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运清 向静林:发现、解释与导向:费孝通的社会学方法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3 次 更新时间:2010-11-26 18: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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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运清   向静林  

  

  

  摘 要: 在70年的学术生涯中,费孝通先生始终坚持发现、解释与导向的社会学方法论。建立在发现与解释基础之上的多维导向是费老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献身学术,富民强国,为人生导向;一生行走,解读中国,为发展导向;不拘一格,推陈出新,为学术导向;立足高远,文化自觉,为民族导向。费老终其一生进行社会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关键词: 发现; 解释 导向 社会学 方法论

  

  在70年的学术生涯中,费孝通先生始终坚持发现、解释与导向的社会学方法论。其中,建立在发现与解释基础之上的多维导向是费老社会学方法论的核心。从献身学术、富民强国的人生选择到一生行走、解读中国的仆仆风尘,从不拘一格、推陈出新的学术品格到立足高远、文化自觉的民族视野,费孝通先生紧紧把握社会学方法论的精髓,实现了学术研究、学者人生与服务对象的三位一体导向。201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生100周年,特撰此文,作为对先生永久的纪念。

  

  一、献身学术,富民强国:社会学者的人生导向

  

  费孝通先生曾说,“我一生从事社会学工作,主要是为了了解中国社会,为了使中国更富更强,不能在全世界、这个世界一体、这个世界大社区里,失去我国应有的地位。我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1995年,先生回顾自己60年的学术研究历程时又指出:“我这一生有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它是从我学术工作中产生的,我的学术工作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

  费老的话语永远是这样简单、朴实,却又坚定、深刻,短短几行字道出了一位学者一生的梦想——富民强国。于费老而言,富民强国的梦想不是口号,学术也不仅仅是学术,人生的意义在于用学术去实现梦想,学术人生永远是为了祖国和人民。人们常说我们这个时代缺少大师,费孝通先生不就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吗?他忘却了自己,忘却了名利,忘却了很多学者眼中珍贵得不得了的东西,他将梦想、学术和人生完完全全地融为一体,他在当代中国学术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费老的人生是简单的,因为他很纯粹;费老的人生又绝对是不简单的,因为他用梦想和学术所书写的坚定一生几乎无人能及。再看看当下的学术界,一些学者追名逐利、无视道德、学术造假、剽窃成风……学术被他们当作成名成家的试验场、捞钱捞权的处女地,这实在是一种悲哀。我们的这些学者,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认真地反思和自省,应该好好地读一读费老的追求、费老的学术、费老的人生。

  

  1. 动荡年代的报国之路。人们都知道,鲁迅先生曾“弃医从文”,以图救国。无独有偶,1930年,也就是费孝通先生20岁的时候,他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是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我决定不再继续学医,而去学社会科学。我当时想学好医也只能治一人之病,学好社会科学才能治万人之病。于是……转学到燕京大学,进了社会学系。”[3]“治万人之病”的报国理想从此导向费孝通先生踏上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之路。然而,正如之后的历史所证明的,这条路上充满着艰难曲折。1935年夏天,费孝通先生与他的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学、人类学调查,这是他实地调查研究的开始。但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偶然事故,费孝通先生的妻子溺水身亡,他自己也身负重伤。悲剧的开端仿佛预示着这条学术之路的无比艰难,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一般人都会选择退却,但身心煎熬的费孝通毅然前行。1936年,费孝通一边养伤一边开始在家乡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农村实地调查,之后,他便带着调查资料到英国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并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这是费老的成名之作,也是他在学术路上一次巨大挫折之后的一丝补偿与慰藉。

  1938年,费孝通先生离开伦敦,但留学归来的学术之路并没有理想中的那般顺利平坦。“那时,我国的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一年,我的家乡已经沦陷,原在沿海的各大学都已迁入内地。所以我只能取道越南回国,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工作”。时事动荡,战火连连,家乡沦陷,生活在这样的年代,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报国之路显得异常艰难却又别无选择。战火中的学术环境是偏僻而孤立的,生活环境自然也比较恶劣,“当时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使个人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而我又在1940年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们在呈贡的农村里赁屋而居,楼底下就是猪圈,生活十分艰苦。”[4]迫于生计,费老用写作来换取稿费,穷苦的日子成了多产的时代,费老就这样在学术路上颠簸前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环境得到稳定和改善,费孝通先生便于1957年重返江村,希望通过实地调查来发现和解释当时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然而,事与愿违,费老提出的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副业的主张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招来了众多非议,这一主张与当时农村“以粮为纲”的口号相悖,他随即被卷入了盛行于时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中,费孝通先生被划为“右派”,学术研究的权利自此受到剥夺,直至“文革”结束。对于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而言,这该是多大的重创,又该是多么严重的损失!近20年的学术研究就这样被冻结了,其间的痛苦与艰辛只有费孝通先生自己知道,我们这些后辈只能尝试着去想象和体会一位报国心切的学者所经受的折磨了。

  1980年,费孝通先生恢复了名誉和生活,蛰伏了二十几年的心马上又投入到农村的调查研究中,开始了晚年的社区研究历程。之后的学术道路要平坦的多了,但遗憾的是青春不在、廉颇老矣,费孝通先生的年轻时代在动荡、曲折和艰难中远去了。更为重要的是,费老矢志不移,他将自己的晚年依然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发展,社区研究、民族研究、文化自觉,到了九十多岁高龄依然如故,费老为自己的学术人生划下了圆满的句号。纵观费老的人生报国之路,艰难曲折多,顺路坦途少;奉献给社会的多,得之于社会的少。

