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晓飞:重读经典:从《阿Q正传》到思想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08 次 更新时间:2004-07-29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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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晓飞  

在二十世纪中国独一无二的语境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改造成为政治宣传、洗脑的代名词,成为杀戮、残酷运动的前奏和后续,导致了无穷无尽的灾难。革命应该把人的灵魂设立为不能逾越的红线

站在新的时代回望逝去的世纪,鲁迅写于1921年12月至次年2月间的《阿Q正传》依然可称为不朽的杰作,他在作品中塑造的阿Q亦是不朽的人物。尽管有学术上的纷争,随着研究的坦诚和深入,学界也达成一些基本共识。鲁迅对阿Q的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阿Q的性格特征包括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缺陷:诸如怯懦、守旧、愚昧、骑墙,最根本的则是自欺欺人的逻辑推理,能使肉体的失败转化为精神的胜利。因为阿Q形象的意蕴悠长、主观理解的偏差、社会思潮的变动、主流意识形态系统对社会控制程度的深浅不一,对阿Q的评价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起伏不定。学者们在经典文本之外完成对阿Q形象的重新阐释、建构。但在关于阿Q学术论文的撰写中,所有论证推衍的背后都隐含一个不证自明的先验性原理,即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疗救和改造是必须、应该而且可行的!这一原理可以在鲁迅的文艺观中找到根源所在。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强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的看客,…….,所以我以为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了。”⑴众所周知,阿Q是典型,由“杂取种种人”而成,鲁迅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⑵。阿Q是整个种族本性的最大公约数,他成了一面镜子,各阶级、阶层人员可以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揭露、批判、改造阿Q的劣根性,也就是批判、改造民众的昏乱、巧滑心理定势和泛滥成灾的奴隶意志。“五四”是神采飞扬的时代,热情澎湃的民众为遥远现代化图景而激起宗教般的狂热,启蒙思潮风起云涌,科学和民主的旗帜猎猎作响。作为常识,整个国家由这类庸众组成肯定无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无法完成救亡图强的重任,鲁迅吹响的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观念的战争的金色号角。

