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马克思主义应着重学习经典作家所阐发的基本原理，不应拘泥于个别字句和某些具体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的，但就是这些基本原理，也还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1]下面我们以战后美国社会阶级斗争为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原理，确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必要。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基本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由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的。
在19世纪(主要是40年代至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一些著作中，描绘了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当时，“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2]，工人“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的生产费用愈少，工资也就愈降低，因为工资像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决定的”。“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结果就是：他工作得愈多，他所得的工资就愈少”[3]，因为他工作愈多就使工人间竞争愈烈。
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地位“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4]。“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惨和难以忍受。”[5]而且，这种状况，“无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6]越来越多的人，“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这些人需得自己找出路;国家不管他们，甚至把他们一脚踢开。”
至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则为了尽量榨取剩余价值，一般只习惯于原始的工业专制主义——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加强劳动强度，进行血腥镇压，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
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述不同处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7]。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就会联合起来组成同盟(工会)。“随着资本家为了压迫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8]这样，工人的同盟就逐渐“具有政治性质”[9]，而工人阶级的政党“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10]，从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为了生存，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工人阶级为了自身解放，“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11]。
因此，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2]恩格斯在1847年末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这种剥夺者被剥夺的革命，亦即“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13]
1871年的巴黎公社虽然证实了马克思的上述预言，但它不久就失败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上述预言并未真正实现。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进入了腐朽、垂死的阶段，1917年的十月革命，才真正证实了马克思的上述预言，但它不是出现在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生产力较高的英国，而是出现在工业、财富、生产力较落后的俄国。
1916年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指出：“在西欧和美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使群众的处境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日趋恶化。”[14]到1919年，列宁又说：“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已开始崩溃。”[15]1927年，斯大林在几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稳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谓资产阶级制度不可动摇的奇谈也一同过去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16]
根据上面列举的一些经典作家的论断，战后爬上帝国主义霸主宝座，工业财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美国，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是应当非常激烈的，是应该早就发生“剥夺者被剥夺”的革命的。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让我们先看看工人运动的情况吧。从工会来说，1947—1977年，美国工人数虽从6000万人增到9000万人，但在此期间，工会会员却从占美国就业工人总数的35%，下降到22%，到1981年，又降到20%。从1980—1982年，劳动队伍增加5%，而工会会员则减少260万人。不仅如此，工会运动在它一度十分强大的生产领域也日趋衰弱。如美国矿工联合会是传统上最强大工会之一，1947年，它的会员的采煤量，占全国采煤量的70%，但到1981年，却只占40%。建筑工会的情况也类似。
除了会员数的减少外，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反共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它不但削弱了工会的组织力量，还被产联中的右派所利用，在1949年破坏了30年代以来领导产联的左派和中派的联盟，并于1949—1950年开除了所属的11个进步工会。1955年，产联和一向反共的劳联合并，成为美国最大的保守工会——劳联—产联。自此以后，美国工会运动中一支强大的力量(1980年劳联—产联会员约占美国工会会员总数的70%)，便不但丝毫不代表无产阶级起“资产阶级掘墓人”的作用，反而成为巩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像一只幸福而被保护的羔羊，最后在企业雄狮身旁躺下”[17]。1979年，劳联—产联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全面谅解”的协议，用文字形式确定政府、劳、资三方之间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限制工资方面的合作。美国老左派历史学家菲利普·方纳1981、1983两次来我国讲学时，都提到目前美国工会运动已脱离了任何有战斗性的、进步的思想。至于不满劳联—产联上层领导的基层工会和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虽有各种各样零星的组织活动和斗争，但未形成全国性运动，声势不大，不足以震撼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去年“5·1”前夕，《人民日报》发表周通的文章“一年来的国际工人运动”指出：1984年“工人运动处于一种严峻的境地。美国，罢工损失的劳动日是近40年来最低的……西方国家工人的组织程度普遍下降，以致工会力量相应削弱”。
