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高宣扬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他出版的一套学术丛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绝不会放下笔，要不停顿地继续在广阔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文本间进行游泳穿梭。哲学没有界限，也不应该有终点；它同生命之间的永恒回归，正是哲学本身无可逃脱的命运及其生命力的源泉。”
学术与他的一生——人生际遇，家国命运、生命体验——都息息相关
高宣扬今年68岁，他说这话的时候，也已是几近古稀之年，论理，这个年龄的他，该是“功成名就，颐养天年”的时候，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学术上，他仍迸发着强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显然，和很多学术大家一样，学术对他来说，已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
他发此宏愿，显示出他的可爱和认真，不过也叫人对这可爱、认真的老头顿生敬意，尤其是他这一种老当益壮的学术姿态。今年12月1日，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成立，高宣扬出任院长，在揭牌仪式上，他以他惯有的短促的语气发了言，说得很简单，也很实在，他说他“有信心”将研究院主持好，并与他的同事们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欧洲学林”出版计划，这个计划除了由高宣扬、孙周兴、陈家琪、黄凤祝等人主持的同济《欧洲评论》、《德意志思想评论》、《法兰西思想评论》学术辑刊（均系年刊）外，还包括他们分别主编的同济《欧洲研究系列》（每年6种）、《德意志文化系列》（每年8种）及《法兰西文化系列》（每年6种）等丛书。毫无疑问，这庞大的出版计划，都将注定为曾经辉煌、并正在继续复兴的同济文科，留下一个深厚的学术积累，将来人们在回顾同济的历史的时候，高宣扬，孙周兴，陈家琪这批人的学术贡献将不会被忽视的。
和他约好采访的时候，天正下着小雨，他的办公室很简陋，他正忙着赶写《新政治哲学导引》新书稿。其实我想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哲学这个与现实生活“脱节”、“不吃香”、“枯燥而又抽象”的专业，并还能乐此不疲？然而，在听了他的坎坷的、甚至是苦难的人生经历，以及他那丰富多彩的学思历程后，问题的答案自然也就有了。
原来，对他来说，哲学、思想、文化，并不是脱离自身生命之外、而仅供审视和进行客观研究的外在性学术对象或无关紧要的“他者”，而是与他的一生——人生际遇，家国命运、生命体验——都息息相关。这也就是说，他时时处处都是以哲学的视野和哲学的思维，来环顾、打量、理解他身旁的历史、时代和世界；同时，又不时反过来体验、总结和再创造自身的生命历程。他说，“生活使我喜欢哲学，哲学使我懂得了生活”，生活与哲学交融一体。此外，哲学对他来说，可能还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那就是为他提供一种突破、并摆脱现实的可能性，亦即，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和对有限的生命的一种“超越”。因此，他籍此“试图探索生命的奥秘”，力图使“哲学作为生存的一种实践智慧，以其对生命本身的观照和澄明，见证它无愧是生命的灵魂。”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哲学对他来说还能枯燥吗？相对地说，那些对哲学不打算抱以敬意和感激的大多数人，往往只是把哲学当成一个专业，一种学术，或甚至是一种无奈的职业选择。所以，理解高宣扬的学术历程必须和他的生命历程联系在一起，他在五十年的哲学生涯中所写的、已出版的31种专著及中外文撰写的论文，总字数计达1000万左右。这些作品的本质意义，“在于它们是‘他人’的文本的交响乐似的回音，隐含着现实与历史、过去与未来、生与死、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永恒回归历程的和声。”
高宣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于1939年初出生于印尼。他祖籍杭州，父母双双毕生任华侨教师，在印尼教书四十余年。他称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有五个，分别是他的母亲，毛泽东，马克思，康德和尼采。就在他七岁的时候，在母亲的指导下，他阅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岳传》，这一直潜在地塑造了他一生中对祖国的一种牵挂和热爱；而有意思的是，另一本是法国作家马洛的名著《苦儿努力记》(Sans famille)，它像神秘的命运那样，始终伴随着他，使他一生中，从印尼，到东北，接着到北京，到香港，到巴黎，到台湾，到上海，以他自身的传奇性实际经历，用了将近七十年的时间，谱写出一部人生和学术上的《苦儿努力记》。
“我还是13岁的时候，在听到回国观光的华侨对新中国的变化的描述后，我就决心回国读书，于是我只身一人，离开父母，随着成千归国华侨青年，来到东北。老实说，当时政府对我们这些华侨是非常关心的，后来把我安排到当时东北最好的‘重点中学’，即沈阳二中学习。在高一的时候，我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的第一个关于哲学的概念就是从毛泽东这儿来的，他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理论总结。这个哲学定义长久地指导我的人生观和哲学立场，促使我在十八岁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把研究哲学当成我终身的志愿。”