批判、改造国民性,既是完成思想启蒙的主要手段支撑也是其目的关键所在。宏观上看,这是任何文明对异质侵入的应激反映,危机来临的自救举措。无可否认,这种指向人灵魂深处的革命作为对当时具体情境的应对具有说服力,现实冷峻而严酷,国家面临着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三者交错横陈、互相造势、推波助澜使社会整个生态不断恶化,使这一应对具有必须性和急迫性。但如果把具体应对拔高为抽象的原则,作为恒久不变的真理,反过来指导日新月异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却也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另一方面,浩浩荡荡的思想启蒙分流在口号宣言、现实诉求上也许有细微差别,归根结底却完全为着现实的考量。打倒孔家店、破除偶像神话、全盘西化,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使中国不再受列强压制,而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自由、独立、平等。究其实质,对个人精神自由、思想独立的诉求不过是种手段而已。更不幸的是,在中国十九世纪未被迫寻求现代化的困境中,由于缺乏宪政框正、忏悔意识、制约资源以及强大传统的屏蔽,使得社会进步、国家富强、民生的繁长和个人的自由、独立、平等对立不可调和。一方面,国家的衰败,民生的凋蔽和列强的凌辱是因为国民的不开化和愚昧,即指向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却又必须以压制国民的自由、民主、独立意识和人权观念为出发点,似乎只有这样的国民才能收拾起群体的力量并爆发出强烈的光使原有的世界解体。这一矛盾造成知识分子在整个二十世纪追求现代化进程中进退失据、左冲右突又无所依傍,这一困境同样造成启蒙运动的先天不足、理论和实践脱节,而且走向二律背反的不归路。如李泽厚所说,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碰撞、纠缠、同步,并被救亡所超越。⑶梁启超在上世纪初一篇文章中演绎了国家思想变迁的公式:十八世纪以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⑷表面上,三者排序渐趋合理,“民”置于重要的地位,然而这里存在两个误区,一:“民”指向的是群体,而非个人,是以整体的混沌和高调来取消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二:即使是整体的“民”也被社稷所掩盖、压抑和剥夺。何况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名义上君为轻,社稷最重,然而社稷毕竟是君的社稷,“朕即国家”是最明白无误的宣言,以后即使有以“民”为名义的国度也莫不如此,个人面目模糊不清,君、党、独裁者、专制者对权力的攫取、对国家的支配、对民众权利的剥夺却清晰可见。于是所谓的国民劣根性无论在何种状态下都成为众矢之的、动辄得咎。在保守势力眼里,因为国民恶劣、愚昧,所以社会变革必须在国民劣根性改造好以前喊停。在激进者眼中,同样因为国民麻木无知、因循守旧使一切社会变革举步维艰、困顿难行,要使社会走上金光大道,必须改造国民劣根性。所谓国民劣根性成为两方聚焦所在,对立双方在同一个敌人面前冲锋陷阵,横扫突击。作为可预想的结果,阿Q们只能背起先天原罪的十字架,承担起一切的莫须有的罪恶和所有诉责,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庸众就这样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他在的话语霸权塑身成为政治纷乱、国家积弱、政权无力的替罪羊。同时,追求一个道德高扬国度,以理想和完善的要求来否定庸众庸俗生活的权利,也导致更大罪恶的产生,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后半期政治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简言之,批判、改造国民劣根性并不有天然的合法性,把它放入大历史的语境中考察,从主观道德、伦理批判导致的客观效果来看,存在巨大的、无可愈越的陷阱,也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事实上,它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愿望只播下一颗邪恶的种子。自以为在地上塑造了一个人间天国,其实却燃起了地狱的烈火。相反,我们应该认可庸众存在的天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阿Q们身上所谓劣根性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鲁迅认为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对这极具洞见力的结论可以解读为对国人不思进取,懈于斗争的悲怆诘问,是大悲悯下的无可奈何。另一种解读是国人生存境遇的严酷。关于“奴隶”一词的本质,斯塞宾把它定义为被其他人占据的人。人有生而自由平等的天性。成为奴隶,动物一样被出售、转卖肯定不是他们乐于接受的,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他们是被迫的,被现实和历史的强制力左右。葛兰西说每个人都想成为历史的“把犁人”,成为雄狮,没有人想成为“历史的肥料”,成为绵羊,但在这两者之间,你甚至不存在什么选择的余地,你的生活并不像一头雄狮,哪怕一分钟也不是,永远不是,你年复一年过着一头绵羊也不如的生活,并且你知道你不得不那样生活。⑸葛兰西描述的世界比阿Q世界也许更形而上一些,他侧重于说明在历史的盛大面前人类的渺小,不管你是谁,只是上帝抛下的毂子,即使在你最自信强大的时候也被无情自然法则支配,成为未知力量的玩偶。鲁迅被现实所抵迫,热切的愤怒阻击他对终极关怀的追问,阿Q的生活是具体可触的,生命是他唯一的财富,如果要找出一个对生命的珍视的理由不是因为生命可贵,而是他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他生活的时代是鲁迅描述的第一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统治阶层思想意识形态全面禁锢,政治高压,经济破产。我们可以描述出一群阿Q的生活,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固定的职业,经常挨饿受冻,经过“恋爱的悲剧”后只剩下一条万万不可脱的裤子;闰土原本有春天青草一样的勃勃生机,可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把他变成一个木偶人;祥林嫂做工“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也是不惜的”,然而最终贫病交加,沦为乞丐。更糟糕的是,他们连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无法保障,不经审判和司法程序,统治者可以瞬间夺去他们的生命。作为现实一种,鲁迅有过经典的描述:“中国人向来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是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代,却也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都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不属于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应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做百性,——不敢,是拿他们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 ⑹

