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我为什么会信仰社会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00 次 更新时间:2013-05-27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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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 (进入专栏)  

10月28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江平先生关于我的新著《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的书评《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给予了这本书高度评价。我的新著出版以后,引起了科学社会主义学界、政治学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本《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是国内目前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专题研究宪政社会主义的学术专著,而《南方周末》所发表的江平先生的书评《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则是国内报刊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公开讲“宪政社会主义”的文章(江老曾演讲倡导过“宪政社会主义”,但文章在发表时却被修改成了“宪政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宪政社会主义在2010年终于浮出了水面。

江平先生的书评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在一些学术思想网站上,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更多的朋友开始问我:你为什么会信仰社会主义?宪政与社会主义可以兼容吗?

在写下上面这段话的时候,正是子夜时分,也是我酒后吐真言的时刻。晚上和一些朋友(包括陕西省文史馆的一位很有学养和卓识的馆长)喝酒,不免也谈到宪政社会主义问题以及网络上的争论。觥筹交错之间,也有不少睿智和调侃。席间谈到了“狐狸和刺猬”,谈到了“高贵的谎言”,也谈到了“学术与政治”、“宪政与社会主义”“现实与未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等。酒喝了不少,话说了不少。我一喝多,就会脑细胞兴奋而失眠,不妨来和关心或质疑我的网友们交个心,说一说心里话。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信仰社会主义?

前些日子正在读美国萨义德撰写的《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其中第五章是《对权势说真话》,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是受到原生的、本地的、本能式的忠诚——种族、人民、宗教——的激发而采取的知识性的行动?……我所问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问题:人如何诉说真理?什么真理?为了何人?在何地?”这促使我反思,我是怎样开始了自己的“知识性的行动”?我是如何诉说真理?什么真理?为了何人?在何地?

我的信仰建构发生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初兴的年代,是一个对历史充满反思、对现实充满批判、对未来充满诗意的新启蒙时代。我在那个时代的后期得以“精神成人”,从此奠定了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我成长在炎帝的故乡——宝鸡,充其量不过是那个年代里多如牛毛的文学青年中的一个,在高中先后担任了《探索》报主编、文学社社长,喜欢读书和写政论文、小说及诗歌。我最喜欢的一句古诗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最喜欢的一句现代诗则是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写诗,到了初中,每到重要节日,就要给几乎每个同学写一首酸诗。高中以后则喜欢交游文学青年,争论社会问题,也喜欢读《鲁迅全集》《高尔基文集》《俄国文学作品选》《法国小说选》《莎士比亚戏剧选集》以及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柯云路的政治小说(如《新星》、《夜与昼》《衰与荣》,在1985—1987年间曾如饥似渴地阅读)等等,也曾一遍遍地看政论电视片《河殇》(1988年),很是过瘾。总之,我是八十年代的精神奶水喂养大的,带着深刻的八十年代的中国痕迹。

举例来说,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衰与荣》三部曲是我的政治启蒙读物,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的认知架构、情感倾向、思维模式和心理路向。1984年,《当代》就刊登了长篇小说《新星》。作为文学青年,我一接触到这部小说,就被完全俘虏了。小说主人公李向南在“务实政治”中确立的“有为人生观”,对我影响最大。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时代,李向南带着改造社会的抱负,出任古陵县县委书记,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解决一大批群众来信来访积压案件开始,触及官僚体制,精简部分机构,下乡调查研究,开现场办公会,推动自己的施政理念,处分违法乱纪的干部,为老百姓办实事,成为了知识分子在变革的年代实现“有为人生”的样板。他具有着一种大气魄、大胸怀、大战略,绝不仅仅局限于在古陵县做一个好官的目标,而是试图把古陵当作研究中国的一个实验室,在理论上完成一个大的研究课题,争取对中国今后五十年、一百年的发展做出有预见性的回答。他提出了“做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实践家”或者“做一个有实践经验的战略理论家”的职业发展规划目标,认为政治是对人类进步贡献最大的职业。李向南尤其具有着一种“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当在政治的道路上走不通的时候,他不会迂腐地任由摆布,而是寻求关键性支持和现实性突破。李向南还积极倡导进行总体战略研究,改革旧战略理论、战略思想,善于从经济、政治、思想、组织、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从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力量,从国际国内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上来研究战略,并把系统论、系统工程学引入战略研究。总之,这部小说全景式全方位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社会各阶层人的心态,这里有年轻进取的知识分子,有善于钻营的干部子弟,有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干部,有演员,有底层群众。在大变革的氛围下,他们的心理都受到了冲击,都在做调整与挣扎。印象最深的是李向南和恋人林虹在散步时的一段对话:

