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虎事件、杨佳杀警案、拆迁、邓玉娇案、恶梦死……近几年来，这样的网络舆论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据统计，这类事件已呈现出快速增加的态势。对于党政官员来说，网络舆论事件是一件令人头疼、甚至是威胁政治稳定的事，因为这些舆论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官方的不信任。于是有人提出，为了应付新的舆论形势，应采取新的措施，重新把舆论置于政府权力的控制之下。
“政府新闻学”是这类主张中的一个代表。政府新闻学的基本思想是，在新闻媒体走向市场竞争和网络媒体崛起的情况下，老的控制新闻的方法──如命令、封锁等──的效果大大减弱，必须学习西方国家政府和政党影响新闻的方法。这些新方法包括：第一时间发布新闻，掌握主动权；大量发布新闻信息，让记者的新闻报道围着党和政府转；掌握应对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交往技巧；学习欧美国家政府和政党影响新闻界的方法，如议程设置等。简单地来说，老的方法是硬的方法，新的方法是软的方法。这种新思想可说是要软硬兼施。在这些新方法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富有开放革新精神的见解，但是不放弃老方法又增加新方法，其目只是为了控制舆论，这种做法难以令人苟同。控制新闻媒体的老办法事实上依然富有成效，新闻媒体市场化和网络媒体的崛起所带来的有限的民间舆论只是被打开了一条缝而已，如果再把新方法加上去，这条缝隙可能又会缩回去。
但是，上述舆论事件所提出的问题又确实是值得思考的：在网上的舆论中，经常会形成不利于政府的一边倒的形势。这种舆论一方面表明了对政府的不满的民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发泄。这种非理性的发泄虽然在事实上对于维护公平与正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从长远来说，它也是民粹主义运动的源头。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如果一开始就陷入民粹主义困境，那将是灾难性的。
如果说理性的舆论氛围才是新闻和出版改革的目的的话，那么加强党和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显然不是因应之道。那么，怎样创造理性的舆论呢？理性的舆论仅仅是为了反制不利于政府的“一边倒”舆论吗？
对信息的两种判断方式
我们关心的问题，实际上是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也就是怎样能使信息接受者产生理性的判断。因此，信息接受者对信息的理性判断是我们的目的。但是，事实上从计划体制的建立直到现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接受者的理性判断从来都不存在。在毛泽东时代一元化的新闻体制下，新闻信息的发布出版体制和内容在全国的范围内高度统一。这种统一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发布出版机构的一元化；内容的选择标准的一元化；同一事件的报道口径的一元化。因此，就一个信息接受者来说，对于信息的接受是完全被动的：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已经由“上面”决定了。在媒体信息面前，人的“理性”毫无用武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人不能养成理性判断媒体信息的习惯，相反，人的惰性会使人远离理性从而滋生非理性的信息判断方式。
近年来的改革已经使面向受众（信息接受者）市场和广告市场的商业性媒体大量出现。由于受众市场与广告市场高度相关，因而这种商业性媒体更多地追随受众的兴趣，原有的各种一元化控制措施只得稍微放开。这是一种在出版主体仍处于一元化、并且对新闻内容的控制体制没有改变的条件下的有限多元化。
在有限多元化的情况下，受众开始有机会接受一些不利于官员甚至政府形象的信息。但是，由于这种多元化是相当有限的，媒体上的大多数信息依然与计划体制下的信息没多大区别。面对两种信息，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受众必须首先作出谁真谁假的判断。由于受众依然能感受到出版主体的一元化和强有力的新闻舆论控制，他们对这种做法的反感自然使他们偏向于认同不利于政府的信息的真实性。同时，他们也能切身感受到政府对待民众的不友好态度。这两种感觉就把他们推向了对不利于政府的信息的信任。
这种凭感觉判断新闻信息真实性的做法显然是不理性的。理性的判断方式只能产生于凭感觉不能完全作出决定、有可供选择的对同一事件的不同信息内容、并且不能从感情上完全排除其中某个信息内容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就一个事件来说，如果出现了两个以上的独立信息来源，这些来源的说法不完全相同，而任何一个信息来源给人的好恶感又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使人据此作出真假判断决定的程度。这时，人必须借助于理性。
因此，理性判断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多元的独立信息来源；受众对几个信息来源的好恶程度的差别不是很极端。理性判断并不是人的天然的思维习惯，恰恰相反，凭感觉的判断方式更接近于人的天性。只有在感觉不够用的情况下，理性才会起作用。当一个人面对两个以上的信息来源对同一件事有不完全一致的报道时，他首先可能还会想凭感觉作出真假判断。可是，他虽然对某个信息来源不信任，但当这种不信任还不致于强大到使他完全否定这个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这时他只有思考一下从几个信息来源获得的信息的真伪问题。
信息来源多元化机制的合理性及其失灵
