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中: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是与非

——写给那些希望了解真相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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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中  

人类真的有一天会走向共产主义吗?目前在中国这还是一个没有搞明白的理论问题。我强调说是理论问题,因为实践已经解决了,在世界不同国家中进行的大规模实验,并没有成功的例子,但是在中国,在从前接受过关于共产主义学说教育和今天一些幼稚不经世的青年人中间,这还是一个美丽的憧憬。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败的事实,而是认为,所有失败了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因为领导人的个人错误造成的。他们天真地认为,如果当初领导人不犯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错误的话,共产主义一定会取得胜利。言外之意,如果苏联不搞肃反扩大化,不搞农业集体化,不搞个人崇拜,不出赫鲁晓夫,不出戈尔巴乔夫……;中国不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不不出四人帮、林彪,共产主义的大旗就会永远高高飘扬。

人有这样那样的信仰,本不足怪。当今一个文明的社会,也必须允许人们有不同的信仰。比如你不信上帝,但你不能阻挠别人进教堂去礼拜;你不信佛,你也不能取缔所有的僧侣寺院。同理,你不信共产主义,你也没有权力禁止别人相信。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你也不能因为你信上帝,别人不信,批评了上帝,你就非要和人家拼个死活;你信佛,别人说佛根本不存在,你就不答应,非要用拳头教训教训对方;你信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批评不得,也非要让人家闭嘴。这都不是文明、多元社会的做法,起码不符合普世价值原则(普世价值在中国也还有争论)。

信仰自由,言论也自由。这其实是判定一个社会是进步还是落后的标志,也是变集权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前提条件。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增加社会的选择性,使社会在众多思想信仰比较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统治者为了维护暂时的稳定,而强求思想的统一。因为春秋时代还有一个百家争鸣,产生了王、霸两道或者叫儒、法两大流派思想。秦以后社会就开始在这两端忽悠来忽悠去。不管怎么忽悠,君君臣臣的那一套根本制度并没有改变。中国人始终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问一句:难道这君臣制度就应该是永恒的吗?

社会没有新思想的产生,也就没有了比较,一条道走到黑——一个王朝就结束了。新的王朝依然步老王朝的后尘,再继续重复老王朝的噩梦。

林达先生5月29日在《东方早报》上写了一篇《美国的共产主义实验》,介绍了在美国领土上,从18世纪就开始了的,至今仍然绵延不绝的共产主义实验。从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信徒,像托马斯•摩尔,欧文等,到现在的“弗吉尼亚州的双橡树合作社区”——这个合作社区“从1967年坚持到今天。四百五十英亩土地,大约百来口人,奉行平等主义,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是今天北美共产小区中成员最多、维持时间也相对较长的一个”。

当今世界的人们,不管对美国爱也好,恨也好,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这就是美国的强大。探讨美国强大的原因,也是见仁见智,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也是最不容易被人理解的,就是美国的这种包容精神了。中国人说,“有容乃大”,其实还应该补充上一句:“有容乃强”。林达先生说:“大家印象中,美国是资本主义大本营,实际上美国一向是最佳共产主义实验地。”“共产主义实验田”在美国已经“耕耘”了二百多年。我还记得在什么书上看过的另外的一条资料,好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以后,美国总统下令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研究什么呢?就是如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唯一选择,美国如何进行这样的社会变革,步骤应该怎么走。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正是社会主义事业非常兴旺发达的时期,美国人能够有这样的胸襟和理智,你不能不佩服。说到底,这大概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和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够较快纠正的根本原因吧?

一个社会拒绝不同信仰的存在,选定某一种思想为“国教”,思想到是统一了,但是如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那么挽救这种错误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因为你不知道还有另外选择的可能性。中国古代的皇帝们,这个信法家,那个信儒家,还有信佛教,信道教的,不信了就灭佛、灭道……只要是皇上认准了的,必须举国一致,服从皇上,结果没有一家能够永远坐稳江山的。江山失去了,龙子龙孙们也基本让人家给赶尽杀绝了,老百姓也就跟着辗转沟壑,不明不白地当了王朝更替的殉葬品。

