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

——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8 次 更新时间:2010-10-25 15: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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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气是理解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的一个独特概念。本文利用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等材料,对气在乡土中国的内涵进行了解析。作者认为,气在乡土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它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是融汇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其具体含义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种可以迸发的激情、再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构成了一个续谱,其中,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

  关键词:气;乡土本色;以忍御气;以气立人;任气行侠

  

  *本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弱势群体的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研究”(06JA840020)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也得到中国政法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资助。感谢沈原、周飞舟对本文提出的有益的批评。

  

  一、导论

  

  关于传统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研究,远有民国社会学家的开山,外有华人社会学家的接续,近有本土心理学的兴起,其成果不胜枚举。其中关于“面子”、“人情”与“关系”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已为国内外学界所公认(例如,胡先缙,2004:40-62;黄光国,2004;金耀基,2006:60-81;翟学伟,2005)。这一系列研究有着一个似乎不争的共识:尽力维持人际之间表面的相安无事,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然而,传统中国人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愿或不敢去撕破脸面、直面冲突吗?忍耐和掩饰矛盾真的是传统中国人之间惯常的相处之道吗?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费孝通(2006:45-48)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中国是“无讼”社会的说法固然基于对中国礼治文化的敏锐洞见,但是,这个说法尚缺乏足够的史料考证。海内外关于中国法制史的一些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说法的反面:明清以来健讼之风日盛(夫马进,1998:389-430;黄宗智,1998;邓建鹏,2006;徐忠明,2007:44-72、114-177)。又如,我们在民谚里经常能听到“和为贵”、“忍为上”、“气大不养人”的说法,然而,同样在民谚里,我们也能找到“以直报怨”、“人活一口气”那种与此似乎相反的说法。

  因此,我们关于传统中国人社会行动的思考,就不能想当然地以对息事宁人的执着为前提。中国社会不仅存在各地民风的差异,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地方、同一群人甚至同一个人,也是有的时候会努力避免冲突,另一些时候又不畏正面对抗。故而,问题就在于:传统中国人求取安宁与直面冲突的机制及分界点何在?就此,我们的分析仅仅停在中国人的面子和人情上是不够的。

  我曾在研究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集体行动时发现不少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不完全是基于利益冲突,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一种伦理的紧张或人格的冲突甚或情绪的爆发。许多积极分子说他们之所以参与行动,只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应星,2007)。我称之为“为气而斗争”的图景,以区别于西方社会常见的“为权利而斗争”的图景。另有学者发现,“为气而斗争”的图景不仅常见于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而且也常见于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今天的人们似乎气性越来越大,日常生活中也弥漫着乖戾之气(陈柏峰,2007)。这些发现把我的兴趣引向气在中国乡土传统的体现。一面是“人争闲气一场空”,另一面是“不蒸馒头争口气”——气也许正是理解传统中国人求取安宁与直面冲突的一个重要枢纽。而只有理解了传统中国人这种社会行动的微妙之处,才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人在气性上的变化。

  气在中国社会的指涉极其繁杂,我在此无法详加辨析,只能根据本文的旨趣,离析出“气”在三个层面的用法。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气既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较为抽象的本原性范畴,又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语。进一步地,在气指涉的日常生活层面,它既是一个与社会行动主体无甚直接关联的客体运势概念(比如,日常生活中会谈及的经济形势“景气”与否、一个人是否有“运气”,等等),又是一个与社会行动者的主体特征直接相联的社会行动范畴。再进一步,在气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动范畴层面,它既是一个主要由个体人格心理偏差所导出的社会行动范畴(如“喜欢斗气”、“小气”、“负酒使气”这些说法所揭示的偏执、狭隘的个体性格特征),又是一个主要由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所导出的社会行动范畴。尽管所有这些层面的区分都不是绝对的,每个层面上的因素都会相互影响,但要把气建构为一个可用于社会科学分析的对象,就必须澄清这些层面的差别。本文所研究的气,非常明确地定位在以上这三个层面的后一面向,也即对具有中国乡土社会本色、作为社会行动促动力的气的研究。

  为深入理解气的中国意蕴,还需简略地对比西方的相关概念。我们先对西方的相关概念史做一勾勒。西方最早的一个相关概念应属柏拉图的thymos(thumos),其含义有点接近后世所说的“激情”。但这种西方古典意义上的所谓“激情”,是就理性—激情—欲望的三分法而言的。Thymos是人追求尊严的内在驱动力,它表现为对欲望的克服,但它本身并不完整,应该受到理性的节制(尼科尔斯,2007:16-30)。

  Thymos的语境在现代思想中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变化以霍布斯为代表,他采用了一个新词passions来取代thymos,把柏拉图的理性—激情—欲望的三分法变成了理性—激情的二分法,并确立了激情相对于理性的优先地位(Hobbes,1991)。第二次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一方面,理性演化为利益(interest )。因为在霍布斯笔下,激情(passions)虽有奠定现代政制之功,但毕竟是一种危险的、不稳定的东西,需要加以驯服。按照赫希曼的研究,当时人们认为驯服激情的方式有三种:压抑或强制;驯化或利用;用相对无害的激情来抵消和制衡更危险和更具破坏性的激情。西方历史的发展最后选择了制衡激情的方式。于是,兼有理性与激情特点的利益以其恒常性与无害性承担了制衡激情的重任(Hirschman,1997;成伯清,2009)。另一方面,激情又演化为情感(emotions ,或译“情绪”)。因为霍布斯笔下的passions以及另一个近义词affections其实都源于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因而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理性时代所开启的世俗化过程开始不断剥离这些概念的神学色彩,而赋予其更多的哲学色彩,并最终赋予其完全的科学色彩。于是,passions和affections先是被sentiment 和moral sentiment替代,最终又出现了将所有这些相关概念包揽其中的emotions.“情感”(emotions)这个概念最初由休谟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而后经过布朗(Thomas Brown)、斯宾塞、达尔文等人的发展,最终在詹姆斯(WilliamJames)的《心理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后的确认:即对特殊刺激产生的机体变化的知觉(Dixon ,2003:20-25)。

