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太忙?高尔基何以没有写出斯大林传有道是：

“时宜”未合休愧悔，“群魔”独服尔基公;

用心何须真善美，为言只作假大空;

兔死该烹翱海燕，鸟尽必藏射雕弓;

江山代有谀人出，岂必专宠始作俑?

斯大林地位稳固以后，政治对手一一剔除，个人崇拜已蔚然成风，于是斯大林与高尔基的蜜月结束了。斯大林已经不需要这样一个垫脚石了。

斯大林与高尔基关系微妙变化的一个征兆，是高尔基没有满足主人要他写传记的愿望。

托洛茨基在海外写过很多有关斯大林的著作，斯大林想让高尔基为自己写一部能够反驳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品。斯大林急切企盼一本颂扬他的书，他知道，高尔基是不是国内最优秀的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列宁的朋友，是国际上著名的大文豪，如果有一本由高尔基执笔的《斯大林传记》那将比任何丰碑都更有说服力。纪念碑只能树在一个地方，传记作品却是可以走动的丰碑，它可以进入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读者的心中。为了这本书，斯大林有时也不得不迁就高尔基，答应他一些有违自己意愿的要求，但是高尔基始终没有写。在档案部门为高尔基专门挑选出来有关斯大林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材料上都有高尔基阅读过的痕迹，可以说他似乎已经具备了写作的全部要求。但是他终究没有动笔，高尔基的理由是，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部长篇巨著中。斯大林当然懂得，高尔基是不会为他写传记的，并不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而是他不想写。既然如此，那么也就意味着高尔基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

高尔基自己也清楚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完全的信任，当玩偶、当工具要视主人的需要而定。实际上，在高尔基回国以后，与他交往的人都在监控之中。他与别人的通信“国家安全局”是“第一阅读者”。高尔基能阅读到的是苏联专门为他一人印制的 “专版”《真理报》。在高尔基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的住所笼罩在一种“被监控”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中。雅戈达和“安全局”指派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明显的占有主导地位，克留奇科夫这个“非同寻常”的秘书成了高尔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各种电话、信件、请求、来访都被他拦截，什么人能见高尔基、或者说高尔基想见什么人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而对于国外的信息，不精通外语的高尔基也完全处于翻译的控制之中，他只能读到安全部门专门翻译的 “外国舆论”。高尔基在国内的旅行同样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程监控。1933年起，高尔基“因健康原因”不再被允许出国了。而更重要的是，1935年在高尔基重病期间，斯大林通过他的前妻拿到了高尔基存放在伦敦的档案，从此对他再也没有什么顾忌。同时高尔基的日记也落到了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的手里。

文豪之死：高尔基是被谋杀的吗?

关于高尔基之死，一直就有“政治谋杀”之说。起初这是斯大林时代的官方说法，说是他为“托洛茨基匪帮”所谋害，还说先于高尔基两年去世的他的长子也是“托派”谋杀的。大肃反时期无数人被指为谋害高尔基的凶手而掉了脑袋。这个说法载入《苏联大百科全书》，而且在苏联人已经戳穿了这个谎言之后的1960年代，这些文字却被译成中文传入中国，以至于改革前的中国人都知道高尔基 “英勇捍卫了十月革命，后来被托洛茨基谋杀”!

如今这种说法自然成了黑色幽默。但人们是否因此就相信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的呢?事实上，俄罗斯社会上一直流传着高尔基是被斯大林毒死的传闻。据说是因为斯大林马上要搞“大清洗”和“莫斯科审判”，对高尔基不放心，生怕他又会像曾经的那样“不合时宜”。同时高尔基存放在国外的档案已经落到斯大林手里，也就不怕他手中还有什么把柄了。所以斯大林责成雅戈达“好好照看高尔基，尽一切可能不要让敌人利用作家”。于是在雅戈达的“帮助下”，高尔基“患病”离开了人间。在高尔基病重期间，《真理报》像当年对待列宁那样定期发表作家的病情，斯大林曾三次前去嘘寒问暖地探望。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终于去世，在红场举行的追悼会上，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安德烈耶夫四人抬着高尔基的骨灰为其送葬，莫洛托夫致悼词，苏联官方对高尔基盖棺定论评价的调子拔得不能再高了。倒是受邀参加追悼会的法国左翼作家纪德在致辞中一语道出真谛：“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国的大作家几乎都是造反者和不安分的人，在苏联头一次，大作家再也不是反对派分子了。”这真不知是对逝者的大褒，还是大贬。