林虹:你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

李向南:马克思说——斗争(引用马克思的话,指与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作斗争)。

林虹: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

李向南:马克思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林虹:你的理想是什么?

李向南:改造社会。

林虹:那你最喜欢的座右铭是什么?

李向南:百折不挠。

林虹沉思着不说话了。

李向南:你不喜欢?

林虹:不,我非常感动。

这段对话以及整个故事情境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从而萌发出象李向南那样为理想而奋斗的潜意识。但在1987年之前,我仍然是一名标准的80年代文学青年,对政治的兴趣仅仅是因为文学的缘故。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

1986年12月,我正读高二,班主任曾是一位战斗英雄,经常上地理课时给我们讲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但战场与课堂以及班主任工作显然有差异,“战斗英雄”未必就能讲好课、管理好一个文科班。班里的绝大多数同学渐渐开始不满,于是酝酿着要给校长写信,希望换一个班主任。写联名信就得有人执笔。只因为大家公认我是笔杆子,所以就要求由我执笔。经过一个晚上的合谋,这份措辞温和但要求明确的意见书几乎由全班同学联名,交到了校长办公室。“英雄”班主任很快就获得了情报,甚至很快就锁定执笔者是我,并通过“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个别谈话”政策挖出了若干骨干分子。更让我们全班同学心惊肉跳的是,这位班主任竟然把此事与千里之外的大学生自由化运动联系了起来,一上课就开始声讨我这个“自由主义小扒虫”、“红卫兵余孽”以及我们几个“自由主义小团伙”。每到此时,我只能乖乖闭上耳朵在桌面上一遍遍书写“忍”字。终于有一天,“黑名单”之外的一位姓庞的女同学拍案而起,猛地站起来大声抗议:“我们要上课!不想听批斗会!你觉得这么骂对他们公平吗?!”班主任大怒,掉转炮口开轰这位女同学,没想到这位女侠竟然愤而退出课堂表示抗议,全班哗然,班主任也悻悻然拂袖而去。“抵抗”使黑名单进一步扩大,但也出乎意料地收到了表面效果,专题“批斗会”开始退潮。可是到了1987年1月,“反对自由化”开始,时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辞职。班里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班主任义正词严地宣称“反对你们这些自由化”是党中央发出的“战斗号召”(经查证确为当时权威报纸的用辞)。涉世未深的高中生们根本无法弄清大学生的自由化学潮与胡耀邦的辞职究竟和我们的联名提意见行为有什么关联或不同,不禁人人自危,对前途忧心忡忡。等到考完试拿到学期政治鉴定,我居然被不容置疑地定性为“自由化思想严重”云云,而曾同情声援过我的几名同学也都被戴上了“与自由化分子交往密切”的奇怪帽子。很快我们就获悉,这些鉴定内容同时也被写进了我们的档案。这一严重后果所带来的家长的责备、同学关系的被迫疏远以及重重压力,给了我深刻的精神烙印。毕竟在当时,我只是一名很单纯的中学生,不懂政治,却不小心触摸到了政治的冰冷。我的母亲是幼儿园园长,继父是区政府物资局的工会主席,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本应当是先进的政治人,可是我感觉他们对“政治”存在着本能的恐惧,也难以解释清何谓政治。他们强烈地异常坚定地要求我必须永远远离政治,但是却要积极上进,包括入党。在当时的我看来,“党”就是一架政治机器,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既要远离政治又要入党即成为这架政治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呢?然而,这种矛盾的立场并非个案,而是我身边的亲友和邻居们共同的人生智慧的结晶。理想与现实,信仰与世俗,价值与功利,天道伦常与世道人心,开始在我少年的心灵里厮杀。

