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日记里的初中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5 次 更新时间:2011-02-25 16: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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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进入专栏)  

  

  我从1969年上学期至1970年下学期在岳阳县月田区中学读初中(那时的初中是2年制,且是春季入学),我从初中二年一期开学第一天(1970年3月6日)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今天。为了回忆自己的初中生活,我找出了最早的3本日记(其中第3本日记跨越到高中阶段),往事历历,倍感亲切。

  

  “政治”的印记

  

  那2年,“文革”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日记中有许多“文革”的印记,不少地方让我忍俊不禁。

  政治挂帅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特点。第一本日记的扉页写了几句口号:“我决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实践中努力锻炼好,认真学好文化知识,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活学活用”被另一种颜色的笔迹涂掉,改为“认真学习”,估计是林彪倒台后改的。扉页的背面抄录了两条毛主席语录,依次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要认真总结经验。”为什么抄录这2条语录,现在分析,原因大概是:第一条语录是当时最时髦的,自然要抄录。第二条语录则是针对写日记抄的,即把写日记当成了“总结经验”的手段,实际上是当成了改造思想的政治任务。在第三本日记的扉页,把“要认真总结经验”这条语录排到了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语录则是“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这两条语录的抄录,更加证明了前述的分析。

  备战,全民皆兵,也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点。从日记中看到,那时中学同时是民兵建制,学校是民兵连,我所在的十二班被称为十二排(组则被称为班)。1970年3月13日的日记开头一段写道:“今天下午我们十二排举行了选举排委会,我受同学们信任被选进了排委会,并且是主要负责人(排长)。”1970年4月6日的日记写道:“上周星期六,老师布置了在今天每个同学必须把《毛泽东选集》四卷和‘人民棍’带到学校来。四卷我带来了,但是棍子我没带来。军体委员检查了我后,见我没有带(棍子),便记上了名字。我见他记上名字,便想,冒带棍子就冒带棍子,什么奇事,今天又不用,何必搞得这么吓人。”“上课时,蔡(良知)老师一开始就检查,我还是想不通,认为这是件小事。后来通过蔡老师一讲解、一分析,这才使我恍然大悟,认识到这是不服从命令,不执行决议,是战备姿态(观念)不强。在下午我就带来了。”所谓“人民棍”就是军训作枪用的棍子,用来练习持枪、扛枪及刺杀的木棍,初中生就人手一棍;体育委员则被称为“军体委员”;可见当时战备气氛之浓烈。日记中的自我反省、上纲上线也是当时的典型思维方式。

  日记中还有不少关于“天天读”、讲用会、积(积极分子)代会的记载。1970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的日记记载,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月田公社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代表大会”(简称“双代会”),12月3日至5日的日记记载我参加了月田区的“双代会”。

  

  有特色的学习

  

  那时的文化学习是很有特色的。日记有多处上语文、数学、政治课的记载,说明那时基本恢复了上文化课。不过日记中并没有上历史、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的记载,那时的历史课、化学课已经取消了,而物理课则变成了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生物课则变成了农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农基”)。由课程名称可见出当时的实用主义的特点。

  日记还有段考、期考的记载。1970年11月27日的日记写道:“今天,段考了一天,上午考试了政治、工基两门,下午考试了作文。我觉得考试是我更好学习的一个动力,通过考试了解自己的成绩,检查自己的学习进程,今后更好学习。而决不能把考试当作一个包袱背上。我决心在这次通过考试,今后更好学习,为革命学好文化知识。”那次段考,总共考试3门,单独考了作文,而不是把作文和语文基础知识放在一起考。日记的最后一句“为革命学好文化知识”是当时提倡的学习动力。

  学哲学,用哲学,是那时的运动,也是我们重要的学习内容。我的日记中多处记载了阅读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情况。1970年9月16日记载反复读了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0月16日至17日记载读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0月24日记载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0月27日记载读当月20日《湖南日报》的文章《认真学习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 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1月1日记载读毛泽东的《实践论》,11月9日记载读毛泽东的《矛盾论》,等等。此外,还有多处听哲学辅导报告的记载。“文革”中的学哲学,很多时候是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但就我个人而言则可能是“歪打正着”,即在无意中培养了我的理论兴趣,锻炼了我的思辨和说理能力,后来我上大学时特别喜欢理论课(我考大学时报的第一志愿是哲学专业),毕业后致力于文艺美学研究和文艺评论撰写,应该说与初中阶段的“学哲学”不无联系。

  在初中还值得记下两件事。一是我读初一时有一篇作文被蔡良知老师打了100分,结果引得同学都来挑毛病,虽然毛病挑出不少,蔡老师还是坚持打100分。二是读初二时,作为学生上讲台的一个教改活动,余璋老师指导我讲了一堂语文课。

  

  繁多的劳动

  

  劳动也是当时的重头戏,日记里自然有不少的记载。

  生活在农村里的初中生,是与劳动分不开的,在日记里,每年除暑假、寒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还有上半年的农忙假(春插假)和下半年的农忙假(三秋假)。1970年4月29日的日记写道:“今天我们学校放了农忙假,奉区革命领导小组指示放的假,是全区各个中小学都统一的。”接下去,从4月30日至5月7日,日记里记载的是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情景。其中5月4日还记载了早晨起床,由于全身酸痛(疲劳所致),挣扎了几次才爬起床去出工。由此可见当时劳动强度之大。平常的日记记载,星期六下午(那时星期六上午不放假)和星期日整天大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

  在学校里也是经常搞劳动,日记中多处出现“劳动课”一词,说明劳动也成为了当时的课程内容。下面摘录两则日记。1970年10月9日(星期五)开头写道:“排里今天搞了一天劳动,是兵分两路,大部分同学搬糠头(糠头是当时食堂的燃料),一部分种油菜。”10月10日的日记还记载了劳动总结的具体情况。12月16日(星期三)、17日的日记记载了学校的开荒劳动。12月16日开头写道:“学校今天打响了向荒山进军的第一仗,开始了开垦,地都分到了各排,我们排又以班为一个战斗小组,同学们的情绪非常高,都带了所需的工具。山顶上插着毛主席语录和‘工地战报’。荒山上荆棘丛生,同学们用锄挖掉,深沟用土填满,陡堪把它铲平。”可以见出,当时的劳动课是实打实的,不是象征性的,更不是作秀。

  

  (载《初中生》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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