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 袁玉立:学术不端与学术规范、学术管理对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7 次 更新时间:2011-02-12 11: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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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进入专栏)   袁玉立  

  

  摘要:近年来我国学术失范、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事件不断出现,其中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的越来越严重的“学术评价过度症”。学术规范建设方面的问题只是学术不端事件增多中很次要的原因。人们面对学术不端现象而“见惯不怪”,一方面意味着学术不端已经成为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们面对学术不端现象已近乎无可奈何。导致学术不端的原因包括社会、管理界、学者自身等方面。治理学术不端也必须全社会、管理界、学者自身一同努力。

  关键词:学术不端;“学术评价过度症”;学术规范;学术管理;学术生态

  

  一

  

  袁玉立:近年来,我国学术失范、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事件不断出现,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从目前来看,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余三定:近年来,我国学术失范、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事件不断出现,有着多方面的、深层的原因,这已有很多人进行了探讨,为避免重复,我这里只想指出其中特别重要而又较少有人注意到的一点,那就是近年来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学术评价过度症”,其严重程度与早些年公路的“三乱”(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长期在高校工作,可谓深受其扰(害),感受极深。我们长年累月被各种评估、检查、评比、评价、评奖、申报、统计所支配、左右,搞得应接不暇,自主性、主动性越来越少,真正用于作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则越来越少。在高校,人们把一些擅长做汇报材料的男女教师戏称为 “材子”、“材女”,用以取代原来的“才子”、“才女”,博士毕业的“才子”、“才女”刚到高校工作的最初阶段,大都不得不完成由“才子”、“才女”向“材子”、“材女”的转变。现在的情况真正像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最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所批评的那样,“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的。因此,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学术评价过度症”,我自认为是非常准确的。其具体表现可粗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过分量化。在学术评价中,适当进行量化是有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让量化走向了极端,给人的感觉是:学术评价就是量化,量化就是学术评价;学术水平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学术水平。又由于高校越来越行政化,高校负责人越来越追求所谓的“政绩”,于是在高校管理界的眼目中便是:学术统计数字就是政绩,政绩就是学术统计数字。这样,病态的“数字崇拜”、数字(学术)泡沫就自然地产生了。

  二是时间周期上过分短暂。如刚发表的文章和刚出版的著作就进行评价,每个高校教师都有年度学术考核,各种“人才计划”都有年度检查,各种项目、基地、中心、工程都有年度评估,等等。这是学术评价上的急功近利所致,其作用是导致人们更加急功近利,形成恶性循环,致使学术界的学术风气越来越浮躁。有的高校教师通过关系(部分人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掌握到多个(甚至无数个)课题、项目,他们无法(也不可能)真正完成,于是便或造假应付,或充当“学术掮客”、 “学术批发商”,从中牟利(渔利)。

  三是量化指标体系主观化、行政化。指标体系的设计首先不是着眼于尊重学术自身的特质和特点,而是首先考虑评价者操作的方便和领导掌握情况的方便,首先考虑追求政绩的需要。如过分求全,对一篇论文、一本著作的评价往往面面俱到;对一位学者的评价同样面面俱到,晋升高级技术职称,既有论文、著作的要求,又有立项课题、获奖成果的要求;在教授中评定级别也是这样。

  四是已经造成了非常不良的负面效果。其最严重的后果是颠覆了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是发现本质,探索规律,追求真理,但在学术评价过度症的高压、逼迫之下,学术研究被异化成主要是为了迎合评价体系、追求评价指标、打造政绩的行政行为,评价不但成为了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导航灯,而且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甚至成为一些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终极价值追求,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和学者献身学术的崇高性被完全消解。其直接效果是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学风浮躁、学术泡沫乃至学术腐败,造成的结果是,评价(评估)热热闹闹,各项指标、数据不断膨胀,真正的学术研究则是越来越受伤害。

  

  二

  

