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52 次 更新时间:2004-09-08 18: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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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一、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及大学理念

  

  严格说来,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只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主要以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其它大学的建立时间大体在这前后。1当时中国大学的主要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种形式。

  

  国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省立大学和市立大学,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括了教会大学。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21929年7月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当时这三种大学的实际地位虽然稍有差异,但在法定地位上是平等的,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

  

  本文讨论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指国立大学的校长,不包括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校长,也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其控制地区建立的大学及它的校长。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来源从法律制度上观察是由政府任命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它官职。”从后来国立大学校长的实际操作观察,早期成为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是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等。私立大学的校长大体也不例外。如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这个现象说明,中国早期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还是传统的读书人。同时也说明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比较顺利。它有两个特点:1、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有世界眼光,如蔡元培和蒋梦麟。2、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蔡元培、蒋梦麟都做过教育部长和大学校长。

  

  早期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模式来自欧美,越往后受美国教育制度影响越重。上世纪三十年代,研究中西比较教育制度的常导之认为,英美两国倾向地方分权,其学校制度上容许较多的回旋余地,其它各国均倾向中央集权,全部学制皆出于最高行政机关的一贯规则。常导之说:“从多数国家之行政及学校制度中,皆可发现其所受于德法两国之影响,即美与苏俄,亦非例外。苏俄在其建国初期中,颇有一举而摆脱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之成法,而另起炉灶之势;唯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其学制上显然受了外来的影响。英国在世界经济及政治上之势力,远较德法两国为雄厚,但其教育制度,则在所属领地以外,似乎影响他国之处不多。至于美国制度似乎仅能在我国博得最多之赞美者。”3

  

  常导之最后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所受影响的一个总结。法国教育权集中于中央,国立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英美各国大学多私立,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德国大学的行政权集中于大学的评议会,校长由评议会选举。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产生大体源于这三种模式的综合影响。一般说来,校长由政府任命,但权力集中在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中,特别以国立清华大学最具代表性。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完成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比较早地接受了大学独立的思想,他们并没有因为校长是政府任命,国立大学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就放弃对这一现代大学理念的接受。1919年6月,蔡元培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时曾说;“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4当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已完全确立了现代大学校长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关系:国立大学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为天经地义,而政府不能以大学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就对大学事务随意干涉。这一认识已成为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共识,1949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成功主要得之于这一理念的形成和落实。傅斯年曾多次讲过,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立教育经费之独立,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保障他们的地位。5

  

  中国早期研究教育行政的夏承枫认为:“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政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取集权的法国,近亦取消高等视察员,许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一大学可以并存。大学生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但大学的自由,亦非可轻易取得,是在大学本身的学术化。中学式的大学,假自由以行,要亦失大学自由的真义。”他还说;“迄至目前,一般资助大学者,尚无以赠与金钱为取得控制权之手段者。在国家方面今日对于大学所付与之拨款,多于战前十培,然始终完全承认允许大学自由之必要。然而英人一般认为此中伏有危机,并以为大学之自由苟以任何形式被侵害时,皆当警戒并竭力反抗云。”6 1946年1月,周鲠生给胡适的信中曾忆及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他说:“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尽管在军阀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7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曾有控制国立大学的意图,但常常受到教授的抵制。抗战爆发后,中国各主要大学撤退西南,正是靠了几位国立大学校长的努力,才保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虽然从此以后中国国立大学的学风受到一些影响,但大体没有变坏。周鲠生在同一信里还表达了他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看法,他认为1927年以前的北京大学最令他怀念,以后就有官僚化甚至衙门化的倾向。

  

  由于比较强烈意识到国立大学校长在大学和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国民政府1934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8

  

   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91945年,蒋梦麟任行政院秘书长后,朱家骅和傅斯年就劝他必须辞去北大校长和兼任的西南联大常委。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10

  

  1912年4月,蔡元培邀请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次长时就说过:“教育应当是立在政潮外边的。”111949年以前在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观念中,公开的政党活动在大学里通常不被认可。无论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党派背景并不是国立大学校长来源的必备条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说过“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随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12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时曾有一个“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

  

  “展览说明书”是这样写的:13

  

   洎自民国五年蔡孓民先生长校,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聘请各派著名学者来校,奠定学术自由研究自由之宏模,促成新文化运动之勃兴。一时众说争鸣风气大开,始成大学之所以为大。其时,陈独秀李大钊二先生首先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与新青年。其后李大钊先生主持本校图书馆,汇求社会主义文献甚力。旋招军阀之摧残,李先生竟以身殉。本大学优良之传统横告灭绝者经年。民十八年冬,本校社会科学院设有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统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学。二十年,蒋梦麟校长返校,胡适,刘树桤,周炳琳三先生分长文理法学院,去旧布新,步入校史之复兴时期。本院遂请陈启修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许德衍先生讲授社会制度研究(内容略分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三部分),赵乃抟先生讲授社会主义(内容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它社会主义等),秦瓒先生讲授马克思学说研究,卢郁文先生讲授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文献之汇求遂为法政经济纪录室工作之一。抗战军兴,该室所在之红楼为敌寇宪兵队侵占,是项文献,胥告劫散。学校南迁之后,赵乃抟先生继续讲授社会主义于西南联合大学。胜利复员以还,复得许德衍先生讲授社会制度,吴恩裕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樊弘先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振汉先生讲授比较经济制度(内容分资本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制度),吴惟城先生讲授苏联政府。至于社会主义文献之采录,前由经济学系自总图书馆书库检出敌伪时期毁去目录卡片并加禁阅之劫余旧藏西文书籍,复自教育部平津区办事处收回伪新民会中央总会劫持并列为禁书之本校藏书,旋由方经恢复之法政经济纪录室于接收伪新民学院等敌伪机关图书资料中备加搜罗,为数遂大有可观。其中尤以伪新民学院劫掠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藏书中最众,其书目卡片具遭毁弃,书籍藏诸密室,并加‘禁’字、‘伊’字或‘特’字戳记,以事禁阅。年来积极从事极端繁重之整旧工作之结果,十年禁书卒得重见天日。同时,增新工作亦在极端困难之条件下积极进行。兹值五十周年校庆,特选出所存中文及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之一部,都一千余册,以供展览,并资庆祝。

  

  由此看出当时中国国立大学的大概情况。1949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主要活动在北洋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越往后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控制意图越明显,但因为国立大学校长通常由具广泛社会声望的人担任,所以在政府和国立大学校长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合作但更有独立的关系,政府对国立大学校长的干涉并不严重。

  

  二、国立大学校长与学潮

  

  1949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外患以外,还有不断的内争。这样时代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能发展,实属不易。这个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努力造成的,也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能在政府和大学之间保持平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大学独立所保持的相当尊重,应当肯定。在动荡的时代里,政府和大学可以说是天敌,因为有大学就有学潮。1949年前的中国学潮,从“五·四”到“三·一八”,从“一二·九”到“一二·一”,越往后学潮发生的原因越简单,明显特点是党派介入不断加深。学潮是国立大学校长和政府之间最矛盾的事。既要保护学生,又要对政府负责,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是很难的,但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表现杰出,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是政府任命就对政府惟命是从,而是在保护学生的首要前提下,调适自己与政府的关系。

  

  有大学就有学潮。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很少不曾遇到过学潮的,无论大小。在那个时代里,没有平息过学潮的国立大学校长,不能说是真正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的社会声望常常是在学潮中确立的。在中国国立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中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对待学潮。蔡元培说过:“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劝阻他们了。他们因激愤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任北大校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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