关于深宫中的谋杀传闻历来是难辨真伪的。相比 “托洛茨基谋杀高尔基”的曾经的官方说法，“斯大林谋杀高尔基”的说法尽管也没什么确凿证据，从逻辑上讲，倒比前者“合理”：比起1936年时早已灰飞烟灭的托洛茨基国内势力，斯大林当然更有谋杀的能力，而1935年拿到高尔基的国外档案，1936年他就死了，1937年大肃反便狂飙席卷，这不由人不产生种种联想!当然高尔基确实有病，可是以“治病”的手段蓄意加速死亡而不留痕迹，在宫廷秘史中向不乏例。说有此事固然难，说无又谈何容易?

而说无者也未必对斯大林或高尔基有什么好感。例如索尔仁尼琴从来就不同意高尔基是被斯大林谋害而死的这种说法，他认为“斯大林搞死高尔基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他能够活得再长一些的话，对1937-1938年也会唱赞歌的”。索尔仁尼琴从骨子里瞧不起高尔基，对他的否定由来已久。有人评论道，索尔仁尼琴在撰写了《古拉格群岛》以后，就在道义上获得了任意批评高尔基的权利。因为索尔仁尼琴敢于向制度挑战，敢于和制度决裂，而高尔基则是“文人依附制度的典型”。在《古拉格群岛》、《癌病房》、《红轮》里，索尔仁尼琴有几十处提到高尔基，评价都是极其负面的。例如说，“高尔基这个名字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他充满了“谄媚和卖身求荣，与那些身陷囹圄仍能体现人性光芒的知识分子毫无共同之处”。等等。

于是证明高尔基为斯大林谋害，似乎反而成了维护作家声誉的行为。前面说的高尔基拖着不为斯大林写传记的事，就被解释为高尔基终究还是有点抗争的证据，斯大林要杀他似乎也就有了动机。很多人对他寄以同情。就连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也说，高尔基一直维持了“俄国人民良心”的角色，他的死使俄国知识分子失去了“唯一强有力的保护者”，失去了 “与早先相对比较自由的革命艺术传统的最后一丝联系”云云。

其实人是复杂的，只要看看林彪这个例子，就可以相信高尔基内心肯定不像他嘴上说的那样崇拜斯大林，甚至表现出某些不满或某些言行被理解为不满也完全可能。但是在他回国以后的岁月中，他献媚的话实在是讲得太多太肉麻了，而对“敌人”冷酷无情、落井下石的话也讲得太多太狠了。那一点若有若无的不满完全不足以建立他的“抗争”形象。不要说与整个俄国知识分子自由传统的联系，哪怕是与他自己“早先相对比较自由的”思想的“最后一丝联系”，从他回国后也已经断掉了。今天人们一提到臭名昭著的“宣传文学”、“歌德文学”，首先想到的就是高尔基和日丹诺夫，这个联系倒是没法去除。无论高尔基是否被斯大林谋杀，都无法改变这一点，正如同无疑是被斯大林所杀的雅戈达、叶若夫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形象一样。

而斯大林，如果他没杀高尔基，人们会说两人是沆瀣一气，如果杀了，人们更会说他阴险毒辣，这也是没法改变的了。尤其是，斯大林自己曾经制造过那么多诸如“托洛茨基谋杀高尔基”的谎言，如果他自己也为谎言所诬(我们不赞成这样)，恐怕也是报应吧!

“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

文豪说的是谁?

但这一切并不能抹杀高尔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而且这辉煌与他后来的猥琐龌龊形成的对比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因为：如果没有高尔基过去那些深刻入骨的 “不合时宜的思想”，人们或许会谅解他后来的 “愚忠”和“受骗”(很多做了坏事的人是出于这两个原因)，而如果他后来的谄媚与冷酷不是那么登峰造极，只是一般地应景和随大流，人们也会谅解他被迫放弃过去的思想是出于无奈。而这个什么都看得透透的明白人主动从海外归来，然后大讲那些他不可能真相信的、与过去截然相反的话，而且那么起劲那么亢奋，这究竟是为什么?于是解释高尔基的翻云覆雨多次“变脸”就成了一门大学问，几十年来人们为此写了无数文章。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这一切。

