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 李逊:革命的粗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4 次 更新时间:2010-10-09 13: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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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进入专栏)   李逊  

  

  〔作者注:原作英文版发表于Indiana East Asian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aper #2, July 1993;中文版发表于广州社会科学院1994年《开放时代》杂志社“开放时代之二”《现代与传统》。〕

  

  对于这一先前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本文将简要地思考文化革命语言的几个方面。这些方面首先是在年轻的红卫兵的文章和演说中成形的。我们所触及的问题包括:红卫兵的粗野的骂话,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泛滥的军事用语,喻体变成了本体,模仿与阿谀的文体,简单的三段论推理,生造的工人语言,底层语言的反规范趋向。虽然里面每一个特征都已引起先前研究者们的注意,但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与这些语言活动有关的一些重要线索——至少在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如此——那就是他们的粗野。使用咒骂和其他粗野语言是年轻的造反学生们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为的是使用他们所认为的大众革命语言。

  近来对革命文化的研究,在方法上同上一代学者相比,集中在对这种革命文化和多侧面的社会形态的研究上。因此学者罗伯特·达尔顿在他的著名的对于18世纪法国研究的著作《意识形态史》中分章论述了农民、城市手艺人、资产阶级、警察、以及知识分子。结果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表现各自明显异的思维、语言和行动模式。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个例子中,这一种社会差别至今似乎没人深入地研究过。我们在本论文结尾部分将学生和工人进行比较,就是意在使这个重要问题引起讨论。不过。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命名似乎有些语言错误。在文化革命运动后期的舞台上,工人是重要的;但是,这一时期文化转型——反映在语言变化上——大多是粗野的年青学生造成的。尽管他们为的是显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但这些小知识分子张扬的这种类型的语言事实上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语言相距甚远。

  

  ◇粗野的红卫兵骂话

  

  中国文化革命时期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粗野。作为这种粗野的语言风格的突变标志,大概不能不首推1966年夏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系列大字报,这一系列大字报中最著名的,便是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这张大字报不但提出了一个以后风行了整整10年的口号“造反”,从而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一反常规,十分粗野,最惊世骇俗的,要数文章中那一句粗鄙的骂话:“什么全面、策略,都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本是中国北方语言中的一句粗话。过去,此类粗话只偶然出现于文学作品,作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语言的渲染;而作为正式书面语言出现在政论文中,这却是第一次。文章的语言和内容引起工作队的反感,却受到江青的称赞。她将大字报呈给毛泽东,不几天便传来了毛的评价,称其为“很好的大字报”。立刻,这张大字报被反复传抄、翻印,流传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涌起,“造反”成为革命行动,粗鲁的语言则成为造反的标志。红刀兵们以这种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规范的藐视,以及与其他温文尔雅学生的区别。“他妈的”成了文化革命的流行语言。

  一时,所有的红卫兵大字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总要夹上几句“他妈的”或者是“滚他妈的蛋”,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体现文章的造反精神。在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我们到处可见这类粗野的骂话。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歌曲《鬼见愁》的歌词和结束句的口号就是这样的:“老子英路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中,随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及他们大字报的支持而流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禅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句,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见你妈的鬼”、“该死”,等等,频见于大字报、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等话语。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

  

  这种语言上的败坏也带来了一整套咒骂对手的流行用语。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时髦用语的特点,一是老词新用,二是夸张,三是感情色彩强烈。

  许多丑化运动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用的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汇,其中有些甚至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早被报刊或党的文件使用。如“牛鬼蛇神”一词源出佛教,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便用以称呼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或反对社会主义者;而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更将其作为一篇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的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只要被视为文化革命对象者,都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还有,“小爬虫”、“妖风”、“黑手”、“炮制者”,等丑化对手的词汇,虽然也都是汉语原有词汇,但不少词汇在文革中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词的本义。

  此外,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大字报和报刊杂志。这些词语借助形容词或副词增强声势,如“混账透顶”、“猖狂反扑”、“猖狂进攻”、“大肆鼓吹”、“狗胆包天”;还有“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夸张、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

  在这些夸张而又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便是修辞的最高级形式。文革中被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大概可以数“大”字:“大肆”、“大打一场XX战争”、“大刮妖风”、“大黑伞”、“大黑手”、“大黑帮”、“大毒草”、“大杂烩”、“大扒手”、“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台”、“大夺权”,就连文革本身的名称也冠了“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用“大”来形容事物的极限还不够,于是“极”和“最”等最高级形容词或副词也频频出现于文字:“极端反动”、“极端热爱”、“反动透顶”、“特大喜讯”、“最高指示”、“最革命”、“最热爱”、“最伟大”,而且往往用一个“最”还不够,有些词被连用几个“最”修饰:“最最最”。这种修辞万式,可以林彪为代表,他1967年的一份报告中形容文化革命的收获和损失时,便连用三个“最”:“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红卫兵们纷纷学习,下面这种句式是当时常见的:“林彪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活最活最活,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重复的词汇反显出语言的贫乏。