在上世纪80年代,被定性为“自由化思想严重”,将会意味着什么?母亲一遍遍唠叨着教训我:你的大学是考不成了。这让我很沮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有案底的犯罪分子,成了班级里的另类。很多同学开始疏远我,让我刻骨地体会到什么是人情冷暖。我的父母难免去求情,可班主任却不为所动。但幸运的是,班里有同学的家人是政协委员,把这件事情在政协会上提了出来。政协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反自由化扩大化行为,督促教育部门必须予以纠正。校长很快行动起来,把所有涉及到的鉴定都做了改正。在新的鉴定里,我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好学生。而这也是母亲与校长、班主任“谈判”了几轮所换取的结论,同时,我被母亲要求以“身体原因”休学半年(也许是心理压力大,精神恍惚间受了脚伤),闭门思过。在我休学期间,班主任还是那个班主任,而等我复学时他就退休了。我们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休学后的我被切断了与同学的联系。我时常陷入精神恍惚般地沉思中,并开始不由自主地关注起时政来,很想知道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所生活的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我始终铭记着语文老师在指导我们辩论技巧时的教导:要想赢,就必须吃透辩题双方对立的观点、论据与论证逻辑,并最终达到辩证统一。因此,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此后我苦苦求索的核心命题。从1987年2月到8月期间,我经过争取获得母亲许可,每天都可以去离家不远的一家区图书馆。在那里我如饥似渴地去阅读一切有可能帮我找到答案的书刊报纸。此后的一两年时间里,“神秘使命”般的阅读成为了压倒高考的现实生活主题,虽然辛苦,却也在偷偷摸摸地阅读生活中体验着最纯净的快乐。我甚至浏览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马恩全集中的个别篇章,并同时阅读每一期《世界经济导报》等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纸书籍,搜集、购买所有能找到的《五角丛书》《三原色丛书》(包括金观涛、刘青峰著的《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和《两级张力论·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等等)和整套的《走向未来丛书》(由金观涛、王岐山等编选)。《三原色丛书》的序是毕业于西北大学的雷抒雁写的,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古训已在泥土中枯萎

格言也已疲惫

谁能捕捉灵魂深处的惶惑

深重如山的孤独的诗意

诸神又将归于一元

每个谜都遭到千百次通缉

三原色不再是最初的阶梯

高度的复杂反而又单纯如一

每种色彩都是一段演变过程

都有着痛苦的不凡的经历

用宇宙作我们的话题

也许,每一粒星尘都会使你惊奇

也许正是这首诗,使我对西北大学产生了最初的美好印象,以致于最后考进了这所百年老校。这是后话。总之,这首诗以及诗背后的逻辑论说,都曾深深打动着青春年少的我,它和《徐帆》那样的所谓“诗歌”的距离,其实正折射着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10年代的时空距离。

在《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献辞》中,也有这样两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话: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

后来我知道,编委王岐山也是西北大学毕业的,算是学长了。

我的家,就在渭水之滨。晚上读书之余,我常去渭河边的沙滩上散步,仰望星空,浮想翩翩。大量阅读和思索之后,我惊异地发现,我从一个被扣上“自由主义”帽子的无知少年,开始变成了一个有着鲜明社会主义倾向和情结的心情沉重的思想者。究竟是如何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也许是需要另外一篇专文来探讨的问题(等我退休有时间再来梳理吧)。

