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上午，从陈端洪教授的电话中，得知蔡定剑教授去世了，很是悲伤。虽然，这个消息并不突然。之前我已知道定剑教授肝昏迷，法大的同学们在为他彻夜明烛祈福，但当这一不幸的消息真的来临时，我还是惊愕与悲伤。尘世间，一颗伟大的心灵离去了！《经济观察报》约我写篇纪念的文章，我说我会写的，我有很多话要对这位我所敬重的朋友叙说，但我要静一下。这几天忙忙碌碌，很晚回到家中，打开电脑，几次下笔，欲言又止。在这个纷纭的世界，寒夜未半时分，追忆这位人世间少有的卓绝而平凡的学者与战士，我的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甚至突然产生了一种陌生感。

我与定剑教授的交往是从七年前开始的，那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负责一门当代社会思潮的课程，贸然电话邀请他来为社科院的博士生们作一场有关中国宪法的讲演。定剑教授讲得非常精彩，很受同学们的欢迎，讲完后，好多同学留下来提问题，他都一一解答，很是耐心，最后到很晚了，我挽留他吃饭，他却说还有事情要办，就匆忙地离开了。后来，我们共同参加一些会议，关于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有很多一致的看法，交往也就逐渐多了起来，以至于我都忘记了是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认识的，反倒是他提示我，那次请他讲课，我们结识了。

写到这里，我的内心痛苦得厉害，深感愧疚。因为，我们在一起说起这些往事，是在一个特别的场合。今年的5月16日，出于张乐伦女士的好意，北京法、政、经学界的一些朋友专门为定剑教授组织了一次小型晚宴，当时茅于轼、江平、李步云、应松年、张曙光等先生都出席了。这次晚宴的特殊含义大家都清楚，尽可能找些高兴的话题。定剑教授当然也知道这次晚宴的用意，他显得较为轻松，但随和中透露着一种坚毅，从容中隐含着一种悲悯。朋友们也都借此与他交流，大家都知道，以后这样的机会不多了，定剑教授也是尽可能与每位朋友促膝谈心。也就是在此，我们两人交谈起往事，我确实是把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搞错了，而他很清楚地提示我是在那次讲课。本来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却感受到他内心的丰富、细腻与博大。我们是为了他而聚会的，而我却忘记了与他交往的情形，他却能够记得与每位朋友交往的琐屑之事，这是怎样的一颗心灵啊。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感受到定剑教授人格的独特与超绝。几年前我曾主编过一套法政学者的个人随笔集，定剑教授的一本书也收录文丛之中，待所有文稿到齐，交付出版社时，出版社出于各种原因，单方面终结了这套文丛的出版。此后几经辗转，被一家出版社接受，但在陆续出版，审阅到定剑教授的这本的时候，遇到一些麻烦，需要他做较大的文字修改，甚至要删去几篇文章。定剑教授执意不改，至此出版之事只好作罢。好在他的这本书，最终在另外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并且好评如潮。开始的时候，因没有能够促成定剑教授的著作出版，我的心有所不安，电话向他谈及此事，均表歉意。不过，后来当我听到那家出版社的有关编辑向我说起的一些事情，我又对定剑教授略微有些抱怨。据说，他与那家出版社的社长也是好朋友，以前也在那家出版社出版过反响很好的著作，这次拒绝出版他的书，为此他找到了出版社的社长，依据出版合同书，编辑时间超出了约定的一年，可以不出版他的书，但要赔付他几千元的违约金。我曾经与许章润教授谈及此事，何必这么认真呢？出版社为什么不出版，个中原因大家都知道。定剑教授肯定不是为这几个钱，他是刻意要羞辱一下出版社。不通情理，我与章润教授相视一笑，他就是这样较真的人！

平常说起学界的这些事，不过是朋友们之间饭后、会议之余的一些谈资，每个人都有个性，都有为人处世的方式。但是，定剑教授近年来遭受病厄，他竟能如此从容坚毅，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其精神不但为这个事业赢得了光荣，也使他的生命在最后的岁月焕发出耀眼的光芒。随着他的去世，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必将会感受到他留给我们的这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走笔至此，我不禁有这样的感慨，一颗伟大的心灵是由他献身的事业培育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位平凡之人。但是，一份伟大的事业，会砥砺和鼓舞一颗颗凡俗的心灵，造就出他们的高贵与庄严，甚至神圣。我想朋友们或许这一两年来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定剑教授视死如归，变得有些陌生了，至少我是如此，尤其是这几天，我的这种感觉，显得格外深刻，甚至突兀。那是一种令我们高山仰止的崇高感，是植根于大地的崇高。

秋风先生在他的悼念文中称颂定剑教授“诚贯天地”，秉有一种“君子的治国技艺”，田飞龙博士生说定剑教授是一位紧贴 “大地的宪法学者”，而我则认为定剑教授有一颗尘世间少有的“伟大心灵”，其伟大与崇高来自他深切热爱的祖国大地，即便这块大地远不是那么纯净，但正是这样的大地，才需要定剑教授这颗博大、平和而悲悯的心灵来抚慰。我就是这样来理解定剑教授为之鞠躬尽瘁、至死方休的民主宪政事业的。所以，定剑不是我们所谓的那些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学者，是一位用笔墨、思想和理论来捍卫他所信奉的事业的战士。