关于共产主义,我们也必须用这样的认识来审视。首先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其次关于这个思潮的对与错,应该让信仰的人和不信仰的人去自由讨论,不要使用暴力专门来维护某一方面。如果那样做,就不可避免地去重复历史上王朝的错误。

人类关于共产主义的想法源远流长。在中国公元前就产生了“大同社会 ”的思想,古希腊人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都是人类早期对共产主义的一种朦胧想法,后来逐步添加取舍,一直到马克思,据说是彻底完成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构想。

人类为什么会产生出这样一种想法呢?道理就在于,社会的文明发展是一个过程,对于现实社会的人来讲,面对一个文明,总不会满足,于是就会提出一个新的或更高的要求,用更高的文明来取代现实的“不文明”。

比如,你去翻一翻历史就知道,奴隶社会奴隶们被虐杀、买卖,起初社会会把这些东西当做文明,人们习以为常,当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解放奴隶的呼声就会产生出来,社会经过保守和进步的较量,当更多的人站到了解放奴隶的一边,奴隶制度也就崩溃了。还比如, 现代中国人也开始要求取消死刑了,可你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刑法,什么 “坑杀”、“大辟”、“磔”(车裂)、脯醢(剁成肉酱)、镬烹(水煮、油炸类)等等让人心惊肉跳的字眼,你就知道今天的社会文明进步有多大了。

共产主义也是这样。是人类对阶级社会状况不满意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愿望、憧憬,这种思想的产生本身没有错,是人类改造社会的构想之一。但是,无论是古中国的“大同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博内拉的“太阳城”,欧文的“共产村”,还是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实验,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为什么?

因为这种改造社会的构想从根本上说是不符合达尔文进化理论的。达尔文的理论核心就是物竞天择。地球上生物界的一切活动,都是这一规律作用的体现,人类社会也不例外。达尔文指出,动物界的生存竞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种群内的竞争,一个是种群间的竞争。个体生命首先要在种群内取得生存权力,然后是一个种群对其他种群的竞争。个体生命在种群内的竞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食物攫取的竞争,另一个方面是为了获得交配权的竞争。两项竞争的目的,都是为了优化物种,以便使其在种间竞争中获得优势。对人而言,种内竞争的内容,就是古人所概括的人生两大本性——“食”和“色”。对食和色争夺的程度是否剧烈,取决于食和色的宽裕程度,或叫做丰裕程度。宽裕程度越低,竞争就越表现出野蛮和残酷性。所以我们看早期的人类,就越接近于动物,可能还是动物中最残暴的那一类。

既然是竞争,这里通行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就是强者生存。我们看电视里的动物世界,就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其实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动物性”逐渐消退,“人性”逐渐积累,这就是所谓的文明和进步。我们今天的人类虽然已经处于了文明的很高层次上,但是竞争的规律依然适用于全体人类,只不过竞争的方式和残酷性有所改变罢了。

所有宣扬共产主义的人,无论是空想的,还是所谓“科学”的,他们都必须设想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公(共)有制”。他们设想这个公有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取消竞争。他们天真地认为,不让人有“私”,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还有共妻,自然也就没有了竞争。但是,这完全是个空想。他们竟然没有看到,不要说人,就是任何一个动物群,看起来是“公有制”的一个群体,其实内部等级都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个群体,不管大小,必须要有秩序,最简单的秩序就是建立在自然选择基础上的等级制。等级制就必须产生出一个“头”——就是那个带领群体行动的“领头羊”,“领头狼”,“领头鹿”,“领头人”(酋长)等等。动物群体一旦有了头(这是进化的必然产物),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就立马产生出来了。对人类社会而言,产生了“头”,就意味着已经产生了社会分工,有人当了酋长(领导),有人要在酋长的领导下去工作。由于分工的不同,待遇差别也就随之产生了。领导(酋长)要骑马、乘车、坐轿,要坐办公室,工作人员要去生产——生产出与衣食住行有关的财富,供这个群体消费,要去打仗,扫马路,掏厕所,等等;还有,谁来分配社会财富呢?毫无疑问,也是“头”。与周围其他种群,发生了战争,谁上前线?领导以外的其他人;有人发明了电视机,第一批先给谁看?领导最需要,当然要给领导;发生了大饥荒,必须要有人被俄死,谁去先死?依然是领导除外的其他人!

