的变异”的政党；（3）不是否定政党，也不是否定某些政党体制，而是有选择性的否定某些“变异”的政党体制；（4）从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看，不否定政党对于民主政治发展曾经起到的某些重大作用，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其他的政治行为主体和政治制度已经取代了政党和政党制度以前的大多数功能，政党终将衰败[13]。从这个角度反而观之，其实西方学者对于政党认同的概念界定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依附了。
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政党认同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高级的认同。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于政党认同作出如下界说，“在复杂的政治社会中，人们往往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作为政治认同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国家、政治制度、阶级、政党、政治理想、政策等……政党是为捍卫阶级利益而自觉奋斗的团体，一般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因而，对政党的认同多属较高层次的认同”[14]。中国的诸多学者在定义政党认同时，也大多沿袭了这一基本理念。[15]
综合中西方的政党认同观念，可以把政党认同概括为：政党认同是政治认同的一种，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作出的一种心理反应和行为表达。它是在政党政治生态下，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的产生、发展与衰亡，反映了政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与环境的互动与沟通，折射出政党的兴盛与衰亡。
2．政党认同的特征
作为认同的一种，政党认同具有认同的一些基本特征：社会性、多元性、层次性和相对稳定性，但这些特征体现在政党认同中其具体表现形式却有所不同。
政党认同的社会性显示出政党与社会（选民、党员）的关系。政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政党认同也是随着政党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无政党产生的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就是一个有认同而无政党认同的社会。但是政党认同的产生与政党的产生也并非是同步的。就像“民主”在西方社会曾被视为“穷人的暴政”的代名词一样，政党登上民主政治舞台的表演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来自各方面的嘘声比喝彩声更多。首先，日趋没落的王权势力和寡头权威，他们惧怕政党威胁自己残存的地位和利益。其次，某些政治家抨击政党只顾集团利益，拉帮结派，你争我斗，破坏了政治团结和社会秩序，损害了行政效率。再次，一批具有民粹主义思想或卢梭式直接民主理念的人，强调人民自主参政、直接参政，认为党同伐异只能造成人民的分裂，使少数政客操纵权力，妨碍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而普通民众除了对政党互相攻讦、尔虞我诈、政治分肥等劣行深恶痛绝外，也对政党头面人物哗众取宠、轻诺寡信的作风嗤之以鼻。近现代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领袖人物，如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戴高乐等，也对政党持轻蔑和厌恶的态度。在华盛顿著名的告别演讲中，他说：“政党总是干扰公共议会的工作，削弱行政能力。它用毫无根据的嫉妒和虚假的恫吓把社会群众激动起来，使共同体处于不安之中。唆使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有时还煽动闹事和暴动”，“政党精神对美国政治制度具有有害影响”[16][P27]。正如美国学者施莱辛格所言：“在政党开始形成时期，它每向前发展一步都遭到非议，被认为是个祸害”[16][P20]。
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却又不得不接受并认同政党的存在。因为民主诉求的实现，不能不依靠组织起来的利益人的共同行为，而政党正是组合阶级利益、组织阶级力量、实现阶级愿望的最好形式。因此，政党就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星移斗转，尽管政党未必能实现完美的蜕变，但它确实使民主政治出现了新面貌和新气象。
政党认同具有多元性，其更多地表现在认同客体的多元性上。一般意义上而言，政党认同的客体主要分为三个层次，首先认同政党政治，其次认同某种政党制度，最后认同某一政党（关于这三个层次的详细论述，见下文关于“政党认同的要素“）。我们谈的政党认同更多的是最后一个层次。但是如果我们绕开前两个层次，往往无法解释最后一个认同的深层次原因。
政党认同具有层次性，情感、认知、评价和行为是其四个层次。一般而言，这四个层次是递进的，但是如前所述，有些西方学者并不认为政党认同是一种理性的行为，而更多地出于情感。从历史经验来看，也确有一些政党如法西斯主义政党、一些原教旨主义政党，它们成员的一些行为绝非理性所能解释，有时某些情感的强烈往往淹没、越过了认知和评价方面，而直接导致过激的行动。
政党认同具有相对稳定性，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认同反映了行为主体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所体现出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相对同步性。政党认同是在某种动力需求的基础上，经过对于政党的长期的感知、情感体验、反复强化而形成的。就政治行为主体个体而言，认同一旦形成，便可成为构成个性的一部分，从而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并在行为反应模式上表现出规律性，这不仅是个性使然，而且有利于个体适应政治系统。但是，当政治系统发生大的变化或者变革时，政党认同就会相应的改变（或削弱、或强化、或转换等）；而且，政党认同对于政治系统也具有反作用，有时这种反作用还相当大。
三、政党认同的要素
政党认同的要素分为客体、主体与层次三个范畴。
1．政党认同的客体
从广义而言，政党认同的客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认同政党政治、认同某一政党制度和认同某一政党。认同政党政治，也就是对政党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存在是一种肯定的评价；如果政党是一种恶的话，至少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如上所述，自政党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诸多的责难。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政党在近代政治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民主化，而现代民主要求对民意作出经常、灵活、高效的反应。为此，必须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现代政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起了这样一种桥梁与中介作用，使得民意得以传达和集中，从而为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提供必不可少的动力和支持。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欧内斯特•巴克曾对西方政党作出了一个经典的评价：“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体制的水车并使之运转的导管和水闸。”[17]但是，随着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新经济时代的来临，政党的功能日益萎缩，公民的投票率降低，政党衰落的论调尘嚣日上，对政党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对于政党政治的认同又面临着新的危机。
