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普:多民族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0 次 更新时间:2014-09-10 19:53:53

马德普 (进入专栏)   柴宝勇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民主和民族一般关系的分析,指出了民主与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其中包括:民主制度的"多数原则"同少数民族权利之间的矛盾,民主的表达沟通机制同民族语言差异之间的冲突,一体的民主政治与多元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张力。如果多民族的状况与民主制度安排之间不能实现适当的协调,要么就是民主难以实现,要么就是民族分裂。为此需要从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同时加强民族融合,提高国族认同,以及创造新的民主机制等方面入手,来解决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整合问题。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 民主 民族语言 文化认同

   在当今世界上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8%左右的国家民族关系比较简单,属于基本上由一个民族组成的国家 ,其余的大都是多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存在,民族问题就存在,只要是多民族国家,就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国内民族关系这一重大问题。这无论对于非民主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来说都是如此。实际上,伴随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重大历史现象, 就是民族分裂的扩大和民族冲突的加剧。在民族分裂方面,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在民族冲突方面,有前南地区的民族冲突和随后爆发的科索沃战争,克什米尔冲突,东帝汶骚乱和持续至今的车臣冲突等。除此之外,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国的科西嘉、加拿大的魁北克、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国的库尔德人聚居区、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阿塞拜疆的纳卡地区、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印度尼西亚的亚齐以及非洲的一些多民族国家等,都是民族矛盾冲突较多的地区,而且这种矛盾冲突一般都和民主化进程有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总之,民族问题是许多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也是世界民主化进程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多民族国家开始探讨与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民主化潮流奔涌向前的今天,何种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能够保证各民族在民主制度框架下和睦共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的政治学理论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中国的政界和学界也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现在到了必须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一、民主与民族文化认同

  

   民主是一种政治运行模式,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是政治活动或政治游戏的合法参与者。由于政治游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相关主体的利益博弈,因此和其他政体相比,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界定问题,即谁有权参与政治游戏的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指出,民主预设了某些社会排斥的原则,其运作的先决条件是存在一个封闭的政治共同体,即一个拥有清晰地理边界的、稳定的人民群体。民主制度越复杂,厘订成员标准就必须越仔细。  

   从历史上来看,最初形成的国家大多都是建立在血缘族群基础上的,连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国家也概莫能外。雅典内部的行政区划虽然是以地域来划分居民的,但整个政治共同体仍主要是以血缘族群为边界的。不过,随着人类普遍联系的不断扩展,到现代民主社会里,民主政治共同体的主体边界则更多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基础了,现代民族(或国族)就是这种文化认同的产物。因此,现代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血缘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文化既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又是界定人们生活共同体的一个最明显的边界线。所以,斯大林才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历史证明,任何政治体制的维系和运作都需要一定的文化认同,但是民主政治的公开选举、大众参与和"多数决定"的原则,使得民主政治对于这种文化认同的程度要求大大提高了。如果人们对这一套政治运行机制缺乏认同,如果人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以及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情,它就不可能有效地运转。只有具备共同的语言文化,人们才能在民主争论过程中相互理解,才能明白候选人的政策主张,从而做出民主的选择;同时,也只有对共同体有强烈的认同,才能使民主的竞争不至于成为国家分裂的动因,才能使这种竞争保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密尔在谈到他理想的代议制时就曾经指出,"一般说来,自由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政府的范围应大致和民族的范围一致。""凡是民族感情有效存在的地方,似乎就证明有把该民族的所有成员联合在同一政府,并且是他们自己的个别政府之下的根据。"而"在一个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国家,自由制度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缺乏共同感情,特别是语言不同的人民中,不可能存在实行代议制政府所必要的统一的舆论"。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最适合民主生长的环境是那些国家与"民族"重合的社会,或那些尽管存在不同种族和文化差别,但人们依然具有共同民族认同的社会。"  

   近代以来,凡是比较成功地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转提供了支撑。而这类国家一般都是先发展的比较单一的民族国家。然而,在当今世界上,除了少数几个熔炉式的移民国家通过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政策把不同民族融为一体之外,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由多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相对稳定地域的民族各自聚居的国家。移民国家一般是各个民族相互杂居而不是各自聚居的,所以它们不是真正意义的多民族国家,只有由多个各自聚居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才是真正意义的多民族国家。

   美国学者R.S.赫尔曾区分"国内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和"'移民'种族群体("immigrant" ethnic groups)"这两个概念,认为"'国内少数民族'指的是这样一类民族,这些民族拥有地域基础,共享着一种社会文化,并且有一种共同的'民族'身份意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民族发觉自己被合并到一种多数民族的文化中,而这种合并又常常是违背他们意愿的。他们的典型愿望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自治来维持他们那与众不同的文化。相反,移民则指的是这么一群人,他们自愿来到西方世界,但总的来说他们又不希望建立起一个分离的和自治的国家。他们可能需要对其文化身份的更多承认,而且在原则上他们也并不反对将其文化整个融入到那个社会中去。" 这实际说明,相互混居或杂居的移民国家没有可能分裂,而各自聚居的多民族国家则有分裂的可能。