再看看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1876年7月4日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宣布解散后不几天成立的美国工人党(世界上第二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二年改为社会劳工党。这个党目前大约还剩下200个不从事活动的党员。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较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1901年由社会劳工党分离出来的社会党，到1956年后蜕化成为一个教育性质的团体。1972年与社会民主联盟合并，改称美国社会民主党，逐渐成为民主党的附庸。美国共产党战后在“冷战”和麦卡锡主义时期受到空前严重的镇压，元气大伤。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事件，更使它受到致命的打击，成为一个很小的没有什么影响的组织。虽然少数人离开美共组成新党，比如60年代成立的进步劳工党，但大都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解体了。美共衰落后，60年代美国出现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左派运动，包括民权运动、要求更多民主和参加管理学校的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越战运动等。这个运动虽不遵循马列主义，但是一种激进的运动。到70年代中，新左派运动也开始衰落，目前只在艺术和学术活动的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影响。由此可见，目前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处于低潮期。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如此高度发展的战后美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日益尖锐、即将发生“剥夺者被剥夺”的革命呢?这是因为战后美国社会已由马、恩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列宁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原理，我们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不能说明战后美国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为何陷入低潮。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形尖锐，经济危机更加频繁而严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加激烈。到1929—1933年那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濒于崩溃的边缘。当时，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代表的一批较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认识到：为了挽救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避免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仅仅像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那样依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整是不行的;国家必须直接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生活，适当限制垄断资本，改善中小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适当缓和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18]。罗斯福的这种推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建立“福利国家”的政策，在冷战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一直为美国历届政府所继续，而且有所发展。这一切，使战后美国社会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较显著的变化。
从无产阶级来说，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转入高潮，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文化、技术水平的要求大大提高，国家作为总资本家参与劳动力的再生产，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的结构逐渐发生变化。首先是白领工人占了大多数。从1900—1980年间，美国白领工人从占就业人数的26%上升到63%[19]。1970—1980年间，美国总劳动力增加18%，但经理与管理人员增加58%，卫生人员增加118%，公务人员增加76%，银行人员和系统分析人员都增加83%，计算机操作人员增加346%，律师增加100%[20]。这样，目前美国工人的大多数，就不像马、恩时代的工人那样，只跟着机器从事单调、枯燥、不需技术而又自己不能作主的劳动。[21]
其次，由于战后美国经济持续繁荣近30年，美国工人阶级和工会利用“福利国家”这条道路，通过斗争，使自己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有个美国历史学家说：“19455—1970年间，工厂工人实际周工资增长50%，而这还不包括愈来愈有吸引力的小额优惠。……实际财富的增长，使美国社会结构更像一个菱形，而不像一个金字塔;中产阶级有了巨大的膨胀。”[22]我国经济学工作者根据美国官方材料计算：“美国生产劳动者所得到的实际收入，从1948—1977年增长了97.7%，而在这种实际收入中，社会福利金和资本主义企业福利金所占比重，也从1948年的9.4%上升到1977年的30.7%。”[23]“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全美国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的不过30万人。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收入在1.5万至3万美元之间。另有11.8%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24]“在美国，大富翁是极少的，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也不是最多，大多数是算作所谓中产阶级，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76%。”[25]由此可见，战后美国社会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是少数人，不像马、恩时代西欧社会“极大多数成员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
美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虽然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但其绝对数量也可观。1984年美国生活在贫穷线以上的人占总人口的84.8%，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15.2%，其绝对数为3530万。[26]不过，和马、恩时代不同的是，战后美国社会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作为总资本家，从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对这些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并不是“不管他们，甚至把他们一脚踢开”，而是通过各种社会福利计划如社会保险计划、失业救济计划、老年津贴计划等等，使他们的最低生活得到保障。据1983年8月29日美国《霍比斯》杂志所载“美国的贫穷真相”一文计算，60年代以来美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并不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的当时“德、法工人所挣的钱只能买些面包和大豆，勉强糊口”[27]，而是有2/3可以作糊口以外之用。而且，在调查和计算家庭收入时，只计算现金收入和现金转户付款，不计算非现金收入如食品券、医疗补助和房屋津贴等，也不包括从资产方面如房子所得收入以及可能从储蓄方面提取的款项。如将那些非现金收入按市价计入，那么，当年贫穷线以下的11%的穷人，便会将为6.5%。当然，也有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由于信息不灵，或者害怕手续繁琐而苛刻，或者认为不光彩，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受到政府补助或救济，但那是极少数。
