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地处鲁宋之间,南面庄子,北面孔子,乡饮酒、乡祭祀之礼自古繁盛
前不久,一位素不相识的小乡党突然打电话找我。
我问他是谁,他吭哧吭哧说不清。我十几岁离开家乡,一晃快二十年了,因此,二十以下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不认识了。虽然不至于像老徐策那样“我的耳又聋,我的眼又花”,但还是要仔细问问:“尔家住哪省哪府并哪县?尔是哪座村庄有家门?尔的爹姓甚?尔的母姓甚?尔是排行第几名?”小乡党先是说住在村子的哪一头儿哪一块儿,我凭记忆猜谜一般蒙了一通,“你是小三儿?石头?歪二?”都不是。
我问他,你爹是谁?他说是谁谁谁。哦,有点印象了,童年的玩伴,黄龙鼻涕斜脚掌,酷爱爬墙头。印象中,他辈分挺高,大概是太爷爷辈儿的,叫起来不顺嘴,因此我们都不大爱跟他玩。“我是他二小子,论辈分你该叫我爷爷。”
他声音不大,似乎不好意思直说,他知道城里人不讲究这个。他恨不得叫我爷爷,但没办法,老家讲究这个,他必须是我爷爷。
这位爷,是求我帮忙的。
辈分这东西,算得上是一门学问,家谱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往往聚族而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靠纲常、伦理维系着宗族纽带的牢固和礼法结构的有条不紊。辈分,也就成了一种对人伦与社群的组织方式。与西方人的“个性”原则不同,国人是礼法结构中的一环,家谱某宗某支中的某一个,是无法逸出的。而且辈分也是无法选择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下来就被家谱固定了。古人云:“谱牒身之本也。”意思是你是谁,你从哪来,只有谱牒能说得清。西人可以叔叔舅舅不分,国人却是直系旁系姻亲血亲一清二楚。西人姓氏繁杂,千奇百怪,国人却是一姓一国,“百家姓”,“天下某姓是一家”。
我的家乡地处鲁宋之间,南面庄子,北面孔子,乡饮酒、乡祭祀之礼自古繁盛。在家乡,同宗同族之间,辈分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称谓礼数,言行举止,日常起居,均不能乱了礼法。即使是白头长者,也须称呼比自己辈分大的小孩子为爷爷叔叔。即使在外面混得人模狗样,风光无限,回到家族里,你也必须恢复到“狗剩”的原貌。不同姓氏之间,往往根据聚群而居长期形成的传统或一代又一代的姻亲关系,形成固定的辈分关系。
在我们乡下,辈分高的拥有不少特权,比如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骂别人的娘,那辈分低的人是不可还嘴的。一个辈分高的小孩子,整天被别人“爷爷叔叔”地叫着,自然也会滋生高人一等的情绪。当然辈分低也并非只有下跪的份儿,他同样拥有特权,比如结婚闹洞房,你若辈分高可就惨了,下至玩尿泥的小把戏,上至颤颤巍巍的老人,只要辈分比你低,就可以对你的新娘子摸一把挠一把。而一个被称为“叔叔”的人是不可以闹“侄子”的洞房的。这就是规矩。
我在家乡辈分算是低的,出门都是爷。童年时,小朋友之间往往也不是直呼其名,而是按辈分叫,我跟一帮小爷们玩得倒是毫无障碍。后来到了城里,才发现“现代文明”的真谛其实是“论资排辈”,基本上年长就能占得先机。
我的小乡党出门打工多年,自然深谙城市的规矩,不敢再让我叫爷。他还告诉我,其实现在村子里已很少再按辈分叫了,尤其是同龄的孩子之间,他们往往既不直呼其名,也不俯首称孙子,而是一“喂”了之。这是现代文明的普照,还是乡村伦理的沦陷?我也说不清了。上次回乡,问起家谱的事情,父亲说本家的家谱早就没有续修了,一是老辈们一个个离世,没人再理会此事;二来,年轻人都走了,乡村早已经空了,还修它作甚?
(作者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