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亮: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中的伦理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8 次 更新时间:2011-01-16 0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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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亮  

  

  托马斯·莫尔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文主义者,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始人,他的名著《乌托邦》是这一理论的第一部代表作。莫尔在该书中结合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真实地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广大劳动群众的痛苦生活,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血腥罪恶,并且通过对一个虚构的“乌托邦”岛国的细致描写,表达了他的理想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卓越设想。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初期,就深刻地看到了它的许多矛盾和弊病,预见到了万恶的私有制社会必将为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有制社会所代替,从而为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先躯作用。

  莫尔在《乌托邦》中不但设想了理想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还提出了与这一制度相适应的伦理道德思想。莫尔在此提出的伦理道德思想虽然还带有明显的空想的成分,还存在着大量的宗教和禁欲主义的描写,但其中也包含着许多合理的思想和天才的预测,这些思想和预测所代表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而是早期无产阶级对未来社会的道德要求,正因此,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重新回顾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关于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论述,对于我们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莫尔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描述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的基础上的。莫尔用大量篇幅揭露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刻苦难。他愤怒地指出∶“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羊吃人”这就是莫尔对当时英国状况的形象概况。莫尔对穷苦的劳动人民予以深切的同情,他用悲愤的笔触写到∶在社会底层的那些种田的、拉车的、做零活的、赶货车的、干苦工的,他们终日胼手胝足象牛马一样地劳作,可是他们的生活连牛马都不如。微薄的工资难以糊口度日,一当繁重的劳动耗尽了他们的精力,老病交加穷苦潦倒的时候,国家忘恩负义地对待他们,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那些高居于社会之上的贵人却向公蜂一样游手好闲,靠对穷人敲骨吸髓的重重盘剥,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莫尔认为,这种极少数人享乐,大多数人痛苦的社会是不公正的,它完全违背了人类的道德。他借乌托邦人之口针锋相对地提出,人人都有过快乐生活的权利,人类的全部或最大的幸福就是快乐。莫尔明确地把追求快乐当作社会的道德准则,他说∶“我们的全部行为,包括甚至道德行为,最后都是把快乐当作目标和幸福的。”(《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5页)莫尔的以上论述鲜明地表达了穷苦劳动群众要求过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莫尔在把快乐当作普通的道德准则时,并不认为每一种快乐都构成幸福。他对快乐进行了分类,区分了真正的快乐和虚假的快乐。他认为虚假的快乐不能为人带来幸福,它是不道德的,应当被抛弃,只有真正的快乐才构成人类的幸福,值得为人们所追求。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什么是虚假的快乐?莫尔对之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规定,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莫尔对当时罪恶现实的无情鞭挞和对理想社会道德生活的憧憬。

  莫尔认为,虚假的快乐是通过损人利己的行为,或从庸俗的欲求和享乐中获得的快乐。莫尔坚决反对损人利己的行为,他认为社会中的人都是平等的,为了自己得到快乐而使他人失去快乐是不公平的。莫尔还列举了庸俗的虚假快乐的种种表现∶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一味追求华丽的服饰,好象高贵的仪表能够使他们也变得高贵似的;有些人自恃有高贵的血统和万贯的家产,总把他人的恭维当成快乐,甚至当他们已经把祖传的财产挥霍殆尽,仍然疯狂地要求人们的尊崇;有些人沉溺于掷骰赌博等愚蠢游戏,而没有看到这些完全是由他们的不健康情绪和反常习惯造成的。莫尔这里描写的正是当时英国贵族的行为。

  莫尔认为,与虚假的快乐相反,真正的快乐是一种高尚的快乐,是在人类普遍的友爱互助精神促使下获得的快乐。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快乐时,不但不应妨碍别人的快乐,还应帮助他人得到快乐。“理性劝告和督促我们过尽量免除忧虑和尽量充满快乐的生活;并且从爱吾同胞这个理由出发,帮助其他所有的人也达到上面的目标……我们照顾到别人的康乐幸福,才是值得赞扬的。”(《乌托邦》,第73-74页)莫尔又把真正的快乐分为两种,一种是肉体方面的,另一种是精神方面的。肉体的快乐包括各种能引起生理快感的感觉,比如由饮食排泄,搔痒抓痛,夫妇行房等引起的快乐,也包括身体的健康与和谐。莫尔认为,身体的健康是最主要的肉体快乐,它是其它一切肉体快乐的基础,没有健康,就谈不上生活的安然和舒适。如果一个人在失去健康的情况下而不觉得痛苦,那就是麻木不仁。莫尔进而认为,当我们追求各种感官之乐的时候,应首先把它们看成是有益于健康的,是为了促进健康的。如果我们纵情于感官之乐而损害了健康,那是疯狂而可悲的。因此,我们在追求感官快乐时必须遵守这样的原则∶“不因小快乐而妨碍大快乐,不因快乐而引起痛苦的后果。”(《乌托邦》,第81页)

  不过,与精神的快乐相比,肉体的快乐又显得次要。莫尔认为,精神的快乐是“一切快乐中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乌托邦》,第80页)精神的快乐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的,一是来自发展理智和探究真理的思维活动,另一是来自敦品励行的道德实践和对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识。此外,当人们在回想过去的美好生活和遐想未来的幸福情景时,也会获得愉快的精神享受。