对于阿Q遭受悲惨境遇,同样存在两种解读,一是因为暴政、宰制和奴役的存在,所以有理由起来革命,推翻腐烂不堪的政府。如美国独立宣言精髓所在,个人是独立的,享有主权的,由个人和他人组成的人民仍然具有主权,它先于政府,先于并独立于宪法而存在。如果一个政府罪恶滔天,一贯把人民压抑在绝对专制主义淫威之下当成终极目标,人民就有这种权力,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这也是洛克在《政府论》中提供对付暴君的强大武器:人民的“革命权”。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们的思想家抛出了截然相反的理论。这种理论如以上所说,以国家社稷为根本,以愚民为前提,以否定个人权利为手段,以维持法统为目的,因为历史的绵长和不可逆转自证其明,以其力量强大和是是而非的模糊性获得解释世界的万能魔力,进而取得合法性和强制力。在长期封闭社会里树立绝对权威,成为非如此不可的社会游戏规则。因为缺少挑战和与其他强势文明的对话而僵化和天经地义。这套理论在阿Q出生的前和后已完成对他思想、行为、身心的全面占领,在他出生的瞬间注入,终身在他骨髓中游走。要他跳出其中无异于痴人说梦,是无理、邪恶的话语强权。与此同时,不可否认革命毕竟是一种异态,庸常的生活—无论它乏味透顶还是艰苦卓绝—却是恒态。革命大多由少数先知先觉者、狂热的信徒和投机分子联手发动,经适当社会环境的孕育,星火得以燎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参加革命是被动、无奈和绝望的,他们为情势、生活所迫。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觉能动性。‘宁为盛世狗,不为乱世人”的古代箴言除包藏着深不可测的智慧外,还应有历史的血腥、杀戮和对在命如草芥社会中求活的卑微诉求。对于崇高理想的牺牲精神是可赞叹的,血溅三尺,为民请命之士也自古不绝。但如果以此来要求全部民众,那将是极为可怖的。另一方面,正如梭罗所说,我们首先是人,然而才是公民。阿Q首先是人,没东西吃时肚子要饿,以致于他不得不冒危险去偷萝卜;气温降了他有冷的感觉;他有性的需求,他用手拧小尼姑脸的那天晚上,指头的滑腻会让他整夜睡不着觉。这都是人合理、正常的需求,不管他表现的多么卑鄙,也是讥笑不得的。进一步分析,不是有了革命的理由就有革命的可能,他周围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和对权力的崇拜,崇拜已变成图腾,随着历史的绵长日益具有无可争辨的神圣性。面对到处是长着老茧的膝盖,他也必须下跪,不是可以独战多数的勇士,充其量只是个凡人,而这不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英国学者迈克尔• 波兰尼在论及斯大林和他控制下的苏联时,这样指出:由于赤裸裸的权力的稳定性随着它所控制的忠实于独裁者的人数增加而不断增强,“因此用强制力对一个大国保持控制,比控制海洋中间单独一条船上的船员要容易的多。”不能说阿Q所在社会就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当时中国趋于分崩离析,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弱化,但在每个局部的区域内,这种控制却在收紧。而两者在一些方面是相同的,辟如权力行使是赤裸裸的,对权力的崇拜也是赤裸裸的;一遇反抗,对反抗的镇压是有效、果断而坚决的。阿Q周遭是密不透风,令人窒息的罗网,任何轻微的挣扎只让他越陷越深。恰如其分的例子是阿Q对吴妈的示爱,求爱没有成功,吴妈敏感意识到爱情里隐藏着的危险。阿Q马上遭到明确、残酷的的反击,首先是秀才的大竹杠暴殴,然后地保的借机敲诈,然后是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最后是不能在末庄找到活作,无法再维持生存。这一看似单一、孤立事件完成了阿Q全部生活的预演和彩排,看不见的权力编织了一道道阻击线,抽象的秩序变成现实的强制力,阿Q对吴妈的求爱只是对既定秩序的微小干扰,却必须承担起如山的重责。显而易见,这也是给其他人的一个警告,让他们保持对权力和秩序的忠诚。