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其具体生活水平究竟如何呢?我1984年11—12月间访问美国时，曾专门就此问题同美国这方面著名专家、从事过社会救济工作的美籍华裔女士、亲自到过贫民窟的中国在美国的访问学者，以及一些普通美国人和中国留学生交换过意见。
那位从事过社会救济工作的美籍华裔女士告诉我：“你研究美国的贫穷问题，要对美国当前的贫穷概念和中国旧社会及印度的贫穷概念加以区别。”她这句话，正好和美国两位经济学家的看法一致。这两位经济学家说：“美国的穷人大多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美国的贫穷问题基本上属于另外一种范畴。按照新的概念，所谓‘贫穷’，不在于缺衣少食和居住条件很差，而在于同社会上其他人比较起来，地位不平等，受到歧视，缺少工作机会，没有选择余地……。”[28]所以在美国，人们只要满足于过温饱而有计划的生活，活下去一般是不成问题的。1984年美国《社会》杂志第21卷第2期上题为“美国工业与职业道德”一文中说：“虽然失业仍然令人胆寒，但由于创立了所谓‘安全网’，失业在经济方面造成的最坏后果已大为缓和。由于有了失业补贴、食品券和其他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就意味着失业的可能性并不像以前那样可怕;双职工家庭的增多，也意味着‘安全网’更可靠。”
也许有人会问：美国不是有无家可归的人和流浪儿童吗?有露宿街角的“提袋女士”吗?有小偷和抢劫者吗?是的。但比起两亿多人口来，这些人是极少数，一般只出现在大城市里。而且，流浪儿童多半是家庭解体造成的，并非由于贫穷;“提袋女士”不少是精神失调者;造成小偷和抢劫者的，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不一定是活不下去。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公平，美国的阴暗面还有很多，并不止上列数种。美国社会制度，也远不及我国社会制度优越。我们这里只是想说明：美国社会虽有穷人，但已不像当年《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描述的那样：工人找不到工作就不能生存;即使有工作，因为工资日益下降，也难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一般而言，战后以来美国工人阶级的问题，不是单纯“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问题，而是“要求生活得更好”的问题。
从资产阶级来看，由于工人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日益提高，由于“新政”时期通过的劳工立法的影响，工会力量较以往相对强大，通过集体谈判和斗争，使得战后美国资本家尽量少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那种“公开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方法，并且作出了较多的让步。如查尔斯·克雷弗所说：“利用经济威胁的手段已由高度复杂的方法所取代。他们一方面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一方面又微妙地迎合工人的自我意识，把两者结合起来……”[29]20世纪初年的那种血汗工厂基本上消灭了，资本家御用工会——公司工会——也基本上绝迹了。紧接战后大罢工期间，从40年代末起，资方在集体谈判合同中作出了更显著的让步。比如1948年，通用汽车公司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之间签订的合同，就有两项很重要的新内容：一是调整条款，它规定按照基于物价指数的进级表，每3个月调整一次工资率;二是年度增进条款，它要求每年增加工资2%—2.5%，以便工人分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利益。此后，资方还在补充失业津贴、工资照付的假日、超额雇员(即对因技术改进需要解雇的工人付给工资)、实行多工会的或联合的集体谈判方面作出了让步。
70年代以来，由于“滞胀”型危机的影响，美国的资本家更大力推进早已有之的所谓“劳资伙伴关系”计划[30]。(1)他们千方百计地诱使工人投资，使之成为企业股东，以共同负担经济衰退造成的恶果。福特汽车公司将1/3左右的股份卖给了工人，东方航空公司股份的1/4已为工人所有，艾奥瓦州的拉斯肉类加工包装公司只是利用工人投资，才幸免于破产。目前，美国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推广工人占有股份计划。(2)他们在劳资谈判中采取与工人分享利润的办法，美国政府在税收上对分享利润的工人也给予特别优待。如通用汽车公司同意在利润超过10%时，将其中的10%分给工人。(3)1979年以来，濒于破产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获得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连续让步之后，聘请该工会主席当了公司董事，使工会头头进了大企业的决策机构。80年代初，其他工业部门也出现类似情况。例如，泛美航空公司因大量亏损，要求该公司4个工会同意削减工资10%，作为交换条件，由这4个工会推举一个代表参加该公司董事会，以增进劳资合作。(4)近年来，美国企业界十分重视对“劳动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强调使用“民主”与“科学”的方法，实行工人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生活上向工人提供更加优厚的福利待遇，在感情上更好地笼络工人。1983年，伯利恒钢铁公司等100多家大企业、约700个工厂正在推广这个办法，有的扩大工人在车间一级的发言权，有的美化厂房和工作环境，有的增设工人娱乐中心，有的延长工人工资照付假期，有的设立“帮助职工委员会”为职工排忧解难[31]。
战后美国资产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这种新倾向，一方面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压力和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另一方面也有其物质基础。战后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再加上垄断资本通过高物价将对工人让步引起的生产成本的增加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使得垄断资本有可能一方面提高工人待遇，一方面又提高剩余价值率。比如，从1948—1977年，劳动者实际收入虽然增加97.7%，但在同一时期，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却从29.7%，降到26.6%，而剩余价值率则从236.7%，上升到280.9%[32]。这就说明，此种对待工人阶级的新倾向，对垄断资产阶级仍是有利可图的。新的形势教训了现代资本家，使他们比马、恩时代的资本家高明得多，乖巧得多。
由上所述，足见战后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比起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来，是颇不相同的。这两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虽然都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但剥削和压迫的程度、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前面提到的战后美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固然原因很多，比如战后美国经济体制的国际化、国外的竞争、不少工厂向南部和西部迁移、基础工人减少而服务行业工人增加、白领工人和女工增加、受雇的非法移民增多，等等。但是我们认为，主要的基本的原因，乃是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亦即“福利国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引起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两者关系的变化。如果资产阶级在强大压力面前不得不提高工人待遇，而提高工人待遇后还能赚钱;如果工人阶级在找不到工作时还能生存，而且只用1/3的收入来糊口，家里还有电视机、电冰箱甚至旧汽车，那么这两个阶级虽然仍然贫富悬殊，虽然对立，虽有斗争，但其对立和斗争，就不大可能像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那样严酷，那样的“你死我活”。