事实就是这样,于是人们想象中的公平、平等的共产主义团体必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谁应该成为“领导者”?谁应该成为其他人?当社会进一步发达以后,不仅社会必须有“头”,连生产也必须有组织者和实际的操作者了,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都产生了脱离了体力劳动的“头”和依然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一般人。就每一个单个个体来说,恐怕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成为“头”(领导者)的。于是大小领导的产生方式也就成为了这个所谓共产主义团体中的人生存竞争的主要内容。

原来的社会首领,无论是酋长也好,还是皇帝也好,都是自己出生入死“打拼”出来的,就是在生存竞争中依靠自身的先天条件和努力成为了强者。这些用最原始的自然选择方式选择出来的人,来掌管社会财富的分配,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那些社会的普遍原则,而现在,当真的出现了想用共产主义方式来生活的团体,怎么样才能解决所有人都想成为分配者,而不想成为被分配者的问题?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选举。可是今天的人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并看到的是,除去在美国领土上的那些合伙出资,“自由组合”,小规模的实验社团以外,更多的共产主义实验体,其实是以国家整体形式来进行的,是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和以往社会改朝换代的旧方式一样的手段,获得对国家的统治权的。获得政权后,他们说,我们要在这里进行共产主义实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实验的成功,当然也就不可能给不同意实验的人以选择的自由。于是所有的共产主义实验留下了唯一的可能就是独裁——一个把个人意志强加于社会,并被包装成社会全体意志的权力社会诞生了,而这时所谓的公平、平等等共产原则早已经荡然无存了。

当然,我们不妨退一步来想象,假设真有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真的像那些缔造者许诺的那样,虽然他们是掌权者,但确实在体制内实现了财产公有,自由选举,共同劳动,大家都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这样的团体能站住脚并维持长久吗?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人都是竞争的动物,竞争心,或说轻一点,叫做攀比心理时刻都在腐蚀着这个团体,使其走向瓦解。

众所周知,人与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无论是在智力上,还是在体力上,如果大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获得了没有区别的生活待遇,表面上是平等了,可是对那些资质优秀的和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他们认为,他们的付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接下来,他们将会有意识地向平庸看齐,创造性和生产财富的积极性就会消失,偷懒、耍滑之风就会蔓延,社会财富将会逐日萎缩。当大家面对着逐日萎缩了的财富,争抢之风或明或暗就会兴起,掌权者也将利用权力来谋求自身的利益,一个共产团体,也就在人们的普遍消极怠工和重新兴起的明争暗斗中寿终正寝了。

当然,人们或许还会想到“按劳取酬”——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给予奖励不就可以了吗?其实这个所谓的按劳取酬更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幻想。其一,在一个生产手段(生产资料)纯粹公有的条件下,产权意识和维护更无从谈起,个人在劳动中的贡献,是无法界定的,即使能够界定,也是很难被团体承认的,平庸的人更倾向于抹杀优秀者的成绩,来显示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其二,假如我们设想,在共产团体内真的实现了“按劳分配”(从实践上说是不可能的),那么由于分配的差别,不平等也就立刻产生了出来,日积月累,所谓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也就化为乌有了。总之,无论走上什么道路,都是行不通的。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此路不通,为什么世人还要不停地实验下去?这其实就像永动机一样,物理学已经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被发明出来的,但是到今天为止,仍然有人还在痴迷于永动机的制造,难于自拔。我认为,关于共产主义的梦,人类也还将做下去。这并不是坏事。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如果这些实验是在一个小范围中进行的,像美国社会中的那些具有各种名目的共产主义团体(包括具有宗教性质的),还有以色列的吉布提,日本的天理教等。它们的存在,一方面能够满足一些对现实生活不满意人的好奇心和猎奇行为,为他们尝试另一种社会生存方式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因为提出共产主义理想本身的出发点并没有恶意,还是人类“善”的一种表现。有这些团体的实验和追求,他们某些管理社会的理念和措施,也为当今社会提供了完善社会管理的思考和借鉴。比如北欧的一些国家,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中,就吸收了共产主义思想中的一些有益成分,建成了覆盖人生从摇篮到坟墓各个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人已经不再为自己的生存问题担忧了。

