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7 次 更新时间:2010-12-08 22: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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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进入专栏)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革命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于1948年秋天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后,当我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父母带着我离开的时候,解放军正在炮轰上海。我们一家搬到了日本,我就在1950年代充满着公众抗议运动的日本长大。当时,我父母在圣约翰的同事们经常从中国过来,到我们在东京的家来看我们,谈论中国的情况,晚餐桌上的谈话常常继续到夜深。正是大人们这些有关中国革命及其命运的热烈讨论,激发了我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兴趣。

  从我在19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到新近出版的《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我一直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今天的中国,从闪亮的天际线到无处不在的星巴克和大超市,看起来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时代完全是两个世界了。毛逝世以后的三年,我到南京住了一年。那还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票证的年代,我记得吃饭要用粮票,买衣服要用布票,大家都穿着蓝制服,吃的是不怎么新鲜的卷心菜和很硬的米饭。当时的留学生团体都比较同情中国革命,我们的生活也很革命化。清晨,跟着学校大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醒过来。我们中一些比较健壮的,但不包括我自己,就会以革命的热情冲出去随着广播早锻炼。我们互相之间以同志相称,还在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争论中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

  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大变革后的今天,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经济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去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了纪念费正清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报告中是这样阐述举办会议的考虑的:“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 这一新的发展瓦解了我们从前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大叙述。”会议报告认为,历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需要采用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革命已经不再能够指导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对20世纪以及21世纪中国发展的解读。

  我前一段时间去访问古巴。现在的古巴,还是到处可以听到西班牙语的革命这个词,不仅是官方的广播和官方的媒体在讲革命,老百姓也谈论革命。古巴人似乎对革命有共识,你随便问一个古巴人革命意味着什么,你会得到几乎同样的回答:第一是高质量的教育普及,第二是高质量的全民医疗服务。

  在中国,情况似乎不太一样,大家现在都不大谈革命。但是如果随便问几个人革命的意义何在,你都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中国的革命太多了,所以大家对革命都有不同的看法。从近现代史上来说,从太平天国革命到辛亥革命,到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些人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说成是一种革命,革命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一次革命,都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后果,而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人们也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些重大事件。也许这也是中国人不爱谈论革命的一个原因。在上海的马路上,你听到的都是对购物和股票的议论,而不是阶级斗争之类的事情。然而,我却要说,历史学家只有把今天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时代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发展放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才能对之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革命的影响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仍然显而易见,研究中国革命,才能懂得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受到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影响。对最近这一轮的经济革命,也必须在前面所发生的那些革命的基础上来理解。在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历史同样影响着今天的发展,我自己的国家美国也是如此。美国18世纪革命对于今天美国政治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意义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就地域之广和多样性来说,可与中国粗略相比的自然是印度了,后者在近年来也开始启动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计划(其计划开始于1980年代,但只是在该国于1991年发生全国性经济危机之后才显示出特别的紧迫性)。然而,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差异极大的改革模式,不仅使人们联想到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及政治制度。无论如何 ,这两个国家近年来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 就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个要素而言(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平均收入、工业化、生产总量、出口量、资本流动、外债,等等),中国远远超过了其邻居的发展速度。而且,就基本生活指标而言,如文化水平和生活期望值,中国也远远超过了印度。

  那些试图解释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差异的学者,对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做出了互相矛盾的判断。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印度在经济改革上有优势。但有些学者则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它的经济改革不如中国那么有效率。不管印度的情况怎么样,中国现代经济的基础,是在毛泽东的年代里打下的。毛泽东的革命,开始于中国农村,1949年以后,他仍然关注着中国农村。中国的农村在政府的关注之下,有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对农村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有消极的方面,但是也有积极的方面。特别当我们比较印度的情况时,这些积极的方面就变得非常明显。

  在1949年,国际学者大多数都认为印度工业化发展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景,会比中国好得多。因为当时印度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另外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批行政官员,建立了规范的官僚机构、行政系统,以及非常成熟的英国式的司法系统,这些都是印度的优势。但是30年以后,即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在这几个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印度。美国著名地理学家Rhoads Murphey教授认为中国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因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义无反顾的投入和三个相关方面的优势:即计划经济,革命的意识形态,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的巨大力量。”几年之前,印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的优势正是印度的弱点,即印度没有对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有足够的投入和关注。50、60、70这几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很多可以批评它的地方,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为农民提供的基本医疗和教育,以及农村道路水电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有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如此看来,费正清中心纪念会议的前提,即“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是有问题的。相反,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并能持续发展的原因,应该到革命里面去找。