  尽管西方思想经历了种种复杂的变化,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一条是理性与情感的分疏。无论是古典的三分法还是现代的二分法,都强调理性与激情之别、利益与情感之别。这种思路体现在社会行动分析上,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把理性行动与情感行动划分开的韦伯社会理论;更具体地,体现在社会运动理论上,就是情感动员范式与资源动员范式的交替出现(参见赵鼎新,2005)。而在中国人这里,气化身心而归于一体,理性行动与情感行动常常是以一种浑然一体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的。另一条基本线索是西方现代性思想中的原子论色彩。霍布斯最早奠定了激情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指向——自我保存。在国家层面,所谓“用野心来对抗野心”(汉密尔顿等,1980:364)的思路最后成功地落实在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在社会层面,社会行动者的激情更多体现为为个人权利和利益而斗争。而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社会具有浓厚的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的特点,这也是面子和人情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之所在。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权利”的含义与西方特别是英美传统迥然有别(Perry ,2008)。

  本文以气为研究视角,即旨在克服社会行动研究中理性与情感的对立以及权利本位的原子论色彩。在研究主题上,本文是一项没有前例的探索,不过,在分析材料上,华人本土心理学家已尝试了一些将具有中国文化味道的概念用于日常生活分析的方法。比如,李敏龙与杨国枢(1998)曾通过历代流传的谚语来理解中国人的“忍”的内涵,这直接启发了本文。因为,要借助正史来研究乡土社会的小传统是非常困难的。不少地方志虽提及民众的气,却颇多官方意识形态的偏见,充斥着诸如“负气好斗”、“尚气好争”、“戾气犷悍”的评价(徐忠明,2007:114-177)。而谚语是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或因押韵而朗朗上口,或因对仗而便于传诵,从而成为民间观念在空间上传播最广、时间上传承最长的一种形式。尽管传统文人常常参与创作,甚至官绅有时也加以改造利用,但谚语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间观念(赵世瑜,2002)。比叙事文学更能反映民间传统的传统戏曲则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另一个重要入手点。①为此,本文在分析的材料上将综合运用民间谚语和传统戏曲。本文所引的大多数谚语出自温端政主编(2004)的《中国谚语大全》。有学者估计,中国传世的谚语大约有30万条(武占坤,2000),该书收录了10多万条,当属收录汉语谚语最全的辞书了。本文所引戏曲出自王季思(1999)在明人臧晋叔所编《元曲选》等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十二卷本《全元戏曲》。必须承认,奠基在目前这些材料上的分析还是非常初步的、启发性的。要把“气”这样一个极具中国味道、却又极其含混的概念真正改造为一个中国社会学的适用概念,还需要长期、深入的,特别是以田野调查和史料分析为主的经验研究。

  

  二、以忍御气与以气立人:日常生活中的气

  

  由于气的内涵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本文先把乡土中国的现实世界划分为日常生活与抗争政治两大类,然后根据材料对气在这两类现实世界中的各类展现形态进行归纳,最后再总结出中国乡土本色的气的内涵。本节先分析日常生活中气的不同形态。

  (一)以忍御气

  从中国儒家文化的大传统来说,(血)气尽管是人的生命力的基础,且具有自尊自强、富于勇气的心理含义(如晏婴所谓“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左传。昭公十年》]),但还不是人格的至高境界,需要靠志(伦理或良知)来引导和提升。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儒家的这种大传统自然会对民间小传统产生重要影响。民间也常见各种关于“忍”的劝诫和警示,我总括为“以忍御气”。但是,以忍御气在乡土小传统的展现方式并不与儒家文化完全重合。

  1.以忍御气是修身之道

  我们首先来看看儒家文化对气产生直接影响的部分。从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到荀子的“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荀子。修身篇》),强调的都是以礼修身、惩忿窒欲及“和为贵”的思想。民间谚语对此也有相应的反映。民谚谓“人争闲气伤元气”。何谓闲气、何谓元气呢?另一句谚语说得很明白:“血气之怒不可有,礼仪之怒不可无”。也就是,凡与礼仪无关的血气之争,都是破坏个体平衡和社会和谐的闲气。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正在于“君子量大,小人气大”。

  谚语中还有另一种说法:“乖气致戾,和气致祥”。乖与和这两种状态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象。而乖戾之气又与对中国人至关重要的家运联系在一起:“家和万事兴”:“斗气不养家,养家不斗气”。如果非要因琐事而闹上衙门,就会被看成是如打虎与别祖先一般危险而叛逆:“打虎、告官、别祖先,三般事情做不得”:“告官打虎,辞别祖宗”。因此,气是需要养的。“才出于学,气出于养”。而所谓养,又与忍紧连在一起——“为人处世两件宝,和为贵忍为高”,“争气不如忍气”。忍不仅能占据主动,“让几分时也无妨,处世让一步为高”;也不仅可以心宽安居,“得理让三分,高寿享不尽”;而且还可以避祸消灾,“礼让息干戈,能忍者自安”,甚至可以“吃小亏占大便宜”,“和气生财”。

  2.以忍御气是人情之道

  下面再来看与儒家文化相关、但更具乡土本色的一个因素。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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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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