为深入厘清上述论点,还应进一步讨论制度与人的问题,这是类似于先有鸡再有蛋还是先有蛋再有鸡的问题,自古以来争论不休。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得承认制度的铺排和设计是贵族的创造物。当然,贵族只是文化上的概念。他们悠闲、富足,有良好天赋,接受过更好的教育,这给他们精致的感觉,优雅的趣味。他们看得更高,想得更远,可能追问本体论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索。奴隶们可能打碎一个旧制度,但无法创造一个新制度。即使能,也不得不全面承袭以往制度里的一切邪恶因子。因为耽于现实的急功近利和历史伤痛的折磨,新的制度可能包含有更多的恶意。它追求直截了当的回报,为新一轮暴动和纷争奠定坚实的基础。制度源于天才的灵感,经现实长久磨粝、修正,逐步细化、完整和系统。久而久之,制度成了容器,民众被塑造成与容器相匹配的形状。卢梭说:“通过伦理学历史的研究,我发现,一切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么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 ⑺阿Q生活在这样的容器里,问题不是他想不想成为奴隶,而是他有没有成为奴隶的资格,因为只有奴隶才是帝王子民,才能得以保存生命。不是他想怎么做,而是他必须得怎么做。阿Q对革命党的想象是: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⑻不是阿Q的奇思妙想,而是他只看到过那样的革命,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有两个,城里的那个早已“嚓”得杀掉了,另一个是假洋鬼子。假洋鬼子的革命就是“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他只知道那样的革命理想,他必须得这样革命。更何况还有物质对精神的支配作用。黑格尔在十八世纪用绝对理性构造出世界,以为找到了绝对真理。不想二十世纪却被网络像蛛网一样缠绕,动弹不得。有时一项伟大的发明能比一千个伟大的思想家更能把人类推向自由和进步。有学者以为宝儿的死是通过单四嫂子里灵魂里的愚昧和迷信实现的。⑼真的是单四嫂的愚昧和迷信导致了宝儿的死吗?如果她不愚昧和迷信那又当如何?她到哪里去找医生?她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吗?如果条件满足,她能找到有效的药品吗?物质的昌明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奢谈大众的庸俗和愚昧是虚伪而讨巧的。

毋庸质疑,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因为压迫之重,所以必须起来反抗;又因为压迫之深,所以无法起来反抗。对于后者可以进行这样的追问:没有起来反抗,怎么知道无法起来反抗?怎么断定反抗会不成功?这样的追问是有力的,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它是种高调逻辑,这种逻辑的重要特征是以道德激情冲破阻挠,以政治上的道德判断代替政治上的技术讨论。思想的革命进入现实技术操作层面后,追问的核心演变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像阿Q那样愚昧、守旧、骑墙,还是有积极进取,为理想献出生命,牺牲至上?是让整个种族在寂静里活,把希望放在时间和将来;还是把他们投入血与火,置之死地而后生?因为存在阿Q式的国民劣根性所以无法起来革命,革命无法成功,要起来革命必需把他们施以改造。那么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要改造,由谁来改造,以什么方式进行改造,改造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确定已达到目标?由谁来断定?改造可以量化吗?到哪里为止?由谁来承担责任?鲁迅创作《阿Q正传》动机也许仅仅是引起疗救的注意,所谓“只开脉案”,说出病情,不可药方。然而深入考量鲁迅的文艺观,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鲁迅所有创作都贯穿着启蒙铁屋子里熟睡人群的主题,对这一点他是如此明确,以至鲁迅在创作《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时运用杂文的笔调来写小说。两部小说集中大部分作品有种“社会订货感”,强调社会的功用,意像的存在是为了寄存理念,人物的描画是为了针贬时弊。王朔在《我看鲁迅》中说“鲁迅写小说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小时候我觉得那是好文章,写绝了,活画出中国人的揍性,视其为揭露中国人国民性的扛鼎之作。……回去重读原作,发现鲁迅是当杂文写得这个小说,…… “精神胜利法”、“不许革命”、“假洋鬼子”都是现成的概念…”⑽这些话是说得极有见地的。鲁迅对自己作品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应该是有所估计和充分的心理准备的。他的批判、改造国民劣根性,进行思想的革命,应该能够承受得了以上的问题的辨诘。而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几乎每个问题都会产生不可愈越的困境和难以克服的陷井。