上述论述是在表明，为创造理性的舆论，必须建立一个信息来源的多元化机制。这个机制也就是出版自由机制。人们习惯于把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天赋人权，实际上这项权利与为了保证人道主义的人权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出版自由在英国和美国得以确立，主要并不是因为它与人道主义的联系，而是它与真理的联系。弥尔顿和约翰•密尔力陈真理只能在与错误的意见的自由竞争中才能获得胜利。因此，即便我们真的能够确定某个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当禁止它。更何况在真理与错误公开竞争之前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哪个意见是正确的。
弥尔顿显然乐观了一些。通过意见的自由竞争，真理未必一定会战胜错误，但是创造一个理性的讨论氛围和相对理性的舆论则是可能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描述的美国新闻状况是：出版自由造成了报刊数量的无比庞大。在这样多的报刊的竞争中，要形成一个压倒性的舆论几乎不可能，因此即使美国报刊极尽煽情之能事，也不能煽动起大规模的政治激情的爆发。
有人说，美国的新闻业越看越像中国，美国其实没有什么“新闻自由”，因为美国政府一样想方设法控制媒体，美国媒体一样讲政治。的确如此，要政府不影响媒体、媒体不讲政治，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政治讨论是媒体的天然取向。但我们应当明白所谓“新闻自由”的第一要义是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其实媒体的负面作用在美国建国之初就表露无疑，当时也确实产生是否要控制媒体的争议。以维护出版自由而闻名于世的总统杰斐逊也不堪其苦。1813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他们（指联邦党人）让自己的报纸充斥着谎话、诽谤和狂言。”反对派报纸对杰斐逊的恶意攻击使他不得不深思熟虑自己的出版自由观念。他说：“我们正在进行这样的实验，看一看不借助强制，光凭自由讨论，是否不足以宣传和保护真理，是否不足以使政府在行动和观点方面保持纯洁和正直。”他的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我将保护它们撒谎和诽谤的权利。”
杰斐逊之所以如此强调出版自由，是因为他相信自由会刺激理性更多地发挥作用。他说：“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出来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出版自由。” 他认为，“可以放心地信任”人民，“让他们听到每一种真话和谎言，并且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可以认为杰斐逊的想法有其天真成分，但是在我们急切感受到缺乏理性判断所形成的舆论的压力时，只有用理性来纠正这种舆论，那么就不得不让媒体的受众有不断地运用其理性的机会。我们的努力就可以从创造这些机会开始。 熟能生巧，运用理性的机会多起来之后，就会逐渐地形成运用理性的习惯，到那时，才会有理性的舆论。
另一个否定美国新闻自由的论据是：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没有客观性，完全也是一边倒的偏见，没有多元的声音。这实际上涉及到新闻自由的作用界限问题。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会失灵，多元化的大众传播信息竞争机制也会失灵。当某个新闻和观点是关于国界线以外的世界的时候，尤其是两个世界在文化上相差甚远时，这种多元化竞争机制难以制造出理性的舆论，往往会形成一致的偏见。迄今为止，人的理性还难以越过民族或国家的界限。
舆论中的理性：理性讨论
休谟说过，人往往屈从于他的感情而不是理智。康德的研究表明，人即便完全运用理性来思考问题，也终究有个极限，对于自由、上帝和灵魂等问题理性是无法解决的。马克思也认为，人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的物质利益的左右。在舆论的形成上，要使理性发挥作用则更难。因为舆论往往涉及到价值观、感情等因素。
有着长期新闻工作经验的美国政论家李普曼著有一本《舆论学》。他在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有一种“铅版浇铸”似的“固定的成见”阻碍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人们从大众传媒上看到的事情，都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并且多半是不熟悉的。对于这样的事情，人的理性无法阻止习惯、感情、偏见以及我们头脑中已有的世界图象的支配作用。即便是记者目击到某个事件，他也带不回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来。笔者也有过九年新闻工作经验。在笔者看来，记者对新闻的报道不仅受到他头脑中固定的成见的影响，还受到新闻工作的职业特点的影响。记者对一个事件的采访不可能有很长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要弄清事件的所有真相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花了几个月也可能只弄清了某个事件的细节，而记者的时间则常常只有一两天。记者在写作时还要考虑到他的文章的可读性，因此不得不提炼出公众感兴趣的主题。
防碍理性的东西无处不在，而理性却总是被遗忘于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但是我们如果总是这么叹息，是永远也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人们之所以对理性常常感到悲观，是因为对理性的期望太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都期望新闻报道能够真实，媒体上的言论能够公正。事实上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标准。在美国，就某一个媒体来说，它所传播的新闻和言论往往总是有片面性。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由于有多元化的公共信息来源机制，人们可以看到五彩纷呈的新闻和言论。比如对中国的报道，我们仅从新华社办的《参考消息》上就可以看到，在许多报道批评中国的同时，也有许多报道赞扬中国。甚至在美国的许多媒体上，对同一问题的评论往往至少同时发表两篇观点完全相反的文章。媒体的任务主要定位于为受众提供多方面的信息，而不是要强迫受众接受某个观点。这是一种理性的社会讨论机制，因为没有一种意见会被预先确定为正确的意见，没有一条新闻报道会被预先确定为真实的报道；面对这样的媒体报道，受众只能运用自己的理性来独立作出判断，并且在对众多信息的权衡中寻求不同意见之间的妥协。每个人都运用理性来思考问题，在思考中培养妥协精神，这是这种讨论机制的理性之所在。
