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过去确实很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0 次 更新时间:2010-09-17 20: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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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  

  

  访谈人物:范用,出版家。1923年出生在江苏镇江。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并于1985年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在他主持下,三联书店出版了《傅雷家书》、《随想录》等一大批在中国图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图书。1989年离休。

  

  读书无禁区

  

  1979年4月,在范用主持下,三联书店创办了《读书》杂志。《读书》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思想评论刊物的旗号,注定了它的诞生与发展都不会风平浪静。

  

  作为一位杰出的出版家,范用的人生华彩乐章集中在了1979年到1989年这10年间。这本至今仍然拥有大量读者的“文革”后第一本思想文艺评论刊物,成为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文化思想的一个前沿阵地,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成功范例。

  

  晓君:我特意找到了1979年的第一期《读书》杂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作“读书无禁区”。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题目?

  

  范用:有个背景你应该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是不许看书的,读书的人叫“封资修”。书都烧掉、损掉了,只剩下“毛选”,还有一本红小书,就看这么一些书。为了打破这种思想上的限制,当时一开始我们就要发表这篇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多议论,其中很多指责我们,说坏书也可以读啊?其实他并没有把这篇文章整个地看完,这篇文章里面也讲到了对青少年要引导,要建议他们看好书,文章很全面。什么原因引起这些指责呢?后来我才知道,有的人很忙,顾不上看文章,就看标题,然后发表意见。后来我们开玩笑:以后拟标题小心一些,标题不要太敏感就行了。

  

  晓君: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题目最早叫作“读书应该破禁区”。是后来改的吗?

  

  范用:后来改的,稍微简化一些念起来更好。我的读书观叫“博学之”,看书要广,“明辨之”,看了以后要分清它。最重要的是在“明辨”上。

  

  晓君:《读书无禁区》里描述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说在“文革”期间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一共出了两期,它一共刊载文科图书一千多本,也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书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本。

  

  范用:很少很少,十年当中只有这么点书可以看。开放以后有个书单子,也不过有四五十种书可以印,当时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抢购。这说明了大家饥饿的程度,没书看。

  

  晓君: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心里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范用:我觉得应该冲破这种禁区,首先思想上不要害怕。不要以为看书一定要有人指导,好书才看,不好的书不看。用不着。看多了,自己就可以辨别了。我这人有个毛病,什么书有问题,我自己找来看。

  

  晓君:《读书无禁区》,是你们收集稿件的时候作者的来稿,还是你们的组稿,有意让他写这篇文章?

  

  范用:是请他写的稿子。作者是过去中宣部理论处的处长李洪林。要办杂志,总要广泛地组稿。这篇文章他写了交来,我们看了觉得很好,想让它打头阵,因为杂志叫《读书》嘛。

  

  晓君:他文章中的想法跟你们不谋而合?

  

  范用:对。我们还没想到这样写稿:呼吁打破禁区。

  

  晓君:您当时为什么想起来要创办《读书》杂志?

  

  范用:让一些人能在这里很自由地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交流思想。“四人帮”横行多年,设了很多禁区,这个不准看,那个不准看,书都是封资修,都要烧掉。我们要打破这个禁区,冲破这个罗网。

  

  我办《读书》是继承我们三联书店的传统,用一本杂志来联系广大的读者。我在1938年参加“读书生活出版社”,当时有份杂志叫《大众生活》,在旧中国影响很大,很多年轻人就是在看了它后走上了追求新思想、干革命的道路。

  

  晓君:我记得《读书》的发刊词里头,专门提到这是一本思想评论刊物。它并不是一本简简单单的书评杂志?

  

  范用:不是,要广泛一点。

  

  晓君:但是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还是在“文革”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传统禁锢当中。围绕这本杂志该不该办,怎么办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争论?

  

  范用:小的阻力也有。出版社内部讨论,出刊物可以,将来发生了问题由我负责。而我觉得不会有问题。到现在也没有问题。每次付印前我要看一次清样,从头看到尾,我觉得有责任把这个关。

  

  晓君:《读书》出来之后,读者群里反应怎么样?