定剑教授的几部代表著作，《宪法精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等，我们不能单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理解，尤其不能用学院派的标准来衡量它们的价值与意义。我在课堂中多次向同学们指出，宪法学研究不是抽象的理论和观念的研究，而是偏重于制度的研究，中国的宪法学，更是不能仅仅只关注西方的论述，而是要关注中国的现实状况，考量中国的宪法，尤其是实际运行的宪法制度。它们很多并没有写进我们的宪法文本，这就需要我们有一双具有穿透力的法眼。在这方面，定剑教授的宪法学研究，就成为一种典范性的成功之作。

因为他非常清楚地把握了宪法学的实质，那就是活的宪法应该是什么，为此，他能够根据多年对于宪法制度的实证性观察、分析与研究，对于目前中国宪法的得失利弊，提出富有洞见的诊断。定剑教授的宪法学，是中国经验与西方样本的独创性的结合，是理论体系与现实事例的有机性的结合。难能可贵的是，定剑教授的这种打通中西之别、理论与现实之别的宪法学研究路径，并不追随时下学界某些人刻意标榜的中国独特论，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坚定的普世主义者。他毕生所做的一切在我看来，就是捍卫普世价值。他认为人之为人，无论西方人、中国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其作为人的价值诉求，并没有原则性的差别，自由、民主、权利、尊严、平等、理性，是所有人共同秉有的基本的人性诉求，而宪法从根本性说，就是通过一套制度，尤其是法治与民主制度来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诉求。为此，一切侵犯人的价值的权力，都是宪法的破坏者，应该受到宪政的制约。

我们看到，定剑教授的这个宪法情怀，不是来自什么西方的理论，而是来自他生活的大地，来自人民的苦难。这种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使他既反对教条主义的西化理论，更反对为现实政治辩护的中国独特论。他的宪法学是中国的、本土的，但更是普世的、面向所有人的。由于他没有事先预设什么中西之辩的界限，所以，他的宪法学研究没有时下学者们的那些造作的掉书袋现象，而是直指问题，把那些埋在大量的法条、政策、批示下面的宪法学根本问题揭示出来，用普通的人们都能读懂的一些基本规范，来衡量那些圈圈点点的尘埃，展露出它们的真相。定剑教授的宪法规范，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隐秘教诲或最终决断，其实就是一些常识，一些天地人心中的公理。中国的宪法学说起来又很简单，就是用经验理性把道理用宪法学的概念说清楚，尤其是说清楚事实的真相。可惜的是，很多学者没有这样做，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陷入自我编织的概念的罗网。定剑教授的宪法学，却是如此清晰、简洁、明亮和富有力量，那是道义的力量，是良知的力量。所谓铁肩担道义，定剑教授的这个铁肩就是他的宪法学，大地的宪法学。

最近几年，我与陈端洪教授、秋风先生等人提出一种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以及宪法解释学展开了一些争论，而且我们之间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其实，定剑教授的宪法学，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政治宪法学，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很简单而又根本性地把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以及宪法解释学，融汇在了一起。我认为，他比我们做的在先，也比我们做的都好。你看，他那里有政治，而且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但更有规范，而且是最为根本的天地人心的道义之规范，他也有解释，是基于政治改革的付诸规范的宪法解释。在此，我是完全认同定剑教授的这个基于中国问题的宪法学研究路径的，中国的宪法学，要成为紧贴大地的宪法学，而且是以普世价值之为规范的宪法学。政治宪法学不是不要规范，不是抛开宪法解释，关键是谁之规范，何种解释。面对这个问题，定剑教授用他的言行，尤其是其一生的奋斗，做出了堪为表率的解答。

一个生命就能开辟出一条道路。定剑教授就是用他的生命，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们，开辟了一条获得生命尊严的人生道路。为此，定剑教授是自觉的，他在临终之作中，很精辟地指出了这个中国人的立命之道，那就是 “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这些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存在着一些非常混乱的现象，关于民主的好与坏，这个在老百姓中都毋庸置疑的是非立判的问题，竟然成为学术的热点，引发了连篇累牍的争论，为此我们不能不感叹今夕何夕。

定剑教授在这场理论争辩中，挺身而出，勇敢而又睿智地站了出来，捍卫民主的正面价值。他没有陷入那些论辩者们故意设置的后现代的迷魂阵，而是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对于现代民主给予了全新的解释。在他看来，现代民主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离开民主，就不能构建一个现代社会，而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和缺陷，已经严重束缚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使人的价值多样性难以实现。今日之中国，既不是古代的封建王朝社会，也不是西方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我们的现代民主还远没有构建完成，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理应是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应该成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当然，民主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包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现代中国还迫切需要法治，需要落实中国宪法规定的制约政府恣意的权力，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宪法的实施是需要动力的，这个动力只能来自人民的民主政治，来自现代人的民主生活。

我想，作为一位敏锐的思想者，定剑教授不是不知道宪法与民主之间内在的二元张力，但在他看来，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民主与宪法的结合更为攸关，他通过现代生活这一富有内涵的观念，把宪法学与民主论打通了。在我看来，定剑教授临终前提出的“现代生活论”，对于中国的宪法学和民主理论，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它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因为这个生活，联系着生命，联系着中国人的生存处境，联系着大地的苦难与期盼，联系着主体性的公民自由。无论是政治宪法学还是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其正当性都基于人民，而人民是活生生的，是人民的生活，是人民的民主生活。一切宪法，都理应守护和捍卫这种人民的自主性的生活方式。由此我也真正理解了定剑教授为什么一辈子如此真诚、温润而又坚毅地投身于法治与民主的具体实践，关注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无助的人民。这就是他的宪法，他的生命之源。

抱有如此情怀的心灵，怎么能不是一颗伟大的心灵呢？如今他走了，平和地走了，天地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