   目前,多民族国家与民主之间存在的张力,已成为这些国家动荡不已的重要原因。这种张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层面:在制度层面上,民主制度的"多数原则"同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之间的冲突;在语言文化层面上,民主的表达沟通机制同民族语言差异之间的冲突;在国家层面上,一体的民主政治与多元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

  

   二、民主的"多数原则"与少数民族权利之间的矛盾

  

   "多数原则"的本意就是指,在产生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为做出必要的决定而采取的一种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决策的方法,又称为"多数规则"。无论民主的含义如何纷繁复杂,大多数学者对于把"多数原则"作为民主的核心原则基本上没有异议。列宁就曾说过,"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

   一般来讲,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的民主较个人的专制独裁要更加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这一原则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保护少数人正当权益的问题。如果多数人践踏少数人的正当权利,那么它就和专制政体没有多大的差别。

   如何在民主制度中防止多数人侵犯少数人的权利是思想家们长期苦苦探索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思想家们从制度设计和思想教育两个方面寻找出路。就制度设计层面而言,自古希腊起,从柏拉图到西塞罗的混合政体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防止民主政体中多数对少数的专断而提出的。同样,麦迪逊对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也是这样一种努力:"它旨在成功地在多数人的权利和少数人的权利之间,以及所有成年公民的政治平等和限制其主权的需要之间,达成某种妥协。"  两院制的设立,司法独立的制度安排等,都是为了用一种新的"贵族"对抗代表"大众"的民意机关,以保障少数群体的权利;另外,国家行政首脑不向民意机关负责,也是为了保障国家政策不受大多数民众的一时偏好的影响。

   上述制度设计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多数原则"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但是,从柏拉图到麦迪逊,他们防止多数暴政的制度设计最初都不是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同一民族文化群体的范围内考虑少数和多数关系问题的。然而,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一开始就存在着作为多数的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过,由于它是一个多民族(种族)杂居的熔炉式国家,外族移民即使保有原属民族的一些文化特征,由于他们自愿认同主体民族的制度和文化,加上他们散居的特点,所以,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发展到国家分裂的地步。即使如此,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问题仍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大问题。

   从理论上讲,民主制度中少数民族享有与主体民族相同的权利,各个民族之间的利益可以得到合法的保护。但是,在典型的各自聚居的多民族国家中,由于多民族状况强化了社会的异质性,各民族之间不仅有不同的利益,而且缺乏流动性,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心理认同,因而使得民主国家中的保护少数机制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一些少数民族的利益完全可能在各种"合法"的民主程序中被堂而皇之地所轻视、忽视乃至伤害。杰夫·斯宾纳-哈里夫(Jeff Spinner-Halev) 在《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压迫与国家》一文中就曾指出:"少数民族群体,特别是如果它很小的话,可以很容易地被多数票所击败。如果整个政治共同体就事关这一群体的重大问题投票,即使这个群体的成员同样获得投票权,但人口占少数的群体却依旧能看到国家的主导观点被强加于他们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伤害和忽视的少数民族,为了保护本民族的利益不受主体民族的侵害,就很可能会滋生脱离这个国家的情绪,甚至会发展成为民族主义的分离运动。我们从已经牢固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正在发生的各种民族分裂运动,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其他一些处于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的政治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斯里兰卡1956年大选时,班达拉奈克为了赢得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民族的支持,他提出了"只要僧伽罗"的口号。在民主的"多数原则"支持下,班达拉奈克果然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其后,斯里兰卡政府立即通过了"只要僧伽罗"的相关法案以兑现诺言。这个法案伤害了国内另一个主要民族泰米尔人的民族感情,同时也煽起了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烈火,成为新的民族冲突的导火索。无独有偶,缅甸1960年大选时,政界领袖吴努为了取得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佛教徒的支持,在竞选演说中许诺如果由他组阁政府,就把佛教定为国教。这一选举主张显然奏效,吴努果然高票当选。但是其后把佛教定为国教的做法引起其他宗教徒的强烈不满,险些引发国内政局的大动荡。

   我国学者盛洪在分析民主制度的运用时曾经谈到,如果用民主的选举原则解决巴尔干的民族问题,则"克族人或穆族人都可以通过投票决定分离,但分离之后国家中塞族人就成为少数。如果是由多数原则决定,塞族人注定成为二等公民,就要起来反抗,导致了后来的战争。" 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程序不能解决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这一切都说明,民主的"多数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起到放大和加剧而不是缓和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作用。这确实是民主理论的一个深深的梦魇!

  

三、民主的表达沟通机制与民族语言差异之间的冲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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