大致可以在《门外文谈》中找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由知识分子作为改造者。他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知识分子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都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清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以为是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答案是如此明确,以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来承担这样的工作。他所设想的知识分子更象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是权力与理念的结合物,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他同时应该是一个至善王、道德王,只可惜这样的人仅存在于上帝之城中。事实上,鲁迅本人也不时受现实魔鬼的诱惑。他说: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就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⑾现实导致的屈辱感,由此迸发求富求强灼热情怀使他从天上坠入深渊,自身(个人)与民族(国家);自由(个人)和生存(种族)是相互对立的,思想的自由、创造力的迸发、个人的独立无助于国家强大和自足。反过来说,他思考的前提是种族、国家是高于个人的存在,牺牲个人的权利去成就国家的完整是值得的。退一万步,鲁迅本人能算一个,但远远不够,创造文化可能只需要少数人,普及文化却需要大众的参与,谁能保证参与者的道德、学识、信仰都和他处于同一水准上?处于金字塔尖的永远只是少数人。青年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思想的革命指向的社会改造他认为必然是英雄离不开“小人”的援手,圣贤成事要与“小人”“共跻圣域”,道德理想国的实现必然得依靠革命阵营里的“混沌”力量。⑿这使情况更糟。要达到鲁迅设想的高度只能是乌托邦,那么只能不断流变、扭曲,演变的结果是思想革命不断庸俗化,最后等同于政治家手中随意挥舞的工具。一群阿Q制造出另一群阿Q,或者说打破了一个制造阿Q的制度,以创造另一个制造阿Q的制度。二十世纪下半叶,充当改造者、启蒙者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变成被改造的对像。粗一看是绝妙的反讽,其实却是思想革命深化的应有之意。因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最大的公理所在、推理起点,为了国家、社稷、种族应该、必须放弃个人的自由、独立、尊严,接受改造。再接着,成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问题则成了公理导出的定理所在、同样是推理的起点。要成为某种样式的国家、社会必然导致不同的要求,树立新的规则。于是,当建设强大祖国需要你承认知识有罪、大粪有香味,要你放弃自由思想的乐趣、接受二加二等于五的事实的时候,知识分子将有什么理由、资源来拒绝?他的道德立场是否本来就建筑在一片废墟之上?他的精神底线是否本来就空无所有?因为所有的陷井都是自造而自在的。由此,由谁来改造,以什么方式进行改造,改造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确定已达到目标?由谁来断定?改造可以量化吗?到哪里为止?结果会是什么?又一次有了寻问必要。现在的标准显然变了,毛泽东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我们知识分子……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彻底的、有着强烈实用工具理性的启蒙就这样把满怀建设现代化国家激情的知识分子抛入现实的旋涡和历史的轮回之中,不可自拔,无可救药。

鲁迅是去中心的,他站在边缘地带,反抗一切专制和暴政,这是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他这种与现实政治绝决、不妥协的姿态隐含着一种立场,这种哲学立场预设了一个前提:人类图景在时空的起点是完美无缺的,因为人类道德败坏、权力的腐蚀,于是变质腐化;或者相信有那么个辉煌的终点,倾向于把整幢房子推倒了重建。朱学勤先生认为:历史的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和负值增长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前者维护既成文明结构,只同意添砖加瓦,不同意根本改造,并坚信随着文明的正值增长,文明内部即使有一开始盲目进入而引进的弊端也会随着后补改进而逐渐消失。后者则怀疑已然状态第一层基面出于非理性的盲目,文明一起步即意味着这些盲目因素进入历史化扩大化的进程。⒁鲁迅在《阿Q正传》里把阿Q推上断头台,用自己的笔亲手处决了阿Q。激情喷涌的批判也使他和任何可能的改革拉开距离,这种道德立场显然是有危险的,二十世纪的历史证实这一点。时光下溯四十年,1961年,周扬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谈到:“社会主义新人”不应该是头脑简单、感情简单、趣味简单的人,他举了一个例子,北京师范学院有个女生,一切都讲原则,按原则办事,除了《红旗》、《人民日报》、《毛选》外,其他课外书都不看,家里送来东西,她分给大家吃,以为会像《上甘岭》那样互相谦让,结果是大家争着吃,使她大失所望。他父亲对弟弟的身体很关心,她批评父亲:你给小孩什么影响?⒂这位女生热衷于改造自己思想、是个改造好了的人物,肯定把改造别人思想作为自已义不容辞责任和义务的人。然而这样的改造不仅是“异化”,更是“物化”。全部由这类改造好的人组成的社会除了不是天堂,其他什么都是可能的。文革中,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思想的革命中造就的那些把老师打死的人;为划清阶级界线和父母断绝关系的人;为表现自己的思想能改造好而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自己胸口的肉上的人;都是观念的战争进行非常彻底的人。当然,鲁迅的本意不是这样的,他“立人”的指导方针应该如陈独秀提出的六条纲领:他们是自主的、进步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是有人格尊严、思想独立、有自由的精神的人。但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特殊语境中,鲁迅的命运只能是遭到扭曲、阉割;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主观上竭力帮忙,客观上充当帮凶。