  

  范用:到现在,这本杂志还受很多读者欢迎。他们有一句话,看《读书》是补钙,有营养啊。

  

  晓君:《读书》刚开始创办的时候,五个人当中有四个是高中生。看来,您在选人的时候并不很看重学历?

  

  范用:那倒不是,但主要看办事能力。我这人没什么学问,但有点办事能力。

  

  晓君: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办事能力”呢?

  

  范用:大事、小事都干,吃苦的事情也干。另外,要主动地去做,不要等领导叫你做才做。

  

  刚开始办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我请了史枚先生来编。史枚先生是我们生活书店的老编辑,过去编过《读书月报》。后来我又找了一个同志做他的助手,我跟这位同志讲史枚先生编好的送给你,你负责送给工人去排、印。后来慢慢地又增加了几个人,一共是五个女孩子,那时候叫“五朵金花”。这五个女孩子只一个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其他四个都是高中毕业。所以后来人家说了:几个高中毕业生,编一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

  

  晓君:《读书》还有个特点,大学者小文章,语言非常通俗。

  

  范用:你现在还看《读书》吗?我看得少了。我跟他们讲,好文章偶尔会有几篇,但有一些文章我都看不懂。杂志应该是编给一般人看的,当然也要让那些作者喜欢,做到雅俗共赏。

  

  干出版就是干革命

  

  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分别由邹韬奋等人创办于1932、1935、1936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这三家书店可以说是无人不晓。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三联”以狂飙突进般的思考,永远追求真理的勇气,独立的人格和大无畏的精神,始终站在救亡图存的第一线,谱写了一部红色的出版和发行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逃难中的范用被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理收留,作了名练习生,时年15岁。从此,范用的命运与“三联”紧密相连。

  

  晓君:三联书店的前身,除了读书生活出版社,还有哪些?

  

  范用:三联书店的全称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身是生活、新知、读书生活三家书店。

  

  当年都是党的书店。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查封,我们就多开几家书店,查封了这家还有那家。后来,我们还设了各种名目的书店,叫二线、三线书店。这是周恩来副主席教的:第一线是这三家书店,二线隐蔽一点,第三线更隐蔽;二线出书跟一线不同,要灰色、隐讳一些,三线更加隐讳。这样,国民党就不能把我们一网打尽了。

  

  有段时期,差不多四五十个书店全被他们查封了,包括生活书店,只剩下在重庆的一家。他们因为担心国际影响,所以没敢动。昆明、桂林、贵阳、成都的几家都被国民党查封了。桂林那家书店被查封后,这只是换了个招牌。我过去又弄了个“新光”书店,把它恢复起来。

  

  晓君:书店换牌开张,经费从哪里来?

  

  范用:当时没有钱。经李公仆介绍,我找到聂耳的哥哥聂叙伦,云南兴文银行驻桂林的经理。他给了我一个空白支票本,说你要用钱尽管开。我说好,可是得说清楚,我会还的。他说好。然后他让我去里间,把聂耳的日记拿给我,说你想办法出本《聂耳传》吧。日本人来后,我怕遗失,赶紧把日记还给了聂叙伦。日记后来出版了,最近又印过。

  

  只知道这书非常好

  

  1951年后,三联书店曾一度与人民出版社合并。1985年,范用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1986年1月起,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1979年,傅雷右派问题还未彻底改正,傅聪还带着“叛国”帽子,马思聪、傅聪暂时还不能回国,范用已在为《傅雷家书》的出版奔波了。1983年,《傅雷家书》得以由“三联”出版,今天已行销100多万册。

  

  1994年8月陈白尘去世。范用得知,陈白尘去世前,曾从“文革”期间留下的上百万字日记中,编选出“五七干校”部分,取名《牛棚日记》,交给一家出版社,但被退回。听到这一消息,已经离休的他,仍然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陈白尘的女儿陈虹。范用约好与陈虹见面。就在这天上午,他不幸被自行车撞断了腿骨。

  

  晓君: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书,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些?

