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超越传统凯恩斯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0 次 更新时间:2010-10-18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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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雷曼破产事件之后突然爆发。开始的冲击波中,不管是全球股票市场、全球贸易还是工业生产,下滑幅度比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出现“黑色星期五”崩溃后的幅度还要大。所以,在2008年9月、10月,大家忧心忡忡,认为很可能出现一场与上世纪30年代同样程度的全球大萧条。

当然,人类的智慧是不断增长的,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

产能过剩影响经济复苏

2008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了20国集团峰会,在政策上形成了一些共识,并进行了协调。首先,发生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政府出手拯救金融机构,避免金融机构垮塌;其次是20国集团的首脑同意,无论是怎样恶劣的环境,都要继续坚持自由贸易主义。

这两点非常关键。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两点,全球经济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最恶劣的状况。同时,G20各国采取了适量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息、增加可贷款的资金,并采取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这两个政策启动了各国的国内需求。

上述政策再加上存货调整的自然周期,全球经济在2009年就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2009年第二季度就开始出现复苏了。高收入国家则是在2009年第三季度,最迟在第四季度,也出现了复苏。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09年全球经济是萎缩的、下滑2.1个百分点,但在2010年,全球经济将会有3.3个百分点的正增长。这比原来预期要好。

尽管如此,全球经济复苏的根基还不牢靠。我在几个场合曾谈到,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危机的主要根源是金融领域,金融危机爆发后,问题主要根源是在实体经济部门,实体经济部门产能过剩还相当普遍和严重。对于发达国家,即使有这样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刺激以及中国快速发展所创造的外部需求,但到2010年6月,发达国家产能使用、工业生产的情形比2008年还要低12个百分点。

如果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对国内需求就会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因为,产能过剩必然代表着失业率高企,发达国家失业率在10%左右是非常普遍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就不会旺盛。

在产能过剩的同时,民间部门投资机会非常少。投资减少,消费又不旺盛,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就非常大。当经济增长下滑,金融机构的呆账、坏账就会不断出现。2009年,以美国为例,有120家银行倒闭。根据2010年初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报告,美国有702家金融机构处于危险的边缘。

只要产能过剩情况不消除,经济危机祸根就还存在。当经济增长放缓以后,一些国家的税收就会减少,然后外汇收入减少,外债就还不清。所以,像迪拜、葡萄牙或意大利等外债比较多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还可能会此起彼伏。

积极财政政策的两难

目前这种状况下,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怎么解决呢?从传统经济理论来讲,必须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政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启动需求。

但目前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如果继续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可能会出现经济学上所讨论的李嘉图等价(Ricardian Equivalence)问题,即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启动需求,将来,政府的花费总是要还的。政府必须要增加税收或使用通货膨胀税。老百姓预期将来政府的税收要增加,就会减少支出、增加储蓄,政府的债务将会高筑。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出现过这种情形。这种情形出现后,政府债台高筑,人们就会担心政府没有支付能力。

如果是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退出,问题就解决了吗?解决不了。只要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一退出,需求就下降,失业率马上增加。失业率增加以后,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形还是不能解决。因为经济增长率下滑,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同时,当失业增加,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比较完善,社会保障支出也要增加。一方面税收减少,另一方面支出增加,政府的债务也会增加。

这就是两难选择。到底出路何在?

超越传统凯恩斯主义

 

对此,我提出一个观点,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

前面谈到,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对需求刺激作用不大,导致的结果是债台高筑。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就是挖一个洞补一个洞。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提高,生产能力不提高,增长就不可持续。为了偿还现在政府的支出,将来就要多扣税。

但是,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来作为投资以提高生产力,投资到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领域,这种投资,短期是创造就业岗位、创造需求,从长期来讲,也将提高生产力。经济增长率提高,政府税收会增加,即使税率不增加,也可以用未来的增长补偿现在政府公共赤字和债务的增加。

实际上,1998年到2002年,当中国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内出现通货紧缩时,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使用这个政策时,政府的公共债务是增加的,从1998年以前近20%,最高增加到30%多。但那些钱是用来建造高速公路、港口、电网改造,短期增长需求,长期提高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从2003年以后,中国出现连续六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两位数的情况,通货膨胀率通常是5%左右或者以下。而在1998年以前,只要经济增长是两位数字,通货膨胀必然也是两位数字。

利用经济疲软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消除经济发展时的瓶颈领域,中国的经验给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提供了借鉴。

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瓶颈相对比较少,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瓶颈到处可见。因此,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发展瓶颈,给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后出现可持续增长提供了一个机遇。

全球经济复苏最大的挑战是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发达国家是资本充裕的经济体,但发达国家目前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可能受到“李嘉图等价”的制约,所以效果不好,反而造成债务高筑。但发展中国家可投资的机会非常多,这些投资都会有非常高的回报率。

这些投资机会,一是在产业升级方面,二是在消除经济增长瓶颈制约方面。只要发展中国家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是双赢的局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快,就会给发达国家的出口创造需求。

根据研究,发展中国家只要进行100元的投资,就会给发达国家创造35元的出口,这是相互联系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对于达成千年目标,消除南北差距也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要使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够快速增长,要靠经济体自有资金来投资,也有困难。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财政状况好一些,外汇储备比较多,可以使用内源性资金进行投资。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机会虽多,但投资条件不足,财政有负债,外援资金方面也面临短缺。

对发达国家来说,资金不是主要限制。发达国家资本充足,并且是硬通货国家,可以靠印钞票来买东西。在这种状况下,就需要把发达国家比较充裕的资金,通过一个机制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目前,一些主要的多边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增资,有这个作用,这些多边机构能够有更多的钱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同时,也可以用一些创新型的方式,比如,过去主权基金主要投资美国股票市场,现在情形不好,可以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领域,回报率很高;还可以创造一些新的基金,世行也在探索设立这样的基金。

发展中国家自身也须进行内部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金融部门,动员更多的储蓄,同时形成更好的环境,吸引外部投资。如果能这样做,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对全球经济复苏有利。

目前出现的全球多极增长格局,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给我们的机遇。如果能把握这种机遇,全球多极增长格局将更为深化,对全球经济将来稳定快速的发展也有更大的帮助。

(作者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此文根据其近日参加“2010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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