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最希望看到一个绿色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7 次 更新时间:2010-10-29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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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  

见到梁从诫时,是中午12点。他的办公室和外面的集体工作间以一扇门隔开。因为是中午,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抱着饭盒进来,打开他屋子里的微波炉热午餐;一个男孩子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拿走挂在衣服架子上的外套。

  “你们呀,又把什么东西搬到我这里啦!”梁先生无限慈爱地笑着,转过头对我说:“我这里就是个杂物室。”

  这些面容稚气的年轻人,和梁从诫一起身体力行、真心实意地推行环保。梁从诫对他们很溺爱。

  他们告诉我:梁从诫平时生活非常节俭,每天骑自行车东奔西走,收集洗过衣服的水冲马桶,出去吃饭总是自带筷子,再热也不用空调。

  梁从诫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名片,背面是一个生产配料表。他说:“印刷厂的师傅和我们合作得特别好,每次都用这些废纸给我们印名片。”很难相信,作为名人之后的他,却过着这样的生活。

  从祖父梁启超到梁从诫,家族三代,所选择的都是曲折的道路,梁启超所主张的改良主义自不必说,父亲梁思成和母亲林徽因,这两位把一生奉献给中国传统建筑的建筑学家,却在1957年遭到沉痛打击,曾在解放前舍命保护过的古城墙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被全部拆除。

  和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一样,梁从诫的理想也让他面对着艰难和孤独的人生道路。他最希望的是:看到一个绿色中国。

  2005年12月,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获得我国首个环保人物大奖“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和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一样,梁从诫的理想也让他面对着艰难和孤独的人生道路。

  [事业] 本来是个历史学家

  学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季羡林对于梁从诫投身环保表示钦佩。

  上个世纪50年代,梁从诫从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在大学里讲授历史,在研究所里主攻国际关系,而后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他本来是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学界泰斗、一代宗师、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对于梁从诫投身环保表示钦佩。

  梁从诫还在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时候,收到一篇读者来稿,揭露乡镇企业的生产以巨大污染为代价,梁从诫由此注意到环保问题,很快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时并没有找到可以出力的“入口”。

  在“自然之友”成立五周年时出版的文集《为无告的大自然》中,记录了一次聚会,在那次聚会上,健谈的好友谈到国外民间组织在环保问题上起着督促政府、动员群众的作用,给予了梁从诫数年思考的一个出路。

  那天是199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在北京郊外一座荒废的古塔下面,一群深怀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自发探讨面对中国环境的现状,普通公民应该负怎样的责任。

  这些人中没有专业的环境学专家,他们是教师、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和学生,这次会议没有名称,地点随意,但它却标志着普通公民对于环境保护终于有了自觉的参与意识,并开始行动,这在经济急剧发展,乡镇企业遍布全国,污染大规模扩散,生态环境大范围被破坏的中国来说,是不能再迟的醒悟了。

  1994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梁从诫给它起了一个鲜亮的别称“自然之友”,这个别称更加明了地揭示了爱护环境、善待自然的观念。当民政部的大章盖下,梁从诫紧绷着的疲惫的心在瞬间的放松之后,更加沉重:真心实意、身体力行、不唱绿色高调,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这条注定艰辛而孤独的路,该怎么走过。

  果然,很多现实问题接踵而来,首先是梁从诫自己。“我当时从出版社辞职,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公费医疗,什么都没有了,在‘自然之友’的很长时间,没有任何报酬。”最初的几年,一直都是老伴用退休金支持着两人的生活。不过,与急迫地进行环保推广的心愿相比,这些都只能忽略不计。他重视每一次讲演会、夏令营、出书,因为每一次呼吁,每一次宣传,都会在人们的心里留下回音;他重视自己和会员们的行为举止,哪怕是再小的举动,因为环保不能说说而已,身体力行,从小事做起,才能带动更多的人。总有一天,这些回音和带动将引起广泛的社会认同,他相信。

  在昆仑山

  [森林]自然之友”的第一次成功

  面临灭顶之灾的猴子劫后重生,成为“自然之友”的吉祥物。

  刚刚成立的“自然之友”,没有靠山、没有资金,有的只是会员们的满腔热情和责任感,面对想做的事业,困难和决心一样多;也正是因为没有利益可取,奉献是会员们唯一的心愿,合作和坚持也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保住滇金丝猴的栖息地,是他们取得的第一次成功。在我国横断山区的云岭山脉中,分布着全球仅有的1000多只滇金丝猴,它们是世界级珍稀濒危动物。可是,在1995年,云南省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决定砍伐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的原始森林。

  “林子没有了,猴子也就没有了”,梁从诫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起草了保护滇西北原始林的呼吁书,送达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多位部级领导,并发动媒体进行报道。

  千钧一发之际,国务院的指示把林子从无知的斧头底下救出,面临灭顶之灾的猴子劫后重生,成为“自然之友”的吉祥物。1998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桂林,梁从诫应邀参与总统与民间人士关于环境问题的圆桌讨论会,送上了金丝猴母子的照片作为礼物,他告诉总统:“在灵长类动物中,金丝猴是除人类之外唯一的红嘴唇动物,现在的数量还不足1200只。”克林顿风趣地感叹:“它是我的表亲!”

