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其众多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征地带来的土地变现使农民一夜之间富裕起来，但也意味着永远抛弃了土地的保障功能。为什么农民要如此决绝地将土地变现?
土地变现的内在动力
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耕种土地的比较效益日益低下。打工经济的兴起降低了土地在家庭经济中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将相同的投入到土地中的时间投入到打工上，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直接导致了土地的抛荒。一旦有变现土地的机会，农民都趋之若鹜，这是土地变现的内在动力。
这更多的是对于农业收入低下的潜在反应，而日益货币化的消费支出则直接激励着农民去变现土地，从而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
土地变现之后
传统村庄的消费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可以在土地上获得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而现在，农村生活的消费方式已经货币化，各种生活用品都必须用货币去购买。传统农业的消费是一种储蓄性的、阶段性的，而现代的消费是一种透支性的、常规性的。农民被鼓励超前消费、借款消费，而且是天天消费。货币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正是这种货币化的消费方式促使农民从田里走到建筑工地上、走到工厂车间里。而“卖地”则更符合了这种超前变现的理念，因为它可以将土地几十年的收入一次性提前兑现出来，从而满足农民当下的生活需求。
农民将土地变现，是以牺牲后代子孙的利益为代价的。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打破了传统农民的未来预期，对于后代子孙的生活图景，农民已经没有确定的把握。因此，土地对于农民那种永久性的保障作用迅速弱化了，只要能够满足这一代人的需求，农民就愿意变现土地。
消费下乡
国家的很多政策事实上推动了消费主义的盛行，尤其是通过城镇化和家电下乡来鼓励农民进行大宗消费，试图将农村生活纳入现代市场体系之中。
当下的城镇化思路是由三个层面构成的。第一个层面是农村城市化，城镇化的第二个层面是土地资本化，城镇化的第三个层面是农民市民化。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国家不断地倡导消费下乡，通过各种惠农政策试图建立和完善农村消费市场。表面看来，这些惠农政策是希望通过支持消费来提高农民福利。然而，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言，其根本出发点却是消化过剩产能，国家希望通过财政补贴来刺激农民消费、拉动内需，指望农民在“中国制造”遭遇外销不足的危难时刻拯救企业而非真正的工业反哺农业。
土地的保障功能
在可以预期的几十年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显然很难将多数的农村人口转移到有健全保障的城市之中，农村依然是广大农民应对社会经济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可以让农民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有最低的生存尊严和可以从现代化中分享收益的问题，是农村能否继续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土地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障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然而，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下，土地作为一种社会保障不仅在物质层面上逐渐弱化，更要害的是在农民的观念诉求上日趋瓦解。当土地变现不仅仅是城镇化的外在需求，而且成为农民追求短期利益的内在冲动，这对于中国长期的现代化所依赖的社会稳定显然是不利的。农民变现土地的内在冲动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主义的压力下产生的，除了市场化本身的驱动，国家的政策引导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消费主义的盛行加重了农民的生活负担，增加了农民对货币的需求。因此，一旦有土地变现的机会，农民就会举手赞成。隐藏在“唯恐不征、唯恐晚征、唯恐少征”的心态背后的正是消费主义的压力，它不仅没有提高农民的长远福利，反而进一步加速了农村资源向城市的转移，为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