比如，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工人罢工斗争曾有所发展。仅1979年，就发生罢工4800余起，参加者达170万人;1981年9月19日，还有劳联—产联领导在华盛顿举行“团结日”大示威，要求把无组织工人组织起来，参加反对里根政策的示威。但是，这些斗争的目的，一般只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些”，并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另外，一个时期以来，在美国有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书店里辟有专门陈列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杂志的部门，《资本论》还出版了普及本。有人估计，1980年时，美国大学里约有1万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师。但是，不少人认为这只是“课堂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谈谈而已，顶多也只像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所说，是“为将来向美国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奠定学术上的基础”。
美国新左派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把他1980年出版的《美国人民史》最后一章称为“即将到来的近卫军的起义”。他说中产阶级一向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近卫军;只有占美国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起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在革命进程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发动起来发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33]从目前情况看，虽然作为“福利国家”美国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只要“福利国家”能维持下去，美国就不容易出现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高潮。
当然，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长治久安的制度，它终究是要灭亡的。7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无法对付“滞胀”危机，就是一种信息。但是，这似乎不是短期内的事。因为如前所说，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美国的穷人已不是美国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无产阶级也不完全是机器的附属物，只从事单调的枯燥的劳动，而且有的人升入了中产阶级。在他们失业和贫困时，政府并不“把他们一脚踢开”，而是通过社会保险和救济保障他们的起码生活水准(有2/3的收入作为食物以外的消费)。资产阶级一般也少用原始工业专制主义剥削和压迫工人，而是实行所谓“福利资本主义”。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于不是争取“活下去”而是争取“生活得更好”，就不大可能像马、恩时代那样“你死我活”，一般也不具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发展马、恩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不加鉴别地照搬他们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论断，那就不可能令人信服地说明战后美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状况。
根据战后美国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我们仍然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建立;但似乎不好笼统地说：资本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将愈快;我们只能说：在自由资本主义甚至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尖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愈迅速，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法西斯式的除外)阶段，由于国家作为总资本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随着它的发展，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从而延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注释：
[1] 《红旗》杂志1985年第3期编辑部文章“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
[2][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8、263、218页。
[3] 上两段引文俱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7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0页。
[8][9][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26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14]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7页。
[15]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69页。
[16]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10页。
[17] 保罗·康金：《新政》(Paul Conkin, The New Deal)，纽约：托马斯·克罗韦尔公司，1972年，第103页。
[18] 参阅刘绪贻：“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载上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2期。
[19] 查尔斯·克雷弗：“工人运动的展望”，载《未来主义者》杂志(Charles B.Crav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The Futurist)，1983年10月号。
[20][22] 弗雷德里克·西格尔：《多难的旅程——从珍珠港事变到罗纳德·里根》(Frederick Siegel, Troubled Journey: From Pearl Harbor to Ronald Reagan)，纽约：希尔与王公司，1984年，第273、107页。
[21] 安德鲁·利维森在70年代初不同意一般人认为白领工人已超过蓝领公认的看法，但认为有这种趋势;而且从他对美国工人职业的分析来看，当时美国工人大多数也不同于马、恩时代的工人。见所著《工人阶级多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章。
[23][32] 姚廷纲：“‘福利国家’剖析”，见《论当代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7页。
[24] 史捷：“初访美国”，《世界知识》，1980年第5期，第27页。
[25] 吴大琨：“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重访美国有感”，《世界知识》，1980年第13期。
[26] 何培忠：“美国人两极分化日益严重”，1985年3月3日《光明日报》。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5页。
[28] 吉尔伯特·菲特、吉姆·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18—819页。
[29] “工人运动的展望”，载美国《未来主义者》杂志1983年10月号。
[30] 以下材料大都引自无非：“美国劳资的‘伙伴关系’”，载《光明日报》，1983年4月17日。
[31] 到1985年初，美国约有2500多家大公司、企业和研究机构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