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1 次 更新时间:2010-11-02 11: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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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公共知识分子(pubic Intellectual)是近一、二十年国际知识界讨论得很热的一个话题,但在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主题。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为,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1]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只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直接有关。当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自由身份的作家、艺术家,而是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时,他们的公共性就发生了问题。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公共”究竟何指?我以为,其中有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公共性所拥有的上述三个内涵,也是与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密切相关。然而,本来属于知识分子本质特征的公共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却发生了疑问。知识分子身份上的专业化分工和知识上的后现代思潮,使得过去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公共性质发生了问题。在一个专业化和后现代社会中,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这个问题不再是自明的,需要重新加以讨论和论证。

  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中国自90年代以后也出现了类似欧美70年代以后所出现的专业化知识体制和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首先分析90年代中国所出现的专业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两种主流现象,然后在90年代中国知识界几次重要的有关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讨论中,提炼出三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和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并进而从规范层面详细讨论他们各自的知识背景和有限性,最后以布迪厄(Bourdieu)的理论为背景,分析在一个专业化时代里,建构一种特殊走向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类型的可能性。

  

  一,90年代中国:专业和媒体知识分子的出现

  

  在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的文化运动中大大出了一把风头,然而70年代以后,随着大学的日益普及化和文化的商业化,知识分子被一一吸纳进现代知识的分工体制和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商业体制,公共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消亡了。类似的情形在20世纪末的中国似乎重演了一次,而且被浓缩在短短的20年之内。

  80年代的中国,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最活跃的年代。79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后来被称作为继“五四”以后的一场“新启蒙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社会知名度极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作家、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人文学者,乃至体制内部高级的意识形态官员。虽然有这些身份上的区分,但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无一不具有公共性、跨领域,从国家的政治生活到中西文化比较、科学的启蒙等等。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在大学发表演讲、在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出版的书籍常常畅销全国,动辄几万、十几万册,成为影响全国公共舆论的重量级公众人物。以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为核心,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它由若干个著名的公共杂志,如北京的《读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上海的《文汇月刊》、《书林》、武汉的《青年论坛》等作为舆论空间,还有若干个著名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网络的纽带,如以“走向未来”为代表的科学派知识分子、以“文化:中国与世界”为代表的人文派知识分子和以中国文化书院为代表的文化融合派知识分子。以思想领袖、杂志和群体作为核心,以全国数以千百万的知识公众作为基础,造就了80年代空前活跃的公共文化生活,并形成了一个有公共讨论话题、共同知识背景和密切交往网络的统一文化场域。而且,这一场域类似于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所描绘的公共领域,具有公共批判的性质。

  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外部的环境因素使得公共场域的空间大大压缩,曾经风云一时的知识分子人物、杂志和群体除个别硕果仅存之外,大都随风而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社会的出现和国外局势的变化,知识界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也是知识结构和人际关系上的。到90年代末,一个统一的公共知识界荡然无存,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不再象80年代那样,有严肃的公共讨论和一致的公共主题。无论是公共杂志还是知识群体,都出现了重新封建化的格局。[2]

  90年代中国公共文化的消失,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乃在于同欧美70年代以后一样,出现了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这两大趋势。

  知识体制的专业化是从90年代中期逐渐开始的。随着国家对教育产业的投入加大,大学这些年不仅在学生人数和教学规模上大大扩张,而且在管理方式上也逐渐靠拢企业化的科层管理模式,知识按照严格的学科分工建制进行生产和流通,并且以一套严格的学科规范对教授的知识成果进行专业评估。国家体制的资本扩张和利润诱惑,吸引了一大批80年代在公共空间活动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知识体制内部寻租。但在学院生活内部,他们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可以按照自身的兴趣爱好思考、写作和发表,只能在学科专业标准的的规训之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并且按照学科的等级评价制度,步步追逐更高、更多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权威。这种学院化的专业趋势,形成了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断裂。在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论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那么,知识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的呢?9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场扩张,使得文化的生产象其他消费品的生产一样,被强制性地纳入了市场的轨道,过去知识分子或者为神圣的使命,或者为表达自我而写作,如今市场只要求作者按照文化消费者的欲望而生产,并且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文化商品的流通和分配。90年代以后,伴随着公共文化空间的萎缩,消费文化的市场却大大扩张了,文化公众闲暇时间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高,需要出版业和报业和休闲杂志提供更多的文化消费产品。于是,在以媒体为中心的文化市场诞生巨大需求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群媒体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虽然看起来与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似乎也是面对公众,除了大量令人厌烦的插科打诨之外,有时候谈论的似乎也是一些严肃的公众话题。但媒体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讨论普遍知识分子的时候,还将结合个案详细分析。