  与丑化文革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相对应的,便是对文革的自我肯定。一切事物,都必须冠以“革命的”修饰词,仿佛只要有了这三个字,事物的性质便可变得符合文化革命要求。于是,在文革行为象征的“造反”前,要加上“革命”两字:“革命造反派”。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在筹备成立时,曾因起名而有过争论。一开始起名为“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但有人担心这样的名字会被人反问:“你们要造谁的反”,于是又加上“革命”两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革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革命”的修饰:“革命同志”、“革命家长”、“革命学生”、“革命小将”、“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革命路线”、“革命权威”、“革命知识分子”,还有“革命造反”、“革命行动”、“革命大串联”、“革命大夺权”、“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等等。任何事物只要自我标榜为“革命”,就有了合理性。于是便有“革命的武斗”、“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派性”之类荒唐的语言组合。1967年1月西安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其小报《西北工大》第15期上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好极了》中,用的便是这种语言的典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抡起千钧棒,施法力,显神通,来它个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好极了!”类似这种组合还有“红色恐怖”、“刮十二级革命台风”等。

  

  ◇泛滥的军事用语

  

  与这一类语言同时流行的,还有军事语言。军事语言的膨胀,与文化革命崇拜暴力有关——红卫兵最初便是以身穿军装腰扎武装皮带而树立了闻名于世的好斗形象——也与文化革命前夕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有关。不过,更早还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期。当时,共产党的大批部队军人转入地方工作,将军队的一些专门用语转用到地方工作中。诸如将工作的具体职业工种称作“岗位”,将重要而又艰苦的工作称为“最前线”,将消除某种现象称为“发起进攻”,等等。但只有到了文化革命这个全民崇武的年代,这种语言才一下泛滥:“万饱齐轰”、“猛烈开火”、“打响战斗”、“提供饱弹”、“吹响进军号”、“放好哨,站好岗”。除了这类以军事语言作为比喻或转借,更直接的运用便是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的命名。从最初的“战斗小组”,到以后的“纵队”、“指挥部”、“司令部”、“兵团”、“野战兵团”、“红卫兵军区”,等等,无一不是对军队编制的直接模仿。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兵营,穿着军装的人们按不同观点组织起以军队编制命名的组织,甚至像军队那样真枪实弹地开火打派仗。对军队的崇拜到1967夏天已发展成为对武力扩张的崇拜,以至于许多地方的造反组织与正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在青海、武汉、四川等地,几乎演成真正的内战。

  与此种军事语言相联系的便是强权式的命令语气或文体:“XXX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还有那铺天盖地的“通令”、“通告”、“勒令”、“紧急通令”、“严正声明”。一纸通令便是由一个或几个造反组织自定的“必须”、“不得”、“严禁”,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措词的激烈,语气的蛮横,远远超出这一类文体原有的表达程度,成为文革中常见而特殊的语言现象。

  

  ◇喻体变成了本体

  

  如果说,粗野、激烈及军事化用词还只是文革语言的修辞方式或表达方式;那么,由这种修辞表达方式形成的语言符号所带来的另一个语言现象则将使后人不可理解。这种现象便是文革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喻体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本体。

  文革的思想方式是简单而绝对的,没有妥协、折中的余地。事物只有好或坏,思想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同志或敌人。这种两极式的思维方式很容易以形象的语言形容表达,文革前便已见端倪的色彩符号在文革中得到了充分运用,红色代表革命,黑色代表反革命,由此,产生许多文革新词:“红卫兵”、“红太阳”、“红宝书”、“红司令”、“红小兵”、“红心”、“红色服务员”、“红色工人”、“红色江山”、“红色造反”、“红色夺权”、“红五类”;“黑帮”、“黑话”、“黑书”、“黑会”、“黑手”、“黑风”、“黑七类”、“黑后台”、“黑材料”“黑指示”,等等。与此相类似的形容或比喻还有“香”、“臭”,“东风”、“西风”等等。

  这些词汇,有些在文革前便已运用。如以“红太阳”比喻毛泽东,以“东风”和“西风”分别比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只有在文革这种形而上学极端化的时代中,这些借用的比喻体,才会成为被比喻者本身。“红太阳”就是毛泽东,“东风”就是社会主义,喻体等同于被喻体,成了本体。作家邓拓写散文说太阳上也有黑子,文革中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遭到批判;一个农民在地里干活时说了句“今天西风刮得好大,压倒了东风”,被说成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竟遭到关押。这种由崇拜某一人物或事物而扩及到对这一人物或事物比喻体的崇拜现象,在中国可以迫溯到封建王朝时代。文化革命中的文字狱甚至超过了文字狱盛行的清朝。在文革中连对“猫”的虐待也会被控为“反革命”,因为“猫”、“毛”同音。打猫、杀猫会被视为“极端反动”的行为而招至祸殃。

  

  ◇模仿及阿谀的文体

  

  除了用词造句方面的显著特点之外,文化革命中的语言尤其是书面政治语言,在文体方面的特点也是非常显著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权威人物尤其是毛泽东文风、句式和论理方式的模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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