同样,因为游戏规则的缺失、理论和现实的错位和对彼岸召唤的误判,使铺天盖地的思想革命在改造方式、对像上呈现出游离性和模糊性。在谁改造,改造谁身份的界定了产生混乱。阿Q作为被压迫受折磨的大众的一分子,他属于被解救的对像,属于众数。少数是权贵,在此之前对阿Q们进行了思想改造,威逼利诱使阿Q们接受他们的哲学,维持他们的法统。在这点上,启蒙运动的努力和以往权力所做的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两套话语系统的争夺战,启蒙运动只是用另一套话语去重新组织、塑造阿Q的思想和行动,取代前套理论给予世界新的解释、铺排和制造,从而维持新的法统。大多数人认为两者有质的差别,因为启蒙的话语系统更先进,更合理。这种理论有很大蛊惑力,它同时占据着道德和时间的制高点。然而阿Q们只有唯一选项,除了在“五四”前后有段时间他们可以自由倾听外,大部分时间和空间内,他们是被输入、强制接受的,被外在塞给而不是内在挣取,被预设答案而不是自由选择。被预先认为在他们头顶上方几英尺的地方有个更高存在可以随时取缔他们思考的权力,究其实质,这只是种伪启蒙!或者根本上说一种奴役,和以往的奴役一样恶劣和残暴,同样也会很快滑向新的暴政和专制。此外,众数和少数是相对的概念,他们可以很快完成转化。众数可以很快变成少数,变为权贵,成为压迫者。少数可以很快变成众数,由压迫者变为被压迫者。而且,现在的众数,也就是阿Q们身上的血腥气一点也并不比压迫者少,这一点在近来的研究中已日益为学者们所发见。可以在《阿Q正传》中抄录一段: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他毒毒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⒃人对人像狼对狼一样。如果制度前提不变,社会组织大框架不变,经改造的阿Q们可以立即变成假洋鬼子,拿起武器对先前的假洋鬼子进行暴政、宰制,随意剥夺他们的生命,演变为比个人独裁还要可怕的“多数暴虐”。这样的改造,是嗜血的。