但是从笔者以上对高尔基一生变化的梳理看，如果说对于前几次变化——从“文学圈内人”变成革命者，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的赞扬者变成主张禁演《群魔》的“检查官”，从“革命的海燕”变成“不合时宜者”——都可以找到思想史方面的根据 (尽管也有形而下的原因，例如美国人的“冷遇”、美女前妻的影响等)，但是最后他从“不合时宜者”变成“红色文豪”，好像从思想史的角度怎样都无法解释。笔者十多年前曾指出：

高尔基从“海燕”变成“不合时宜者”的心路旅程是不难解释的，因为这两者可以用人道主义精神串起来。如果高尔基并没有当过 “不合时宜者”，那么他从“革命海燕”到“红色文豪”的历程也是不难解释的，因为这两者可以用“社会主义信仰”串起来。在前一种情况下，高尔基的形象就如同雨果《九三年》中那个出于比革命更崇高的人道精神而放走了贵族的高尚革命者郭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的形象就如同那笃信“贫下中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阿Q式“革命”者。

然而从“不合时宜者”向“红色文豪”的转变，却委实令人费解，因为这犹如郭文变成了阿Q，其不可思议的程度，要远远甚于朗德纳克侯爵变成郭文，也远远甚于阿Q变成了赵太爷。关键在于按人们通常的描述，信仰的改变乃至政治立场的改变，都要比人格的改变容易解释。如果一个人原来虔信某个“主义”，经过深思后又改信了另一“主义”，那不会使人惊奇。如果一个人原先效力于某王朝，后来为私利又改投靠另一王朝，那也不令人诧异。“但如果郭文变成了阿Q，那就如同普罗米修斯变成市井小偷一样令人难以接受了!”

但是几年后我又读到了高尔基本人当年痛骂“路标派”的一篇文章，题目居然就叫 《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他用这个题目来描述他所认为的俄国知识界的整体堕落。我不禁想到：这用来描述他自己是不是很合适呢?

老实说，脱离思想史、社会史背景来讨论整整一个阶层(知识界)人格上的一齐堕落，那是不可信的。但某一个人的人格堕落是不是一定要有什么思想史或社会史的根据，恐怕未必吧?

于是读了这篇大作后我对十几年前的这个判断更有自信了：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形而上的层面钻牛角尖呢?也许事情本来并不那么复杂?也许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比学者的思维方式更能理解这一切?也许我们的大文豪并非整天生活在形而上世界，他也会有形而下的考虑?也许从郭文到阿Q(或“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的转变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只是可能不像 ‘从朗德纳克侯爵变成郭文’或‘从阿Q变成赵太爷’那样更有‘思想史’或‘社会史’色彩，因而更富于‘学术’意义?也许高尔基的变脸并不是个思想问题，而更大程度上是个人格问题?”

思想的误区，还是人格的悲剧?

按照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加乔夫的说法，在俄罗斯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心灵，在于良知。知识分子过去和现在的责任是：认识，领悟，反抗，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独立，永远不说假话。沙俄时期俄罗斯杰出的文学家也都是思想家、哲学家，而哲学家、思想家又常常兼文学家，他们在强权面前是“不合时宜者”，却是社会良知的晴雨表。高尔基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如果套用东正教的术语，在高尔基身上“基督性”与“反基督性”是同时并存的。他一生当中多次转换角色。从1905年以前直到1928年的高尔基自然是个知识分子。即便他在“《路标》争论”、“《群魔》争论”、“卡普里党校争论”和“十月革命争论”中与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翻了脸，那也是知识分子中的争论。革命前作为“无产阶级海燕”的高尔基是知识分子，革命后作为“不合时宜者”的高尔基仍是个知识分子。但从他1928年转变为 “红色文豪”时就不是知识分子了。高尔基回国后经不起权力与利益的诱惑，用他自己的话说，完成了“普罗米修斯到流氓”的转变，从那以后他没有捍卫过人民，没有捍卫过文化、真理、正义、法律，尽管一切罪恶都发生在他的眼皮底下。——如果他仅仅是什么也没干倒也无须苛责，问题是助纣为虐的事他又干得太多了。当然，他那“普罗米修斯到流氓”的说法也太刻薄太夸张。1928年以前他没高尚到普罗米修斯的地步，1928年以后也不好用流氓这个词说他，但他的人格大滑坡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高尔基一生演完了正剧、喜剧、滑稽剧、讽刺剧，最后以悲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