正如李普曼所说的那样，在现代社会，每个小的群体都有一套独特的对世界的知识。每个群体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理性地讨论，社会将处于分裂甚至内斗之中。理性讨论机制恰恰是美国社会可以达致许多共识，从而为美国创造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关键要素。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各种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言论。但是这不能等同于理性讨论机制。以邓玉娇事件为例：我们能从网络上看到大量同情、支持邓玉娇并且反抗官府压迫的言论和报道，但是这些言论和报道鲜有邓玉娇所属的社会群体发出的。与邓玉娇做同样工作的人多半是不上网的，更没有自己的报纸和电台。邓玉娇事件所引发的舆论不是一种理性讨论的舆论，而是旁观者出于道德义愤和对官府的不满而拔“刀”相助。这种舆论就是一把刀，你有原子弹也奈何它不了，任何高傲的头颅在它面前只能低下。当然，这把刀在邓玉娇事件中的作用是正面的，但是在近年来的民族主义舆论中则让整个世界不安。2008年，我们如果有理性讨论机制，就可以对怎样治理好西藏进行讨论，也可以对奥运精神到底是什么进行讨论，可是舆论的泛道德主义首先就让我们只能缄口不言。现在，我们的媒体又在热炒“租借海参崴”、中印纠纷等议题，如果舆论把这些议题与“爱国”联系起来，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将失去话语权。并且，这些议题中的泛道德主义因素已经严重防碍了我们认识俄罗斯和印度的国家情况。
泛道德主义的话语霸权不仅有利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而且有利于一切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运动中的大众总是怀着高亢的道德义愤感以不妥协的精神来干预复杂的国家事务。在这种运动中，没有理性可言。近年来的网络舆论事件都有民粹主义的特点。尽管这种舆论在许多事件中维护了社会正义，但民粹主义和泛道德主义在历史中的建设性作用并不多，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大敌。
当然，信息多元化机制并不总是能创造出理性讨论，更不是理性讨论的充分条件，但是没有信息多元化机制，理性讨论无疑是不可能的。人要在舆论中运用理性是很难的，舆论中的理性只能一点一滴地培养，而不可对之期望过高。中国人长久以来没有在舆论中运用理性的经验，中国文化传统中把政治事务道德化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在中国创造理性的舆论将会有相当多的困难。
理性讨论创造理性的民族疑聚力
也许一些官员坚持加强对大众传媒的控制，是为了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事实上这纯粹是一种臆想。中国的记者和言论作者正在打着追求正义和揭露事实真相的口号寻求言论自由的突破口。在信息来源的多元化机制没有建立的条件下，这是唯一有力量的突破口。问题是，这种突破方式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道德话语对舆论的支配地位。这正是政府官员所担心的“一边倒”舆论的肇因。
道德话语对舆论的支配在意识形态全面控制整个社会的时期，的确有利于一元化的思想文化体制。但是当社会的利益分化形成之后，每个群体都用道德话语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会使社会发生分裂。在理性的讨论机制中，利益是可以讨论的，这种讨论会导向一种互利共赢的妥协。如果将利益道德化，妥协的空间会大大缩小。在中国的文化中，如果某个问题被认为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那么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妥协来解决。因此，当前条件下的一元化控制不仅不会带来凝聚力，而且会使社会更加一盘散沙化。
美国的多元化媒体格局，为理性讨论创造了可能；而理性讨论中的意见妥协，则能创造社会共识。共识是民族和国家凝聚力的真正基础。由于这种共识并非来源于强制的灌输，而是每个公民理性思考的结果，因而以此创造的凝聚力就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这样的凝聚力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理性讨论可被视为多元化的开放社会的文化基础。就如市场经济培育了经济交易的契约精神一样，理性讨论培育的是人们在公共事务上的契约精神。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逾三十年，人们已经学会在经济谈判中互相妥协，并且知道把经济问题道德化会达不成任何协议。但是，在公共事务的领域，由于信息多元化机制并没有建立，无法形成理性的讨论。曾经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会造成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一定会导向政治上的民主。事实上，如果没有理性讨论问题的习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民主必须以公共事务中的契约精神为基础。中国的现实也表明，经济上的契约精神无法直接导向公共事务讨论中的契约精神。
自五四前后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渴望通过精神改造的方法来创造一种民族精神，尽管他们对怎样改造的分歧很大。这种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到现在依然看不到希望。通过理性讨论创造共识，形成新的理性的民族凝聚力也许是较为现实的一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