1987年9月,我复学转入下一年级学习。11月1日,党的十三大胜利闭幕,第二天赵紫阳当选总书记。我生平第一次认真自学了党的重要文件——十三大报告,并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认识。记得当时我曾向母亲略带调侃地真诚表示:请党和人民放心,“精神污染”不仅没有把我变成自由主义分子,反倒把我变成了最坚定的社会主义分子。的确,切身的生活体验、广泛的原著阅读和深入的理性思考,使我理性选择了社会主义信仰,或者更准确的说,选择走一条超越自由主义的改革创新的新社会主义道路。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关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自由解放的学说,就是具有科学性、革命性、批判性、辩证性的主体实践哲学,它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自由解放”,它的使命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现实地改变这个世界。现实的都曾经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必将成为现实(黑格尔语的本意)。立足现实,依据科学,坚守良知,追求正义,积极行动,创造未来,这就是以“怀疑一切”为座右铭的人的自由解放运动的伟大实践者——马克思。马克思曾经坚决否定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把他的理论教条化、凝固化,从而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现实的生活实践是日日常新的,而马克思主义也必然要不断发展,把握规律性、时代性,与具体国情、时代课题、人民要求和现实生活实践相结合。我同时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就是从改造国家(改造的目的是有利于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自觉与生活幸福)到消灭国家,最终还权于公民社会,建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自由解放。共产党本身理应是民主政党(如经常自由论辩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理应是民主多党制(如巴黎公社)。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如果要保持一党制,则必须对这个党进行功能改造,使其成为公意政党组织,并使党权与治权区分,把竞争机制引入治权领域,推行执政团队的自由竞选,实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在这里借用了现在习近平的提法,而当时并无这种提法,只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却是高度集权的存在权力异化现象的“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在曲折的探索中制度在建的不成型的社会主义,实行人民民主宪政是其唯一的出路。这种真正的宪政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成的,需要无数真诚的具有宪政民主精神的新社会主义者去争取、去奋斗。能够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宪政社会主义强国的建成,正是我矢志不渝的“宪政中国梦”。这些基本思想和认识,从1987年11月到1988年11月间,由模糊变得清晰了。在此过程中,也有一段小小的插曲,算作是一次民主实验和体验吧。

在十三大后,我所在的渭滨中学破天荒地召开了第一届学代会,而我被选为学生代表。会期原定半天,主要任务是听报告、选委员,而候选人早已由学校指定。在听完报告后,学校安排代表们分组讨论,我利用这一时机运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和“中央精神”,对指定候选人和等额选举方式提出了质疑,并建议作为学生代表理应享有提名候选人的合法权利。我的发言有理有据,校领导愕然,学生代表们则纷纷鼓掌表示赞同,就连内定的候选人也不得不表示应尊重代表们的民主权利。校领导的开明出人意料,他们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听取学生代表们的意见,允许代表们另外提名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并把会期延长为一天。这种开明显然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氛围有关。结果,我作为唯一一个学生代表提名的人选被选进了学生会委员会,并以很高的票数被委员们一致提名为副主席(主席习文娟已由学校提名)。校党支部书记不愿接受这一结果,于是反复做工作要求委员们再提名更合适的人选。我能理解体谅这种“不信任”,从休学前的“联名事件”到复学后的这次选举风波,又怎能让学校领导放心?所以,我在会议僵持了半小时之后主动提议另一名同学为副主席。此后,我担任了宣传部长,而且尽职尽责、积极作为,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都比较满意。

在1988年里,我开始经常和同学以及好友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并形成了一个十余人的兴趣圈子。在11月我生日的这一天,我和李磊等8名同学自发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兴趣小组,决心要“理论报国”。后来又有十余人要求参加,其中就有“青年诗人”杨晓军(笔名秦舟)。兴趣小组经受住了八九风波的考验,也经受住了苏东剧变的考验,内部编印资料以交流社会主义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资助我在1995年和1996年先后印刷了两本小册子,直到1997年才由我提议解散。记得那些年我们常说:这是一个考验信仰的年代。在志同道合的讨论中,纯真的我们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宪政改革的信仰。

虽然“问题意识”压倒了“高考主题”,但“理论报国”就必须首先考上大学。可是那一年高考,我虽填报的志愿都是“马克思主义专业”,可惜后来分数只能上大专或中专。父母的意见是有学上就行,而我以及我的朋友们则支持我复读。最让我感动的是刚刚中学毕业“接班”进入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的杨晓军,很真诚地向我的父母表示他愿意出钱供养我复读。而李磊则表示,他愿弃学经商,像恩格斯支持马克思那样来支持帮助我。年少轻狂的我们迫使父母不得不让步。于是,我开始在宝鸡中学复读,并在第二年考入了百年名校——西北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工作。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1912年始称西北大学。抗战爆发后,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合并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复称国立西北大学。建国后西北大学一直是被列为国家重点的综合性大学,并始终以自由、开放、民主、进步而著称,在西北地区成为各个时期思想解放的先导和中心(尤其是80年代)。在2003年的今天,轰动一时的抗议日本低俗演出事件就发生在西北大学,引发全国高校震动。至今仍广泛流传的一句话就是:“陕西稳定看高校,高校稳定看西大”。这句话从一个侧面也显示了西大人思维的活跃、学风的自由、精神的自立与学术思想的兼收并蓄。