  莫尔通过对真假快乐的对比描写,辛辣地揭露了现实社会中追名逐利的卑劣行径,其中尤以对拜金者的讽刺和批判最为精彩,其矛头直指贪得无厌的富人。莫尔写到∶在金钱主宰的社会里,一些人把获得金钱看成是最大的快乐,他们完全变成了金钱的附庸。当他们获得值钱的宝物,就会忘乎所以,俨然以神仙自居。当他们遇见了富人,又会卑躬屈膝,阿谀奉迎。对金钱的崇拜使生活变得扭曲了∶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他是否有才能,是否对人类有贡献,而是取决于他是否有钱。谁有了钱谁就有了一切,即使他是一个十足的傻子,只要他有了钱,就可以把大批的人变成奴隶。可是在乌托邦情况下就不同,乌托邦人是按照金银的实际用处来对待和使用它们的,它们并不比铁和陶器更受重视。于是,在乌托邦,金银被用来制成便桶溺器之类的用具,犯人也都佩戴金子的耳环、戒指和项圈,作为他们耻辱的标志。在外邦人看来无比珍贵的珍珠宝石,在乌托邦人眼中也只不过是儿童手中的玩物。所以当外邦的富人身着华装丽服,珠光宝气地来到乌托邦时,立刻受到乌托邦人的嘲笑,被当成傻瓜和小丑。

  总之,莫尔认为人类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应当追求快乐,而且不是盲目追求任何一种快乐,而是追求真正的快乐,摈弃虚假的快乐。为什么人类只有这样对待快乐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莫尔认为这是自然所要求的。他指出,正是自然号召我们互相帮助达到共同快乐,正是自然要求我们在追求快乐时不得使用不正当的手段,不得因微小的快乐造成大的痛苦。追求正当高尚的快乐是完全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既然按照自然的要求生活才能得到幸福。因此,莫尔说,符合于自然的生活就是至善。莫尔还将自然的要求和人类的理性一致起来,他认为服从自然就是服从理性,不为小乐失去大乐,不因小乐招致痛苦,就是一条理性的原则。那些追求虚假快乐的人是完全违反理性的。莫尔最终求助于上帝的恩赐来保证人享受快乐的合法性,他说上帝造人就是使人过幸福的生活,追求真正的快乐乃是上帝的意志。莫尔还借乌托邦人之口说,所谓的上帝就是自然本身。这样,在莫尔看来,在道德的行为和规范上,上帝、自然和理性三者的要求完全是一致的。

  对于莫尔的上述观点的理论来源,我们可以从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背景来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往往从古代思想中寻找为现实服务的理论武器,莫尔也不例外。在古希腊思想中,伊壁鸠鲁提出了一种快乐论的伦理观。他把快乐当成至善,认为这些快乐不但包括肉体的快乐,也包括由科学研究探求真理中得到快乐。他将身体的健康当作最大的快乐。斯多亚派早就提倡顺从自然而生活,认为顺从自然就是善。斯多亚派也把按照自然生活和按照理性生活看成是一致的。显然,这些古代思想是莫尔形成其伦理观点时的重要借鉴。不过,莫尔决不是完全照搬古人的观点,而是赋予其新的内容,那就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抨击和对理想社会道德生活的阐发。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想生活如何实现的问题上,莫尔提出了非常深刻的思想,他认为,理想道德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的改变。他明确指出,现实社会的罪恶和不公正完全是由于私有制造成的,因为只要私有制的存在,人们就一心谋求自己的利益,金钱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压迫和不平等。因此,要想实现人类的道德理想,人人都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必须建立一个一切财产属于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社会。他写到∶“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我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 《乌托邦》,第43-44页)在莫尔笔下,乌托邦就是一个实行公有制的社会,在那里,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人人都是平等的。同时由于物品十分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没有必要苦心积虑地把物品变成私产,因此乌托邦没有贪婪、压迫和任何不平等的现象。由于实行公有制,也使广泛的民主制度成为可能。在乌托邦,官吏是人民选出的,他们勤于民政,克己奉公,并且受着有效制度的监督和制约,使之不能滥用职权牟取私利。

  在莫尔的全部空想理论中,他所提出的建立公有制社会的思想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而且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从19世纪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对《乌托邦》一书的评价中得到一般的了解。卡贝认为,《乌托邦》一书中的智慧许多细节虽然存在着缺点或已经过时了,但他所提出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建立共产制度的主张却是发人深醒的。他说∶“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却深深地触动了我,以致每当我合起书来,总是不得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共产制度的问题……”这本书“是人类第一部描述共产制度如何运用于一整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的著述,它依靠独立的理性思考,对伦理学、哲学和政治学作了重大的发展。在我看来,乌托邦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贡献。”(《伊加利亚旅行记》,第2、3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67、253页)的确,《乌托邦》所阐明的公有制思想,就其深刻性来说,直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止,还没有任何一部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能超过它。

  当然,莫尔在《乌托邦》中阐发的伦理思想也有许多缺陷,比如他将快乐当作道德的核心概念,这本身就是理论不成熟的表现。在他的描写中还有许多颂扬宗教禁欲主义之处,这虽然与莫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关,但与该书提倡的快乐主义伦理观明显矛盾。莫尔对公有制度的描写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所主张的平均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手工劳动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莫尔没能指出实现道德理想的现实道路,这是由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限制造成的。因此,虽然莫尔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美好图画,但它仍然只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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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道德与文明》,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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