  袁玉立:你认为近些年不断增多学术不端事件,是否与我国学界不太重视学术规范建设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新时期我国的学术规范建设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余三定:我过去也认为学术不端事件增多,与我国学界长期不太重视学术规范建设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积极参加过这方面的讨论,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个人观察的深入,我改变了看法,我现在认为这些年学术不端事件增多,不重视学术规范建设只是其很次要的原因。我的主要理由如下:其一,学术规范并非很复杂、很深奥的东西,只是很简单、很容易掌握的常识。而常识是在学术训练中自然能学到的东西,所以本来就不需要过分重视。其二,过去学术界也并非不重视(只是不 “过分重视”而已)学术规范建设,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往上推至整个近、现代学术发展史,其间的学术大师乃至学术界都是能遵守学术规范、很少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改革开放以后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界也是能遵守学术规范、很少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其三,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学术规范的建设,不但发表了许多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文章(同时出版了多本相关的著作),而且各学术管理部门下发了不少具有可操作性的文件。可以说学术规范意识一直在不断加强(已经有点“过分重视”了),可与此相随的是,学术不端事件不但未见稍减,反而是越来越多。

  根据我的考察,我国新时期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后至今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就整个学术界来说,并不太关注学术规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先觉者率先倡导,这是中国学术界既摆脱了政治的高压且又发展、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才带有必然性地出现的。第二阶段,从90年代中期到新旧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在激烈地批评学术腐败行为的同时呼吁建立学术规范,以能让学术规范阻扼、控制学术腐败的发生和蔓延。第三阶段,从新世纪初至今,在继续批评学术腐败的同时,着重点逐渐转到了学术规范的具体“建设”上。如果说上述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批评”(批判),那么第三阶段的关键词则是“建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学术规范由“知”到“行”的全面落实。只是这由“知”到“行”的全面落实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三

  

  袁玉立:有调查显示,外界包括学界内部对学术不端大多抱一种“见惯不怪”的容忍态度,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及其影响?

  余三定:社会现实的确是这样。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十分可怕的!这一方面意味着学术不端已经成为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现象,于是让人们“见惯”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学术不端“见惯不怪”已近乎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已经觉得对其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了,于是便也“不怪”了、甚至不以为耻了。

  “见惯不怪” 还有一种十分突出的表现是“集体学术不端”(或者叫做“有组织的学术不端”),在高校,为了本校的课题、项目、获奖、人才计划,甚至为了评到院士,集体造假、集体“攻关”(金钱开路)早已不是个别现象。“集体学术不端”就是集体造假,集体造假而没有丝毫的羞耻感、内疚感,反而觉得理直气壮、甚至还觉得很荣耀,真是可怕至极,让人痛心至极。这里被颠覆的不只是正常的学术价值观,同时也是正常的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

  

  四

  

  袁玉立: 作为一名高校的教授兼管理工作者,你认为导致我国学术不端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余三定: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其一,社会风气影响。今天的学术界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风气必然影响到学术界。今天不少官员以官谋学,如以官掌控学术资源、谋取学术权力、掠夺学术荣誉等等,大大影响、毒化了学术空气。其二,学术管理部门的“学术评价过度症” 和近乎完全“行政化”的学术管理机制,导致高校越来越像行政机关。其三,学者 自身学术操守乃至做人操守在社会环境影响和“学术评价过度症”的逼迫之下不断丢失。

  

  五

  

  袁玉立:在你看来,应该如何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力度?为此,教育管理部门、高校、学者各自应该做些什么?

  余三定:教育行政部门要坚决治理学术评价过度症!我的基本观点是,在目前学术生态平衡遭学术评价过度症严重破坏的现实情况下,必须下重药、猛药。我郑重建议:必须淡化、弱化学术评价,甚至建议暂停学术评价(比如暂停5—10年),以改良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 。在学术管理、学术评价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政策越少越好,设的“法”越少越好,折腾的越少越好。

  高校则要回归高校的本位、本色,即要把教学和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天职和永恒追求,要远离官本位,要抛弃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要抛弃学术管理中的单纯的数字追求和数字攀比,真正尊重学术、尊重学者、尊重学术规律,逐渐恢复高校校园里宁静、纯洁、神圣、学术至上的氛围。

  学者要分流:“官”学者要认真当好“官”,即全力做好管理工作,不要以官谋学,对于管理者来说,管理就是自己的专业,管理就是自己的事业;真正的学者一定要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而学术,一定要做有操守的学者,绝对不要把“学术”当成升官的敲门砖。

  

  作者简介:余三定(1956-),男,湖南岳阳人,现为《云梦学刊》主编、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

  袁玉立(1954-),男,安徽合肥人,《学术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政治哲学。

  

  (载《学术界》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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