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形而上的沉思——读《城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8 次 更新时间:2011-02-21 22: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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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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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的《城堡》好读,但不好懂。因为它的含义太多,且又藏得太深。这含义多到竟然没有了含义,深藏到竟然不可追索的地步。可是读书的姿态是既定了的,一律的,不可更改的:一定要从中琢磨出什么来,挖掘出什么来。如果不是一般的消闲式读书。而是研究性质的读书,那更是要不屈不挠地从书中捕捉一些东西的。这有点像钓鱼人的欲望,既然已走到水边,就一定想钓起一些鱼来。如果说读书就是读完为止不需要再说些什么,那么所有的批评家都得丢掉饭碗,世界上也就少了许多思想和学问。倘若局面果真如此,时间一久,恐怕也不得了:读书人少了引导,少了入书的诀窍,就再也不会读书并且也不再想去读书了。这么一来。写书人的饭碗也会丢掉的。

  但,《城堡》确实难懂。它肯定不是一部一看就明白,一看就能将它看穿并将其内涵搜索殆尽的那种畅销书。“一流的作家”与“一流的畅销书作家”,“供人思索”与“供人消遣”,从《城堡》这里可以看出,它们真是两对具有天壤之别的概念。看《城堡》,各人会有各人所得,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人,每读一次也会有不同所得。卡夫卡简直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人(有人怀疑他是上帝身边的人),他的作品竟然成了无法穷尽的矿藏。在他去世后的70年间,这些作品竟然年复一年地为我们创造着精神财富。他养活了多少批评家?这些批评家们的出色阐释,又使我们多少次目睹了精神之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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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堡》中的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们感到迷惑和无从掌握:主人公K被城堡聘请为土地测量员,然而谁也不清楚这一聘请的决定究竟是由谁作出的;城堡似乎承认他为土地测量员,然而这里实际上并不需要一个土地测量员;K在等待中终于得到了来自城堡的信,信中对他的测量工作大加赞许,然而困扰中的K实际上根本未进行过什么测量工作;他到底是不是土地测量员,这一点连K本人都表示怀疑;他要进入城堡,却被不可思议的力量拒绝在外;他发现了走向城堡的路,然而他同时发现这条路又拐到了另一边,他永远也不能走近它;……《城堡》几乎全部是由对话组成的(与几乎没有对话的《百年孤独》正相反)。这些对话雄辩滔滔却又含糊其词。它把我们一会儿拉到这里,一会儿又拉到那里,我们在这些对话中来回转动,完全丧失了判断的信心。像整个作品的情节设计一样,这些对话都遵循着“肯定(是)——否定(不是)——肯定(是)”以至往返循环的公式(K与客栈老板关于希伐若的对话,K与弗丽达关于女房东的对话,K与巴纳巴斯关于城堡的对话)。我们在这似乎无休止的反驳中,终于劳累,心中只剩下一个苍老的疑问:到底是还是不是?答案是:或者是或者不是。答案抑或是:好像是、又好像不是。K最终也未能证明自己到底是不是土地测量员。他到底能否进入城堡,也无法判定。人们设想:卡夫卡如果将《城堡》写完了就好了。因为那时可能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根据卡夫卡现有的思路来推断,这个明确的答案是不可能有的。《城堡》与《诉讼》、《美国》一样没有写完,大概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残缺、未定,这可能更是卡夫卡追求的一种效果。他喜欢这种让人捉摸不定的神秘主义(无怪乎一些批评家从神谕学和宗教的角度来解释他的作品)。

  目的地是否存在和到达目的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这是《城堡》的一个基本思考。这座绕飞着乌鸦的城堡,显然是一个象征,而非实存的物质性的一处所在。《城堡》与《诉讼》是对应的。后者的主人公莫名其妙地被定为有罪而遭缉捕。作品的整个结构倾斜于躲藏与逃离。而前者的主人公却是竭力地显示和逼近。K朝思暮想、处心积虑地想到达城堡,为此,他甚至寡廉鲜耻、低三下四、不择手段。他是以极大的耐力和倾其所有心智去求索和进攻的。卡夫卡揭示了人的一个基本心态:憧憬。人总以为有一个目的地。人有生存的勇气和生存的幸福感,正是因为人抱有目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一边用诗的想象去描绘目的地的优美和神圣,一边充满激情地对走向目的地这一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加以歌颂,即便是失败了,也会给予追求本身以高度评价(“过程高于一切”、“于过程之中充分领略到了生命的快感”云云)。现实主义也是冷峻地宣扬目的地和对目的地加以美化的,并悲壮地认为人类一定能够抵达目的地。K的憧憬是执著的。他忍受了一切几乎忍无可忍的境遇。直到精疲力竭,也未放弃憧憬。然而《城堡》同时使我们产生疑问:果真有目的地吗?那个似乎可以看见的城堡,到底是存在还是心灵的幻觉抑或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片映在洞穴里的影子?K本人就产生过疑问。他“看不到那儿有一丝生命的迹象”,“看得越久,就越看不清楚”。假设这个城堡确实存在着,第二个问题便会随之提出:人可以到达目的地吗?《城堡》没有让我们看到这种可能性。它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诗化、英雄主义的崇高,也抛弃了现实主义的悲壮。我们的K陷在一片无可奈何之中。他的体力和心力皆无法使他胜任这一追求,憧憬变成了压抑中的叹息和绝望。我们深切地感到,这个世界是按另一套意念和运作方式在运行的,而人类的意念和运作方式与其一点也不重叠;人类永远找不到通路,目的地只能像K的城堡那样可望而不可及。