  在谈中国革命之前,我们应先给它一个定义,即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中国革命。但是如果把中国革命定义在一种或两种意义上,我们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中国革命,经历了那么长的历史年代,又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很难仅以一概全。

  今天我想讲讲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意义的看法,我这一看法是根据我最近正在进行的对安源煤矿的研究中得出的。在这里,我首先想感谢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先生,是他把我带到了安源。前几年的夏天,我和于建嵘先生一起到安源地方去做调查。但在感谢他的同时,我要做一个声明:我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于建嵘先生不付任何责任。

  我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这一阶段,非常有兴趣。这一阶段,即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有很多年轻的、热情的共产主义青年,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去。 其中一个就是安源煤矿,在那里,他们非常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像安源这样的案例,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图形,即共产主义的活动家,是怎么在工人群众中找到愿意听从他们、愿意跟着他们一块闹革命的人的一种方法。

  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对中国革命进行研究的专著,但是我们似乎仍然不能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这些1921年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怎样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主义来吸引社会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其他的革命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中国革命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中国儒家的传统当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很大,他们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吸引这么多人参加革命的呢?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完全以一种革命的姿态来接受西方传过来的民主理念,从而反对自己的儒家文化传统。但他们还只是一小部分人,而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在观念上有彻底改变。那么这么一小部分的革命青年,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将他们自己所信奉的新的思想,传播给大众并让大众信服呢?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掩盖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身份,而是利用这样一种身份。他们就是以一种领导阶层的姿态,以一种知识精英的姿态,出现在老百姓面前。把他们的理念,首先灌输给乡村中的一些上层绅士,再通过他们,让下层的老百姓也同样接受。用“接受”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接受他们的理念,二是接受他们的身份,即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精英,作为一个领导阶层,在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合法性地位。所以我认为中国革命呈现了一个悖论: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一场反对他们自己传统的革命。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充分利用传统中国社会所赋予他们的领导者的角色,而宣传了一种其实是反对儒家、号召大众性的革命的这样一种运动。

  我今天要讨论的案例,就是安源煤矿。在1920年代初期,安源得了一个绰号,—— “小莫斯科”。为什么被称为“小莫斯科”呢 ?因为那些热情彭湃的青年革命家,都聚集到这里来,聚集到一个他们认为是工人聚集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时,毛泽东负责湖南的共产主义运动,他马上就把安源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地点。这里有几点原因:第一,安源煤矿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有超过一万的工人聚居在那里,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第二,安源在江西的西边,而毛泽东主要的活动地方是湖南,这两省是毗邻的,有很多安源工人都是湖南人。

  在 “毛主席在安源”这幅画中,毛主席穿着长衫——知识分子穿的衣服,向工人群众宣讲革命。画这幅画的画家刘春华,在创作这幅油画之前,专门去安源访谈当年那些老工人。那些老工人告诉他,毛主席来的时候,穿的是长衫,是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当时非常的感动,说:“读书人从来不到我们这种破地方来的,竟然一个读书人来了。”那些老工人还说毛主席下井了,到井下去和工人们交谈。他们非常深刻的记得,毛主席当时问他们:“你们上过学没有啊?识不识字啊?”他们说:“我们都没钱吃饭,哪有钱上学啊?”“那你们喜不喜欢上学啊?假如说学堂是免费的,你们去不去啊?”“那我们就去啦,我们都想上学,我们子孙也想上学,我们都想学点知识。”毛主席就说:“好,明年我会派一个教师过来。”

  一年还没到,毛泽东就派一个人去了,派去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立三。李立三当时刚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了他很多古典文学,工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

  安源属于萍乡县,而萍乡县的县长不喜欢白话文,他非常推崇文言文。所以李立三到了安源以后就用他最漂亮的文言文,写了一个要求在安源办学的建议,那封信写得非常漂亮,县长就批准了。李立三在这里办了一个夜校,他穿着文人的长衫,挨家挨户的去访问当地的工人家庭,动员大人小孩都来上夜校。因此他得了一个绰号——“游学先生”。

  一天晚上,夜校的学生在读报纸时,看到一条新闻 ,即上海的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那些工人读了后,就去找李立三,说:“我们能不能也成立一个工人俱乐部?”李立三非常高兴的答应了。李立三成立的是一个工会,但它的名字叫工人俱乐部。李立三是在开展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工人动员起来参加中国革命。所以他办的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编写的教科书都能很好得结合在一起。

  李立三很聪明地通过传统的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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