  [环保]风险总是有的

  “环保行动不是轻柔的田园诗,风险总是有的。为绿色活动付点代价,我无怨无悔。”

  1998年夏天,阿尔金山告急!这片人迹罕至的地方已经成为偷猎者的屠宰场,89只母藏羚羊被杀,每一只都是产过崽或者刚刚产下幼崽的母羊。那些母羊的皮被剥去,眼睛被剟去,尸体还在滴血,刚生出来的小藏羚羊没有吃的,饿死在母亲的尸体旁。

  这时候的可可西里,情况好一些,因为“野牦牛队”对于捕猎者的有力打击,这里得到了短暂的安宁。

  面对这样的情况,梁从诫痛心极了:“在国际市场上,藏羚羊绒制品十分走俏。”在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前夕,梁从诫写信给他:我请求您,运用您个人在国内和在欧洲同伴中的影响,使公众更好地了解藏羚羊悲惨的处境,和我们一道,来防止这种珍稀动物因“致命”的时尚而被灭绝。10月7日,首相会见了梁从诫,他表示一定会把他的要求转告联合国和欧盟的环境主管部门,尽力终止这种非法贸易。

  随后,梁从诫起草了一份藏羚羊问题的考察报告,次年2月1日递交给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不久,国家林业局决定在青海、西藏、新疆进行反盗猎的“可可西里一号”行动。5月,梁从诫前往海拔4700多米的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亲手点燃了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近400张藏羚羊皮。熊熊烈火燃尽可耻的罪恶,示明了反盗猎的决心。在返程途中,梁从诫遭遇车祸,右肩脱臼、胸部挫伤,也算是万幸了,有人为他担心、有人为他后怕,有人劝他多考虑自己的年纪和身体,但他自己却对这些“小伤”不以为然:“环保行动不是轻柔的田园诗,风险总是有的。为绿色活动付点代价,我无怨无悔。”

  除了身体上可能遭受伤害,各方面的阻力也会频频袭来,这些对于梁从诫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不管在外面遇到了多少困难,一回到‘自然之友’这个家,我就又看到了希望。”他说。

  [提案]“有一个一定要提”

  “不再担任政协委员之后,应该保留通过政协反映社情民意的权利,这不仅是权利,更是责任。”

  北京解放前,梁从诫的父亲和母亲连夜在地图上标出北京的各处文物保护点,使它们避免了战火的重挫;1953年,他的母亲被肺病拖垮了身子,站都站不直,看到北京市大规模拆毁老城墙,直冲到市委书记面前,据理力争;现在的他,每当有了保护文物、保护四合院、保护胡同的活动,他都参与,每一次可以呼吁的时机,他都不放过,“挽救四合院,一定要明确产权”这样的话,在各种场合,他不知说了多少遍。

  可是,他说自己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功。“西单胡同、孟端胡同,多少漂亮的院子都拆了。”眼睁睁地看着老北京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渐渐走远,看着父亲母亲拼着命保下的文物不被珍惜,除了他自己,谁还能体会到那无以复加的伤感。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北京市民,作为梁思成、林徽因的后代,我有义务去保护北京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他坚定地说。

  政协也是梁从诫推行环保的一个通道,他坦率地说:“很多问题都是通过政协提案才得以反映上去。从1989年‘插班’进入全国政协到现在,呼吁得挺多,做成的不多。”

  2005年3月,首钢搬迁,落户曹妃甸的消息,让北京市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多年的难题终于有了确定的指望。

  其实,早在199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梁从诫就提出过建议首钢部分迁出北京的提案。“地点和现在确定的一模一样,就在曹妃甸,如果早一点决定搬迁,这几年首都的环境质量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糕。”

  73岁的梁从诫身体已经不比从前,对于政协的工作,他也有所考虑:“年纪大了,如果下一届不能再当政协委员,在这一届临近终了的时候,我有一个提案一定要提。”他说,“当不再担任政协委员之后,应该保留其通过政协反映社情民意的权利,这不仅是权利,更是一种责任。”

  因为出生在那样的家庭,在梁从诫的身上,有着比普通人更多的理想化和责任感。他说:“当年,我们一家在四川逃难,当地没水没电、缺吃少穿,但是我的父母还是孜孜不倦地撰写学术著作,乐此不疲。”不光是他的父母,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如此,这对他的教育很深刻,他说:“如果去追求豪华生活,就背弃了童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我做不到。”

  “谁都不是救世主,但是每一个人先管住自己的手、嘴、心,就还有希望。”梁从诫说。国际闻名的环保活动家、黑猩猩行为研究专家珍妮·古道尔是梁从诫的好朋友,她也非常看重个体在环保事业中的作用:“每一个人能做的很少,但是大家联合起来,就能改变世界。”

  梁从诫的环保感言

  如果说我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也就是一点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正是出于责任感,我投身环保。

  亿万人的警觉,会形成宏伟的力量,而亿万人的无知和漫不经心,也会给地球带来沉重的负担,乃至巨大的灾难。

  衡量一个人的环境意识高低,不在于他知道多少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而在于他为保护环境做了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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