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革命是如何复活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7 次 更新时间:2011-05-04 20:16:23

许纪霖 (进入专栏)  

  

  话说一百年前,到处发动反清起义的孙文屡战屡败,陷于绝境,弹尽粮绝。不得已流亡美国,在科罗拉多的一个中国小餐馆打工,在脏兮兮的厨房里面洗盘子。突然,一个朋友狂奔而入,兴奋地嚷嚷:“孙文啊,不要洗盘子啦,革命爆发了,赶快回国当总统吧!”

  

  革命复活了,时为辛亥年的十月十日。

  

  革命如同春雷一般,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来得出其不意。1911年的中国,气氛沉闷,革命正处于低潮。每天的报纸都有民变、骚乱的消息,但早已为人 们司空见惯,麻木不仁。武昌首义的枪声,最初也不被当回事:不就又一次哗变吗?这样的事在那年头多了去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刚发生的时候,没有人会以 为重大。反而一开始被渲染成“重大里程碑”的,事后往往被证明啥也不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天,巴士底狱被攻破的消息传到凡尔赛宫,路易十六无动于衷,在 日记中写道:“今日无事可记”。俄国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占领冬宫,也被时人认为不过是众多政变中的一次而已。

  

  谁也没有料到,武昌的枪声竟然点燃了辛亥革命的遍地大火,最后让清王朝就此完蛋。为什么革命党人此前煞费苦心的起义皆成不了大事,而这次意外的擦枪走火,反而星火燎原,一举定乾坤?

  

  革命党人最初依靠的社会力量,只是江湖中的绿林好汉,各路反清复明的青红帮兄弟。那是一帮杀富济贫的麻匪,有钱呼啸而来,无利一哄而散。造反根植于民 不聊生,骚乱来自于官逼民反。中国的百姓虽然人多势众,却如孙中山所痛心的那样,只是一盘散沙,很容易各个击破、招安归顺。堂堂中华帝国,历来是皇帝与士 大夫共治天下。只要掌握社会资源和道德权威的士大夫精英与朝廷同心同德,结成利益共同体,哪怕天天发生底层的叛乱,也不过皮肤之患而已,伤不到体制的筋 骨,撼不动大清的江山。

  

  不过,晚清的最后几年,局势悄悄在起变化。朝廷与精英的联盟已经出现了裂痕。裂痕所在,有两道平时不易觉察的暗隙:一是地方与朝廷的断裂,二是士大夫对朝廷的分离。

  

  中央集权的清廷专制,自太平天国革命之后,便权力重心下移。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湘军、淮军,无一不是地方武装,且以厘金自肥,自此天南海北的封疆大吏 个个拥兵自重,敢与中央叫板。你要与八国联军决一死战,我偏偏来一个“东南互保”。中国历史上反专制的利器不多,最拿手的一件叫“封建”,以西周分封制的 “封建”对抗郡县制的王权专制。中国近代化的突破,皆拜“封建”之福,从日益坐大的地方起家的,办洋务、练新军、出西书、兴学堂、搞自治……各项变革,无 一不是地方逼迫中央。到了晚清,朝廷对地方控制的管道,只剩下官员任免权一项。当“封建”在帝国内部日夜滋长,虽然地方表面上继续拥戴朝廷,但稍有风吹草 动,“封建”便会摇身一变为革命。西方学者有曰: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革命,另一张是封建。所谓两张面孔,不过是同一个脑袋的两面。君不见武昌首义 之后,各省见朝廷已大势已去,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中央的节制。所谓“独立”,即是“封建”的现代说辞而已。

  

  地方与朝廷,是体制核心的权力游戏,而在体制的边缘,活动着一群帝国的士大夫。他们游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是朝廷与民间保持互动的唯一中介。这帮享有 各种特权的社会精英,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内部发生了急遽的分化,有的继续在体制里面做官,更多的游离于体制,成为自由流动资源。或者下海做生意、 办实业;或者入伍从戎,在军队里面一展身手;或者从事文化事业,办学堂、开报馆、搞出版。不管在体制边缘,还是体制之外,精英与朝廷依然藕断丝连,试图在 体制里面寻求最大利益的租金,而朝廷也记得要给精英好处,让他们在名目繁多的新政改革中捞足好处。

  

  在中国历代朝政之中,帝国与精英的战略同盟不仅建立在利益之上,而且拥有共享的价值观。坏就坏在晚清之后,士大夫精英的价值观变了,变为君权民授,民 权至上,而朝廷所信奉的,依然是君权神授、君为臣纲。从此虽然还在一条船上,却是同床异梦。士大夫精英之所以还愿意拥戴朝廷,不过是留恋体制赏赐给他们的 特权与利益,何况他们也恐惧体制外的那些绿林好汉,革命摧毁了清廷尚不足惜,一旦失去了秩序,便陷入万劫不复的乱世。为了保国保秩序,不得不保大清。保了 大清,也等于保了自己。孙中山虽然频频举事,士大夫精英却纹丝不动,他们自有渐进的改革之路,试图以立宪避免动乱,以改良谋求革命之道。

  

  然而,到了辛亥之年,士大夫精英试图在新政里面分一杯羹的愿望彻底绝灭,三次赴京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清廷为挽救权力危机,索性逆潮流而动,搞了一个 孤家寡人的“皇族内阁”。是年,士大夫领袖张謇悄悄拜访被朝廷废黜的北洋派首领袁世凯,象征着士大夫与封疆权贵携手合作,密谋图变。精英们与朝廷的利益共 享也走到了尽头,清廷为摆脱中央财政危机,试图收回民间的铁路路权,重新国有化。士大夫们这下不干了,拼着老命也要捍卫自己的身家财产。武昌的枪声未响, 四川那边由地方精英领导的保路运动早已轰轰烈烈。

  

  于是,当武昌首义的枪声一响,体制内部早已蠢蠢欲动的叛逆力量齐齐浮出水面,将革命迅速办妥了。革命,不过是改革之子。革命永远发生在改革已经发生、 却不尽人意的时刻。改革挑拨起众人的欲望、鼓荡起精英的参与热情,形成“政治参与”的大爆炸格局。一旦朝廷拒绝通过立宪建造一个容纳洪水的“池子”,被动 员起来的政治力量如同潘多拉盒子中的魔鬼,再也难以收回,你不让我在体制里面立宪,我最终会选择体制外的革命。更确切地说,不是他们选择了革命,而是革命 选择了他们。如同武昌首义的领袖黎元洪,从“被革命”走向了革命。

  

  从法国到俄国再到中国,革命总是神奇般地发生,神不知鬼不觉。那是一个时刻准备复活的幽灵,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原载《信睿》杂志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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