  上述知识专业化和文化市场化这两种趋向,表面看来一个远离市场,另一个贴近市场,似乎表现出两极化的倾向,但究其背后,都为同一个世俗化的工具理性法则所支配。在知识生产领域,知识本来所具有的超越性被切断了,它们不再向整个世界和社会提供意义,知识被切割成一块块自恰的领域,彼此之间再也没有什么联系,因而也就失去了价值的关联,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只是在一个具体的目的/工具关系链中才能显示出来,甚至在最富于意义内涵的人文学科,知识也被技术化和专门化。而这种对知识的技术化理解,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专家。这些技术专家一方面封闭在学院生活中,另一方面其中的一部分人也应邀频频在媒体亮相,讨论所谓的公共事务问题。但他们与以往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由于技术专家不再持有超越的价值和乌托邦的理念,他们的“公共性”也因此而不再具有批判的反思,而习惯于从技术的层面,检讨和讨论公共事务中的不足。政治问题行政化,公共问题技术化,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可以通过专业性很强的工具理性方式加以解决。

  在国家体制与市场逻辑的奇妙结合下。9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是严肃的、批判的公共空间的真实消亡,另一方面却是虚假的公共生活的空前繁荣:遵循商业逻辑的媒体知识分子活跃其间的公众消费文化的膨胀和以技术专家面貌出现的专业知识分子为主宰的媒体盛况。在技术专家和媒体明星的二重唱中,形成了以技术化和商业化为主调的世俗意识形态。

  

  二,90年代前期知识界的讨论与重建公共性的努力

  

  90年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不仅是知识专业化和文化商业化的结果,在相当大程度上,也与中国知识分子反思80年代、在新的环境之下理性的自觉选择有关。知识分子永远是敏感的,永远比时代领先一步,意识到时代将出现的大变化。社会结构所出现的上述变化,严格说来是90年份中期以后的事情,而早在90年代前期知识分子中的几次重要讨论中,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退出公共空间,进入专业领域,并非是策略性的转移,而是带有理性反思色彩的战略性退却。

  最早发生在知识界的,是看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讨论。1991年1月,北京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起了名为“学术史研究”的学术座谈会,座谈纪要后来发表在当年创刊的民间刊物《学人》杂志上。这场讨论的背景在于,1989年以后,知识分子普遍地陷入彷徨境地,大家都在苦苦思考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反思80年代公共文化生活,提出了返回学术界、重建学术规范的主张。《学人》杂志的主编之一陈平原当时有一段很有代表性的意见,他认为:80年代的公共知识界虽然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年代”,但其问题在于学风“浮躁”与“空疏”,“介绍多而研究少,构想大而实绩小”。在他看来,“90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有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这种日益专业化的趋势,对许多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单凭常识和灵感提问题的学者,将会是个严峻的考验。”[3]从《学人》开始,随后由大陆知识分子编辑、香港出版的民间刊物《中国书评》杂志呼应,在知识界内部出现了一场学术规范的讨论。这场讨论所涉及的背景和讨论的领域非常广泛,但从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这一角度而言,显然与8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处不再是庙堂或广场,而是有自己的岗位,即自己的专业领域。这就是陈思和所说的“岗位意识”。[4]

  不过,对于这批曾经在80年代公共文化中很活跃的知识分子来说,专业岗位之于他们,不是像上述学院化体制内部那些俗儒那样,仅仅是一个谋生的饭碗,更重要的是寄托了某种无可替代的人生价值和专业旨趣。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着一种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天职感(calling),或者用中国的话说叫做使命感,充满了忧患意识,忧国忧民,随时准备听从神圣使命的召唤,为启蒙民众、拯救民族而献身。但到90年代,这样的天职感被韦伯所说的另外一种志业感(vocation)所替代。从天职感到志业感,是从神魅的时代到解魅的时代在知识分子心灵中引起的巨大变化。在神圣轰然倒塌的世俗化时代,原来充满了意义的目的论宇宙观彻底解体,世界割裂成一个个孤零零的机械碎片。在这样的彷徨、孤独之下,知识分子要想重新获得生命的意义,不再有统一的标准,只能在各自所从事的专业之中,寻找专业所提供的独特价值。这些价值彼此之间不可通约,但对于每一个专业人员而言,都具有某种“非此不可”的志业感。[5]80年代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在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使命之后,正是怀着这样的志业感,退回学院,埋头专业。这样的战略退却发生在90年代前期,其间他们忍受了商业大潮对学院冲击所产生的寂寞感和失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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