  《城堡》无限,自然不会被区区两点说尽和囊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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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对“战争与和平”、“阶级冲突”、“国家利益”、“金钱拜物教”、“爱”这一类通常的伦理的、政治的问题始终兴趣不大。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哲学性的。我们对《城堡》大概很难进行历史主义的批评与研究。

  196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卡夫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西方评论家鉴于东方阵营于意识形态的冷战中拒绝卡夫卡的现实而发出呼声:“我向社会主义世界呼吁:将卡夫卡的作品从非自愿的流亡中接回来,发给他一张永久性的签证!”几十年过去之后,今日之世界,大概已再也没有一块领域拒绝卡夫卡了。因为卡夫卡是无法拒绝的。他不是一个政治角色,不是某种制度的信奉者,也非某个阶级的代言人。他已飞越到我们这些聚拢在各种旗帜下而各执一端并争斗不休的凡夫俗子的顶空去了。他向我们诉说的一切,是那些超越了意识形态之差异的话题,是关于“我们”、“世界”、“人类”的共同话题。他不想去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生活问题,更不想去解决一个国度里才有的特殊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信奉何种主义,只要对人生、生存、存在有一定深度的感受,都能进入他的世界,并能在他的世界里找到自己。

  他的沉思纯粹是形而上的。

  《城堡》是对世界高度浓缩后的一则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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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形而上的沉思之后,卡夫卡看到了遥远的黑暗中的隐形因素(正是这种种隐形因素决定了存在的形式和人类的命运)。当他要将这一切揭示出来时,他发现了一个困难:传统的艺术构思(依照生活的样子来进行结构)十分虚弱,无能为力,至于说深刻性,更不可企及。作为一个由德国文化熏染而成的人,卡夫卡选择了演绎性的艺术构思(德国人的思维模式具有强烈的演绎色彩,这是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大哲学家的一个根本原因)。《城堡》的基本框架是虚拟的,城堡以及K对城堡的憧憬、进攻都是假设,从一个情节到下一个情节,是推演出来的。它没有将初级意义上的真实作为唯一的真实。它丢掉了物理主义的真实观,而对现实世界进行了破坏、变形和重组,并通过纯粹的想象,创造出世界上不存在的某些关系。它符合逻辑,但不符合真实。它不能返回到现实中来接受检验。因为,它的真实性是一种抽象的真实性。现实中,我们不可能发现这样一座走不进的城堡,同样我们也不可能发现那样一个顽梗的、莫名其妙的K。从哲学角度讲,《城堡》的基本框架又是真实的。它把隐藏着本来无形的框架,拉到了现实世界中。将无形变为有形,用不存在的形象去显示存在的抽象——这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寻找到的并热衷不舍的一条途径。因为只有这条途径才能达到形而上的沉思之后欲要达到的深刻。

  然而,《城堡》又不是一则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虚空的寓言。大概是他第一个创造了这种新式寓言。他居然在虚拟的框架里填满了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细节。从K一进入村子的那一刻开始,卡夫卡就在尽一切可能地去制造真实的氛围,为所有的人抹去“寓言”的印象。K在客栈里被轰起的情景、K与弗丽达在肮脏地面上交合的情景、K以及弗丽达和助手们在乡村小学校脱了衣服睡觉第二天早晨面对上学的孩子来不及穿衣而仓皇藏起的情景,都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细节,是完全生活化了的细节。这就是现实主义批评家们要将卡夫卡纳入现实主义范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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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间过去70多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城堡》,还依然觉得它是那么的结实,那么的不可穷尽,那么的像一部神的话语录;然后再低头回看中国新时期文学,仅仅才过去几年,就有那么多作品(这些作品还曾轰动过)倒毙在我们走过的路上,我们会怎么想?无限期的存活与瞬息间的死亡,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城堡》的回答:我抛开了世俗的态度,我穿过了现实的表面,我放逐了实在的时空,我甚至否定了时空,我认为,具体的、特定的时空并不重要,我要抓住的是那些不易断裂、不易了结、不易与时间与境况一起衰竭的恒定和永远,我必须活在今天,活在明天,活在明天的明天,城堡得永远存在,K不能死。

   死亡的作品已不能作答了,因为它们已经死亡,只能由我们代它们倾诉死亡的原因: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现实的表层上所发生的一切牵引住了,我们太在乎“当前问题”、“敏感问题”了,我们总希望有一个具体的并且是我们确实经历过的时空,我们若失去“某年某月某地”的交待就会大为惶恐,我们总是脱不了世俗的念头,我们总是想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脑海里只有一个个中国主题而却无一个世界主题,我们总想让小说去解决房子问题和粮食问题(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有两大主题:“房子”和“粮食”),我们太形而下了。

  卡夫卡以他的日常形象和他的《城堡》等作品向中国作家区分了一个作家的双重身份:知识分子与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要对民族、国家、现实给予关注,无论是好感还是不满,他都应当利用集会、沙龙、讲坛以及其他一切机会去表现自己的那份良知和那份责任感(如果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理应关心粮食问题和房子问题)。而当他作为一个作家出现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应想到,文学要到达的不是这样一些极容易断裂和消失的层面(中国总有一天会解决房子问题和粮食问题的);文学应作更多的形而上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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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左岸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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