  

  范用:《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杨绛的《干校六记》、房龙的《宽容》。

  

  晓君:您在离休后,怎么想到要出版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范用:他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很惨,这本日记比较真实地记载了他当时的思想、当时的情况。我想把它印出来让大家看看。

  

  晓君: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说,您曾经为了取书稿,被自行车撞断了腿骨?

  

  范用:有这回事,但不是为了取书稿。一天,我在东单“中国书店”门口,有辆自行车迎面而来,把我撞了,我腾空而起,坐到了地上。粉碎性骨折。我在医院躺了大概五个月吧,骨头总算接上去了,但左腿短了一点,走路有点跛。让我做个高跟皮鞋我也没做。

  

  晓君:您被自行车撞了躺在病床上,陈虹说,您一看到她,没有开口就已经流泪了,是怎么回事?

  

  范用:陈白尘是我的老师。老师不在了,我想念他。他第一次见到我就有说有笑的,说你长得像个小姑娘似的,我马上就觉得很亲近。我们有一次在四川开座谈会,他当众说范用是我的学生。人家很奇怪:你这个学生怎么搞出版啊?没有搞学术、搞话剧。

  

  后来,陈虹把书稿拿来,我躺在床上,一口气看完了,然后把它送去出版。书印出来后,我拄着两个拐,把它送到陈白尘的图书展览会上。

  

  晓君:您拄着拐把书送过去,而不是委托别人?

  

  范用:对。我应该自己送过去,亲手交给四妈,陈白尘夫人。这是对她最好的安慰。

  

  晓君:当时是1994年,您离休五年了,出书已经不属于您的工作范畴。

  

  范用:我离休也没有闲过,帮出版社推荐好稿,帮他们设计封面,什么都干。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

  

  晓君:还有很多让人们印象比较深的书,比如《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都是您策划出版的。这些书出版前好像都有过一些挫折?

  

  范用:出版《傅雷家书》最开始,工厂拒绝给我排书,说傅聪叛国,不能出他们的书。中央音乐学院打过一个报告,请傅聪回来讲学,胡耀邦批的。我把报告找来看,心想他还可以回来讲学,他父亲的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当时提倡不问政治,我说什么叫白什么叫红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书非常好,不仅做儿子的要看,做父亲的也应该看一看:应该怎么教儿子,怎样作父亲。

  

  晓君:您把印刷厂说服了?

  

  范用:还是给我们排印了。当时是受“左”的思想影响,这个不能看,那个也不能看,这是毒草那也是毒草。

  

  晓君:你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要出这本《傅雷家书》的呢?

  

  范用:我把原稿拿过来,看了一遍,感到非常好,非常感动有这样的父亲。稿件是傅聪的弟弟傅敏交给我的。傅聪在国外,稿子在傅敏手上。

  

  晓君:当时是不是有很多出版社不敢出这本书?

  

  范用:没有人知道这本书。我是从楼适夷那里知道的,楼适夷跟傅雷很要好。有一次我们两人在出差到上海的路上谈起来,他告诉我这个事,我说赶快,就把稿子拿来了。

  

  晓君:书出版的时候进行了一些删减。

  

  范用:这是傅敏做的工作,我不做任何删减。傅敏觉得哪些应该删减,哪些可以保留,由他来作主。后面讲的一些家务事,就被删掉了。

  

  晓君:《傅雷家书》出版之后,您还搞过几次手迹展。为什么要搞这些展出呢?

  

  范用:傅雷的手迹很惊人,每个字都写得一丝不苟,很漂亮,让你肃然起敬。这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所以我把他的手稿拿来,在北京、上海、香港开展览会,让大家都看看。

  

  晓君:您是怎么想到要出版《随想录》?

  

  范用:《随想录》在香港的《大公报》连载时,我看了。我觉得巴金是讲真话嘛。《随想录》在香港发表时曾有过删改,巴老很不高兴。那时巴老到北京来,住在民族饭店,我去看他,说巴老你听我说,我一个字不删。巴老很高兴地把书稿交给我,我就出了。

  

  后来巴老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讲到这个事,说“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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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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