留校工作后,我进一步成为了一名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作为普通人的毛病、缺点自然一样都不少)。我的妻子也是一名共产党人,但她并没有兴趣了解何谓社会主义,也谈不上真诚的信仰(她是被拉进党组织,并一度混上了党支部书记),只是一名干练而善良的公司白领。我承认,作为一名当代中国的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我是孤独的。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外,我甚至没有勇气让别人知道我真诚地信仰社会主义者。在很长时间里,我也不敢对自己的学生大声说出自己的信仰。因为在苏东剧变之后,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无处不在的党国体制里,如果被别人发现你居然那么认真地信仰社会主义,往往会被另眼相看,甚至会受到歧视(只有做一名务实的绝不唱高调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党员,才会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说教都会被认为是虚假骗人的;能信的硬道理往往与价值信仰无关,只与现实条件、势力消长、功利计算有关)。不错,大家都在谈信仰,可是那种“信仰”要么就是对权力的信仰(有信仰就是指听领导的话跟党走),要么就是装装样子的“信仰”(连说的人都未必信),要么就是庸俗化或世俗化的“信仰”(有信仰就具体体现在搞好群众关系、干好本职工作上)。但是,在价值层面上,似乎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也没有多少人去关心。就如同中国人信仰观音菩萨或者道家真人,具体就体现在求子是否灵验等之类的功利问题上,谁能显灵赐福就给谁烧香磕头。这种失去信仰、丢掉价值、遗忘传统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人格,与深层次、大面积的社会溃败紧密勾连。而建国61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的政治哲学与政治制度乃至信仰价值系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正是导致这种社会溃败的深层原因。也正因此,理性反思、审视评估和科学重构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的政治哲学、政治制度与信仰价值系统,就成为了摆在我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写完上面这些话,我仍然处于醉酒的状态,但头脑是清醒的。当江平先生的书评《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在《南方周末》发表后,选举与治理网上有一些网友开始批评“宪政社会主义”这一提法。他们不是反对“宪政”,而是在反对“社会主义”,并指责我试图把水与火融合在一起。萨义德曾说:“对于知识分子,严格、深入的辩论是活动的核心。”所以,这些公开的论辩和诘难对我的思想完善与学术发展都将是十分有益的。正是这些争论让我开始回顾,我到底是怎样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我本来仅仅只是一名热爱自由生活的文学青年,对政治没有过多兴趣。可是,抗美援朝的班主任硬是把我和政治绑在了一起。在这一过程中,我几乎无能为力,如同漂泊的一枚树叶,顺流而下。求索历史与现实的隐秘答案的好奇心,带着我一路狂奔了23年,不由自主。是的,这种信仰也是不由自主的,就如同某种特殊的缘分,让你爱上了一个黑亮眼睛的女孩,找不到原生态的真实的理由。而关于爱情信仰的话语,也许只是理性在爱情发生之后的审美建构(这让我想起了政治审美学)。至于在学术思想的迷宫里,我远远没有破解掉堆积如山的难题。不过幸运的是,我能确定自己已经抓住了最关键的一把钥匙,但用它去打开一道道宪政建设之门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写到黎明时分,我仍然处于头脑清醒的醉酒状态。忽然又想起了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的一段话:“我们又回到这个难题:一个人应该保卫、支持、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真理和原则?这不是彼拉多式的问题,遇到难题撒手不管,而是探索的必要开始——探索今天知识分子的立足之处,以及包围他或她的是多么诡谲、未加标示的雷区。”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就是我,一个曾经经历过心境孤独,但又足够幸运,如今路漫漫兮别无选择不知疲倦地奔走在宪政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思想者。孑立在寒风萧瑟的精神河畔,眺望着后三十年,我知道,春天已经不会远了。

华炳啸于西桃园三省斋

2010年11月2日凌晨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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