认同某一政党制度实际上是对认同政党政治的前提下，对于某一政党制度的一种体认与偏好。就世界范围而言，存在种类繁多的政党制度，哪一种政党制度是符合民主的价值的，哪些是独裁、专制的，不同学者、不同的政治主体都有着不同的认知、判断和评价。例如，在有些学者尤其是西方的学者和国内的自由主义学者看来，与民主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的只是两党制与多党制这种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这些学者往往认为，政党应该在民主政治的规则下运转，而不能超脱乃至控制民主政治。因此，只有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实现形式；而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包括一党制垄断制和合作性政党制度，是与真正的民主格格不入的，世界民主化的潮流带来的必然是与之相契合的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米歇尔斯、熊彼特、达尔以及萨托利等西方政治学家的经典论述）。虽然这种观点是从形式来评价形式，忽略了历史必然和价值衡量两个维度[18]，但它客观上说明了其代表一种政治认知，是政党认同的第二个层次。，但它客观上说明了其代表一种政治认知，是政党认同的第二个层次。
政党认同的第三个客体就是认同某一个政党。一般意义上而言，认同某一个政党往往以上述两个认同为前提，但是也不排除例外情况。认同某一政党可以是认同该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治纲领、政党领袖、执政绩效等；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以及参与投票或者自觉地遵守政党的章程、拥护党的领导等政治行为体现出来。狭义上而言，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党认同只是最后一个层次。比如在美国，一般意义上谈的政党认同是指你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或是独立选民。之所以美国的政党认同只是涉及第三个层次，主要是因为美国公众在前两个层次上已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对于美国的政党制度和民主价值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2．政党认同的主体
美国政治学家V. O. K在《政治、政党和压力集团》中提出将政党分为“组织中的政党、选民中的政党、政府中的政党”三部分[19]。借鉴其分析框架，政党认同的主体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党员（政党组织）的政党认同、公民（选民）的政党认同与作为官员的党员（行政组织）的政党认同。
从政党组织的层面上来看，政党认同是政党组织化、制度化的结果，表现为党员对政党的忠诚，这种忠诚不仅意味着党员在投票以及其他涉及政党利益问题上的坚定，而且标志着党员对组织的认同，其深层次的原因和动力则是政党组织代表了政党成员的利益。从选举层面来看，政党认同指选举中选民向某一政党投票，它既包括党员对本党候选人的认同投票，也包括非本党党员选民对党的候选人的认同投票，其来源既是前边两个结构功能的体现，也同选举中政党的执政绩效、竞选策略等有一定关系；而在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下，虽然不存在投票中选择这个或者那个政党的问题，但是也存在能够体现出公众的政党认同度和政治参与度的选举投票。从政党在政府中的角度来看，政党认同则倾向于对政党执政的政策和执政业绩的评价和认同，实际上涉及执政党的执政绩效问题，即执政的政党是否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并且这种增长的成果为大多数人所共享。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的政党认同的主体差异是很大的。西方政党的党员，大多数没有特别的条件和非常严格而具体的标准，而中国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有特定的条件和严格而具体的标准。西方政党与党员的联系不像中国的政党与党员的联系那样紧密，党员与政党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利益关系（党内少数骨干除外），党员可以随时放弃对政党的支持，而去选择支持或者加入其他的政党。这在西方社会中是比较普遍的存在的，但在中国社会中则很难做到，一个退出中国共产党的人，不仅不会被理解，而且可能会产生种种误解，甚至受到嘲笑、歧视、贬低。因为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是一种政治荣誉，这种身份是与个人的政治前途、社会地位、事业发展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造成这种中西政党身份转化频率的差异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西方政党是“选举中的政党”，而中国的政党是长期执政或长期参政的政党。西方的政党是为选举而生，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因此政党与选民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政党与党员的关系。在中国，由于实行的是一种合作性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民主党派长期参政，中国的共产党党员队伍和民主党派党员队伍是相对稳定的。
“政府中的政党”体现了行政组织中的政党与行政组织外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在两者的关系方面，中西方也体现出很大的不同。在中国，行政组织之外的政党往往对行政组织中的政党起着领导作用，政府的政策往往体现的是凝聚人民意愿的党的意志。由于政党与政府的高度一体，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处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政治学者和政治家所苦苦思索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西方，政府中的政党与政府外的政党往往存在着一种博弈，前者对后者起着重大的反作用。在以往的西方政治学关于政府与政党的关系研究中，往往认为政府只是政党的工具，问题清晰明了，根本不用分析。例如：密尔曾经在《代议制政府》指出，在英国政党政府中，首相是由议会任命的，首相是政党的领袖，而政党的政策总会得到议会的支持。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法国政治学家让·布隆代尔为代表的西方政党政治学家对于“政府中的政党”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从制定政策、人事任免、政治交易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处于完全控制地位，而政府是完全处于依赖地位。政府总是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且对政党施加重要影响。这里的深层次原因是，西方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执掌政权而组织起来的。当政党的领袖进入政府时，政党的领导层会与政府出现一种融合的趋势，但是政党不会消失，而是“被去掉了首脑”，这时的政党领袖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府的代表，而并非作为政党的代表而存在[20]。