对国民劣根性施以批判、改造的另一个弊端是给专制者以专制的口实。八十年代末期,学者谢泳读了《人间鲁迅》之后发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被专制利用?⒄对问题不同辨驳引发激烈争论。谢泳给出的答案是在鲁迅本身,鲁迅的话之所以可以被某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因为鲁迅的许多话可以别有所解的。我们说给以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改造给专制者以专制的口实,不是说鲁迅是第一个揭露国民劣根性的人,事实上,梁启超“新民说”在更早时间里风靡一时,而青年毛泽东在他致朋友的信中也是激情四溢:“从哲学伦理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改变全国的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⒅也不是说除鲁迅外没有人从事这项工作,更不是说没有鲁迅的深刻揭露就不会产生专制。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在一个以反专制为诉求的时代里,鲁迅因为其在文学上的地位,《阿Q正传》的巨大影响成倍的扩大了这一效应。他告诉我们思想革命的必然性。在中国积贫积弱却又渴求现代化的独一无二困境中,在和读者的长久交往中,他及其启蒙阵营战友一致的努力成功使读者和他订立契约:国民劣根性必须加以揭露、批判、改造。这一观点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成为基本共识和现实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探讨的立足点出发点,阻击了当时国内弱小的民主制度的铺排,以道德或以良知的名义代替了技术问题的讨论。倒因为果,明明是国家至上的理念取缔了自由、平等、人权等个人基本权利,把民众逼入愚昧、无知的境地,却把民众的愚昧、无知当成是国家破败、社稷倾覆的根源,把人的道德意志作为物质落后的替罪羊。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他认为“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 ⒆他的训政也就含有思想改造、控制的意图。胡适认为中国人民是无知无能的一群,所以应当有“幼稚园式的政府”。1933年前后,中国各式报纸大量介绍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蒋廷黻、傅斯年、钱瑞升、丁文江等一帮有着游学西洋经历,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笃信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认为民主宪政不可行。丁文江连续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取而代之,还进一步指出,“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的专制转为比较的新式独裁。”⒇鲁迅提出批判、改造国民劣根性的理论至少给他们以事实上的理论支撑和同情。偏差的产生源于可怕的误解:政治不是在地上创造一个玫瑰色的乌托邦,它只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奕,讨价还价,相互妥协,达到各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游戏。在阿Q生存的国度,他们却设置了一个高于众人利益的抽象体,这个虚拟体利益直接以对活生生民众的整肃为基石。“旅客的存在是为了船”。因为你们弱小,无知无识,所以政府必须给你们所有问题的答案,替你们思考,拥有改造你们思想的权利。事实上,革命不是叫人死,而是叫人生的。如果能引入政治博奕的游戏规则,完成民主政治制度的铺垫。不仅接过国外革命者手中的大砍刀,也继承他们手中细致的针线活,设立一个和谐社会的框架。于此基础上,把一切纳入理性轨道,以物质的昌盛、资迅的富足让阿Q有所取舍,形成决断;以价值的兼容并蓄和“多神”的自主选择来解放阿Q锁闭的魂灵。在哈耶克的描述中,人类需要自由的依据不是“天赋人权”,而在于其“无知”。“自由秩序原理”的实质就是:因为我们无知,所以需要自由。(21) “自由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为不可全知、不可预见的事务留下了空间,为我们实现自己的目的提供机会。没有自由,便没有选择。全知的假定之所以剥夺自由是因为它没有为可错性留下空间,它要求人们始终走少数人所发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那些追求真正自由的人才把自己归入无知者的行列,而有些自俸智者却强制世人放弃自由,追随他们所发现的“终极真理”。” (22)以此作为基准点来考量,阿Q们的无知非但不能成为压制、改造他们思想的理由,反而是让他们自由取舍、自我决断的根源,而基于他们无知基础上的启蒙也只是诚意的反动。也许两种不同理念的分野,可以成为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艰难跋涉、踉跄前行悲怆背影的诠释。

综上所述,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提出和批判是极具天才洞见的,在一个和谐和正义的社会里,这样的批判是多元声音的完整和对社会肌体的补救,有无与伦比的价值。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独一无二的语境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改造,思想革命的提出却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导致无穷无尽的灾难。现实环境的制约、传统文化的撞击、当下和未来的拉锯,使启蒙运动先天不足,带着浓厚功利色彩,从诞生时刻起就自我分裂、否定。跛足却要迅跑,结局只能是从云端跌入尘埃。而依附、寄生于其上的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改造就成为政治宣传、洗脑的代名词,成为杀戮、残酷运动的前奏和后续,成为以解放的名义进行新一轮的奴役的托词。在当时的语境下,尽管阿Q思想偏狭、丑陋、无知直至无耻,生活麻木、守旧、可怜直至可憎,但这种罪恶和以崇高的名义对庸碌生活改造所释放的罪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革命应该设立一条红线,不能逾越,那就是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魂。这里风能进,雨能进,上帝能进,但国王不能进,更不容许以比它更高的名义加以干涉、施以改造。正所谓“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如果真有内心的风暴,那也不能是外加的,强制的,必须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

注释:

⑴ 《鲁迅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1996年,自序,第2-3页

⑵ 《鲁迅全集》第四卷,513页

⑶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31页

⑷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九十四、九十五期

⑸ 转引自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第295页

⑹ 《鲁迅全集》,第一卷,《灯下漫笔》,第211页

⑺ 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500页

⑻ 《鲁迅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⑼ 胡伊强:《打破铁屋子的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

⑽ 陈濑渝主编:《谁挑战鲁迅》,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7页

⑾ 《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90页

⑿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新民学会资料》

⒀ 《毛泽东选集》,第808页

⒁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书店,1994年,第276页

⒂ 《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⒃ 《鲁迅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⒄ 原载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岭南文化时报》

⒅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新民学会资料》

⒆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主主义第二讲》

⒇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再论民治与独裁》,载《独立评论》第133、137号,1934年12月、1935年1月

(21)[英] 弗里德上希••冯•哈耶克著,邓正莱译:《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

(22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代序,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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