  

  2.学术人生的不变主题。在70年的漫长研究历程中,富民强国始终是费孝通先生学术人生的不变主题。从二十岁求学的青年到九十多岁高龄的老者,费孝通先生从未改变富民强国的人生追求,这是他唯一和永久的梦想。有一篇新华社的报道是这样评价费老的,“从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他的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走一趟,写一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造就他成为我国乃至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走一趟,写一篇’的众多学术和研究成果,饱含他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奉献的满腔热诚、智慧和心血。”[5]

  

  在富民强国的主题指引下,费孝通先生不断提升自己的研究思路,扩大时空维度上的研究范围,逐步探索出推进中国农民脱贫致富、更加富裕、全面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综合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费孝通先生富民强国的学术研究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分别为:如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如何让农民富起来;不同区域如何共同致富;各个区域如何联系起来;富裕之后怎么办[6]。可以看出,五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层层递进,不变的是富民强国的理想和主题,变化的是民富国强的水平和层次,这充分展现了费老研究思路的逐步扩展和研究过程的顺利推进。70年如一日,费老辛勤地奔波在富民强国的道路上,他说:“如果我的想法和看法能够得到证实,能够成功,能够实现,我是很高兴的。”[7]70年的学术生涯奉献给了人民,费孝通先生从实见证了中国近乎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事实证明,费老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想法和看法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他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困境和未来方向,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贡献。今天,当我们这些后学再度回味费孝通先生的学术人生的时候,不得不为之而折服和赞叹。动荡的年代中,费孝通先生为何能如此坚定地走完一生呢?答案或许在于,费老将学术和人生完美地融合了!社会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的,也是用来解释自己的:费老在认识社会之前,首先认识了自己;在为社会的发展定位导向之前,首先是为自己的人生准确定位和导向。只有准确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准确地为自己定位,人生才会有不变的目标、明确的方向、清晰的思路和坚定的行走。费孝通先生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诠释着最简单却又最深刻的哲理,那便是认识自己、认识学术及其价值,将学术与人生融为一体。费孝通先生的贡献是学术的、社会的,也是人生的;是历史的,更是未来的。

  

  二、一生行走,解读中国:为社会发展导向

  

  富民强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更是如此。那么,这样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该如何开展呢?在富民强国的主题指引下,费孝通先生行行重行行,不断地发现和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从实际出发破题研究,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践建议。费老一生行走的研究历程,既是对重大课题的现实应对,也是为社会发展的未来导向。

  正如费老自己的总结:“在我一生中所思考的和对事物的看法,却是我靠扎扎实实的,一个个地方、一个个问题去研究,去落实而得出来的。”[7]又如一位学者的精辟概括:“一条坎坷曲折终至通畅的路,一双踏遍青山奔波不停的脚,一支紧追时代记录变迁的笔,一颗志在富民渴望大同的心。”[8]费孝通先生用一生的行走奔波,去不断地发现、解释和定位,从实求知,解读中国。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往往比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费老深知,要富民强国,就得认识中国社会,发掘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沿着这样一种思路,以时空为序,费老开始了他的社会学人类学发现之旅。在笔者看来,费老不断发现、解释问题的过程在空间维度上大致呈现出如下的轨迹: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社会——村庄(以江村为代表)——小城镇——经济区域——经济圈(带)——地球村的中华民族。

  1.从中国社会到中国农村社会。“我坚持把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动力,但从哪里入手呢?我是从农村调查入手的,并一直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为社区研究的主体。我重视并坚持农村研究有主客观的多种原因,但主要的一个是由农村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的……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植根于农村这个乡土社会,这是中国的国情……只有认识农村社会,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也只有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出发,才能科学地处理和解决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9]可以看出,从农村调查入手,认为只有认识农村社会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是费老的重大发现,这使他从一开始就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也决定了他一生研究的总体方向。

  2.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到定点村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依然要有一定的范围,也就是清晰的研究单位。费老的乡村考察选择了一些村庄来进行研究,如江村、禄村等。江村是费孝通先生成名的起点,也是他近70年来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10]1936年,费孝通先生初访江村,他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困境地。”[2]针对这种情况,费老在《江村经济》中提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主张。1957年,费孝通先生重访江村,他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江村农业有了发展,粮食增产,但副业却被忽视了,乡村工业没有得到恢复,农民只能在土地上种粮食,手上却没有钱花。这让费老忧心忡忡,他马上在《重访江村》中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之后,“反右”斗争和“文革”打断了费老发展农村经济的愿望,先生发现问题、解释问题的学术之路被中断,甚至连学术研究的权利都被剥夺了。1980年,费孝通先生恢复了名誉和正常的生活与学术研究。1981年,费老三访江村,20多年后的再次考察让他有了重大发现,那就是江村全年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居全国前列。这引起了先生的思考,原因在哪里呢?通过调查,费老做出了解释:江村的家庭副业恢复了,集体小工厂办起来了,农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农副工相互结合的现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费老随即提出“工业下乡”,即把工业扩散到农村,把工厂办到农民身边或小城镇上,“这样既可以为农村劳动力开拓就业机会,又可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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