一位中国女记者潘屹对芬兰有这样一段描写:“芬兰社会保障体系给我的感觉是,我来到的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到了它的下一站——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这个角落耸立起来的这个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提供给人民从教育到健康,从儿童到老年的照顾,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堪称一流的社会服务。它的原则是不考虑每个人的出身、财富,不考虑每个人的国籍,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人,不分贵贱高低,生来具有平等地享受它提供的恩惠的权利。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即使不工作,只要你需要也可以得到福利,即按需分配。“天赋人权”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宣言,“唯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人权才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托马斯•杰斐逊的著名论断。“按需分配”,则是卡尔•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的远景。北欧国家将两者结合,开辟了独特的第三条道路。今天,北欧仍然被许多人描绘为一个世外桃源,这里风景如画,空气清新,民风淳朴,人们富足,和睦平等,社会稳定,国家繁荣。用芬兰人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幸运地出生在这里,就跟中彩票一样。’”(《走进福利“天堂”》)

芬兰似乎已经到了共产主义,但是这可不是马克思所描绘的那个共产主义,而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经由资本主义发展到达的“共产主义”(福利社会),与马克思的那个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消灭异己,用暴力维持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的共产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或许还有人认为,马克思的那个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终的梦想,现在实现不了,不等于永远实现不了。当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以后,人类最终还是要进入到那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是坐在书斋里想象出来的。对整个人类来讲,无条件的“物质极大丰富”,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比如,几十年前人们还认为淡水可以取之不尽的,现在都成了问题。比水更丰富的地球资源还有吗?只剩下了空气和阳光。但是,现在可以预料,如果人类还这样没有节制地消耗下去,阳光和空气都可能会有危机的那一天。也就是说,人类永远都是处于一个生存资料相对匮乏的水平,原始时代,有原始时代的匮乏,今天有今天的匮乏;科技更发达了,仍然有科技更发达的匮乏;既然是相对的匮乏,就不可能各取所需。比尔•盖茨住一个豪宅,有停机坪,有游泳池,有花园,请问,世界物质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让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呢?再退一步,假设人类在将来某一天,都达到了比•尔盖茨今天的水平,而到那时更新的比•尔盖茨又出现了,怎么办呢?还得说“物质不极大丰富”,是吗?其次,“道德水平极大提高”更是没有谱的的空话。道德水平是与社会财富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古人就知道,“仓廪实,知礼仪”,在大饥荒年代,人可以“易子而食”,活命是第一位的,有没有道德已经不重要了。如果物质财富不能生产出“极大丰富”,那么也就别指望道德水平“极大提高”了。可见提出什么道德水平极大提高,就好像叫人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离开地球一样。

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出,如果社会物质丰富到了人可以任意取用,而社会道德达到人人都能够自律而不逾矩的阶段,社会的一切争斗都会消失。但就这两个条件,对人类来讲可能都是永远的地平线,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你做不到,就不能怪马老先生说的不对了。多么高明的理论!其实在我看来,物质极大丰富和道德极大提高,有其中的一条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两条。要是物质极大丰富,丰富到了想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人还去争抢什么?(有一点还必须强调,就是所有的男人都必须貌如潘安,才如诸葛,所有的女人都必须貌如貂蝉,贤惠如孟光)假如全世界的人都是圣徒,全都大公无私,全都舍己为人,全都只知贡献,不知索取,那么社会也就没有了争斗。什么东西都互相谦让,把享受、生留给别人,把受苦、牺牲留给自己,那社会还争个什么呀?去争受苦,去争牺牲?对了,那也得争。不争,怎么能决定谁先去受苦,谁先去牺牲呢?

这么美好的社会里竟然还得争,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向美国人学习,学习它的开放和包容。所以我也一再建议,中国也应该让留恋从前或者想创立更新的共产主义的那些人,去搞他们的实验,过他们的共产主义生活;但是不要被他们绑架了,让我们整个国家都去过他们那样的共产主义生活,那是没有前途的。

201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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