3．政党认同的层次
就不同的政治群体而言，对于政党的认同并非是同向、一致的；就具有同向认同的政治群体中的每个个体而言，其认同的强度也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实际上也影响着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的驱动力和表现性。
总体而言，群体认同的研究者们一般都在泰菲尔对群体认同的定义基础上，假定一个行为主体的群体认同由三个层次组成：认知层次、情感层次和评价层次[21]。阿尔蒙德和维伯对此表现出同样的观点，他们指出，政治主体对于政治客体的政治取向包括：（1）“认知”的取向，即关于政治系统的角色和角色的承担者以及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念；（2）“情感”的取向，即关于政治系统的角色、人员和行为的感情；（3）“评价”的取向，即关于政治对象，特别是那些涉及价值的标准和准则，可以和信息与感情相结合的政治现象的判断和见解[22]。一般而言，对于认同的层次都至少包括三个维度：认知、情感和评价。此外，由于政党认同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态度与倾向，而且也是真切体现其主观态度的行为，因此行为也应当成为政党认同的层次之一。
政党认知，简单而言，就是政治行为主体对政党（广义上还包括政党体系和政党政治）的一种知识、认识和意识。对于政党认知的过程就是行为主体、认知对象和认知情境交互作用的心理过程。按照心理学的划分，认知可以再分为知觉、印象和判断。认知是认同的基础和首要环节，它对于形成对政党的归属感、认同度以及产生凝聚力，都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没有对于政党的一些知识、认识和意识，政党认同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党认知的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既定观念的影响，并且总带有某种价值倾向性，总与认同主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因而不同的主体从大体相似的政治经历中经常会得到有所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的认知。
政党情感是指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对政党（广义上还包括政党体系和政党政治）等所产生的心理体验和内心感受，是伴随个体的认知过程形成的对于认同客体的表现出来的抵触或者接受，热情或冷漠，喜好或厌恶，尊敬或蔑视等心理反应和情绪的总和。它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感情枢纽，也是政党认同的动力来源和感情基础。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政党情感包括两个方面，较低层次的政党情绪和较高层次的政党感情。政党情绪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依据其政治期望和需求的满足程度而产生的临时性的主观体验。相对于政党情绪，政党感情则是则是政治主体在对政治关系的认知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复杂而稳定的心理体验，是一种较为高级的精神活动，具有相对稳定、不易改变的特性。政党感情在现实的政治参与中可以表现为亲和与疏离。政党情感作为主体对于认同客体的偏好，其实质是人们在利益的矛盾冲突与协调整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于认同客体的态度化理解。利益——情感——认同，虽然是政治认同的一般逻辑推理和作用机制，但是把它应用于政党认同也是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在表面上看，政党情感似乎是认同主体的一时冲动和内心宣泄，但实际上它的形成是通过政治社会化在其内心深处长期积淀的特定的价值取向和认知结果。
政党评价则是指政治行为主体依据他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对于客体所作出的一种评价性的价值判断和好恶取舍。作为政党认同在主观上的最深、最后一个层次，政党评价是政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政党认同的主要因素。因为这种价值判断直接体现着认同主体的好恶取舍。每一种政党评价的作出，都是认同主体的政党认知、政党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政党评价的过程中，这些要素既得到反映，也被加以塑造、建构和提升。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活动是一个连续的输入和输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反馈机制不可或缺，而政党评价则正是反馈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体现。实际上，政党评价的过程是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的一种双向的交往沟通过程，政党评价的结果将对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同时产生影响，而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的互动则将使整个政党评价始终处于一种动态连续的有机过程之中。简单而言，如果认同客体的现实状况对于认同主体来讲有利或者有益，那么这一认同客体便会受到积极的评价，从而获得赞同和支持；反之，则会受到消极评价，从而被否定和反对。通过政党评价，政治行为主体与政党、政党制度、政党政治之间互为促进、互为满足，从而形成政党认同动态系统。
政党认同的行为层面是认同主体在政治生活中所进行的各种政治实践活动，是政党认同的外化表现，是政党认知、政党情感和政党评价在行为层面上的反映，其行为的深度、广度、频率等因素体现着政治人对于政党认同客体的程度、广度和频率。政党认同的行为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拥护某一政党的领导，自觉按照某一政党的方针、政策、纲领行事，加入某一政党，投某一政党的票等。在中国合作性政党制度框架下，政治主体的认同行为主要体现为拥护某一政党的领导，自觉按照某一政党的方针、政策、纲领行事，加入某一政党；而在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框架下政治主体的认同行为主要体现为投某一政党的票。在政党认同的四个层次中，行为是最为直接和明显的。然而，在某种情况下，行为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个体真实的认同心理，因为在特殊的政治关系及政治情境中可能存在的强制性或者偶然性因素会迫使个体做出与其固有的政党认知、政党情感和政党评价相偏离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政治行为。
四、建构中国的“政党认同”理论
如上所述，中西“政党认同”概念的差异凸显了中西方对于“政党”性质与地位的不同看法。西方的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是选举的工具和选民行使自己权利的载体；而中国的执政党则承担着领导国家与政府、改造社会的重大职能，要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西方而言，政党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国家认同等相关概念是界限明晰的，政党认同的危机不会带来国家政治体制的危机；而对中国而言，政党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国家认同、社会主义信仰认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政党认同出现危机，则可能意味着国家同时出现了信仰、制度等全方位的危机，有造成大的政治动荡之虞。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的政党认同是一种高层次的政治认同，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而西方的政党认同则主要应用于选举当中，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这又引申出一个命题，即西方的“政党认同”理论能否为我所用。实际上，在西方就有学者对“政党认同”理论的普适性存有质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政党认同的概念在离开美国之后就没有什么实际价值[23]。但是，我们也看到，“政党认同”虽然最初是针对美国选举提出来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与外延也越来越宽泛。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的政党认同理论，结合中国的政治实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认同理论。
构建中国的“政党认同”理论应该坚持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注意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规范理论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和指导，构建一个包括政党认同的要素、政党认同的层次、政党认同的测量、政党认同的功能、政党认同的形成途径、政党认同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宏观理论体系，是我国当前政党政治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理论任务。而开展对政党认同的一些实证研究，将会更加彰显我国政治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使理论更加丰富、更具解释力。在建构中国的“政党认同”理论时，西方的理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诚然，中国的政党制度有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但是如果我们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找出这些不同而论证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似乎就失去了更为重要的意义。也只有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党认同理论研究方面的异同，有选择、有比较的“扬弃”和“拿来”，才能建构一个规范的政党认同理论，为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Kobena Mercer．Welcome to the Jungle：Identity and Diversity in Postmodern Politics[A]．Jonathan Rutherford(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C]．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90．43．
[2] 英汉大词典（缩印本）[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870．
[3] 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16-17．
[4] 转引自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6] [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28．
[7] [英]戴维•莫利，等．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61．
[8]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9] 转引自Chris Barker． Culture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M]．London：Sage，2000．166．
[10] Angus Campbell． The American Voter[M]．New York：John Willey & Sons, 1960．121．
[11] Russell J.Dalton, Martin P. Wattenberg.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37．
[12] [英] 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大百科全书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66．
[13] Hans Daalder．A Crisis of Party[J]．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2001，Vol.15，No.4，269-270．
[14]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1．
[15] 参见李素华．对认同概念的理论述评[J] ．兰州学刊，2005，（4）．
[16]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民主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17] 转引自R•Harmel，K•Zandana. Parties and It’s Conditions[M]． Essex: Longman Press, 1982. 2.
[18] 柴宝勇．历史必然与价值内涵——合作性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实现形式[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5）．
[19] V. O. Key. Politics，Parties，and Pressure Groups[M]. New York: Growell, 1967. 54.
[20] 柴宝勇.西方政党政府理论的新解读：含义、运转、理论困境与发展趋势[J].探索，2007，（4）.
[21] N.Ellemers，P. Kortekaas，J. Ouwerkerk. Self-Categorization，Commitment to the Group and Social Self-Esteem as Related but distinct Aspects of Social Identity[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9，（29）：371-398.
[22]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17.
[23]K．Knight，M．Marsh. Varieties of election studies[J]. Election Studies，2002，（21）：167-187.
责任编辑：向波
来源：《探索》2009年第1期
收稿日期：2008-1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比较视野中的政党政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06N22009）。
作者简介：柴宝勇（1979—），男，河北南宫人，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