1957年，18岁的高宣扬考入北大哲学系，当时东北考区内，北大哲学系只选拔两个考生，他是其中的一个。对于北大的学习生活，他说：“当时，光北大哲学系就有三十多名教授，可谓名师云集。当时全国的所有哲学教授都被集中在北大哲学系，这些教授都开了课，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朱伯昆讲易经、朱光潜讲西方美学史，黄楠森讲辩证唯物主义，冯定讲历史唯物主义，任华、汪子嵩讲希腊哲学，贺麟、齐良骥和张世英讲西方古典哲学，洪谦讲维也纳学派，郑昕讲康德哲学，熊伟讲存在主义，黄子通讲中国古代哲学史，朱谦之讲日本朱子学，王宪君讲数理逻辑，周辅成讲伦理学史。当时我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课代表，我负责将他毛笔写成的讲义送到北大印刷厂印出，然后再分发给同学，他的讲义就是以后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总之，在北大，我们能幸运地听到这些名师的课，系统地受到比较好的哲学教育。此外，还要说的是，除了书本课堂上的哲学学习之外，本科时候我们还下过两次乡，到北京的大兴县劳动锻炼，这些劳动对我的感触和印象很深，因为我们从来没下乡劳动过。”
在北大本科阶段受到全面的哲学学习后，高宣扬于1962年进入北大研究生院开始硕士学习，他的专业是外国哲学史。“1962年秋，全国开始大规模招收研究生，中国决定采用研究生制度来培养人才。在这以前，中国当然已经进行培养研究生，但还是零星的。我有幸成为中国正式成立研究生制度后的第一届学生，郑昕先生是我的导师，指导我研究康德。当时为了能看懂原著，郑先生还介绍我直接到冯至教授主持的德语系学了两年德语，并聆听他讲授德国文学史。北大图书馆，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图书馆，外文原著很丰富，我用了三年半的时间，阅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及《判断力批判》三大著作，给了我关于人的认识、道德和审美三大基本能力的教育。”
1966年春，自北大研究生毕业的高宣扬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他说，“后来任继愈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将我抽调过去，当时我参与了《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动态》等杂志的创办工作。翻阅这些刊物的最初几期杂志，有些文章就是我写的”。紧接着“文革”爆发，高宣扬成为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的受害者，隔离审查、长年禁闭，达八年之多。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毛泽东选集》四大卷及《资本论》三大卷成为他的理所当然的哲学读物，他玩味于哲学与生命在这怪奇世界的互相印证、解释、反驳之中。
“文革”结束后，1978年，正好政府制定了华侨可以出国的政策，高宣扬利用这个机会携全家人出走香港。这时，距离当初他进入中国已有25个年头了，高称，香港的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和三联书店，视他为一块“宝”，请他担任天地图书公司主编，领导出版《人文科学丛书》。得益于出版社丰富的资料，加上十二年的沉寂，在香港不足两年的时间，是高宣扬学术上的“井喷”时期，他文如泉涌，整天暗无天日地癫狂写作，一气写成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罗素哲学导论》、《新马克思主义导引》等风靡一时的八本学术著作，因此也积得了四十余万的稿费。在短暂的高产期之后，高宣扬暂时复归平静，这时，他决定到国外读博士，他说，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美国，当时洪谦教授把他推荐给维也纳学派的费格教授；一是去法国，但去美国要钱，到法国不要很多钱，于是，他来到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
1979年赴法读博的选择，对高宣扬以后的学术生涯是有决定意义的。法国向来是西方思想的重要策源地，近一个世纪以来，法国更成为西方主要思潮的中心。当代法国哲学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和思想史上最灿烂与最活跃的创造典范，为西方当代社会的整个文化生活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思想界出现了马里坦、萨特、西蒙·德波娃、乔治·巴岱、罗朗·巴特、加缪、列维纳斯、列维·施特劳斯、德勒兹、福柯、保尔·利科、拉康、布迪厄、德里达、利欧塔、鲍德里亚等思想明星，创造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层出不穷的新型思潮。自此以后，高宣扬进入世界思想界的心腑，置身于社会科学的最前沿，亲历、参与并同步感受到哲学革命的脉动，一方面他广泛吸收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的众多理论，并形成自己的论述体系；另一方面，他与世界一流思想家保尔·利科、布迪厄、列维·施特劳斯、列维纳斯、德勒兹、德里达等人直接交流、共事、对话。
“1979年，我到法国的时候，正是利奥塔发表他的后来被学界称为‘后现代宣言’——《后现代的状况》——的时候。当时，我要很早到法兰西学院抢占位子聆听福柯的讲座，因为福柯的讲座，场面很火爆，座无虚席，要提前一个小时去占座位，福柯在上面讲，他的讲坛下四周挤得都是人，有时教室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法兰西学院就把广播拉到另外一个教室。
不久，萨特、拉康、罗兰·巴特相继去世，对我震动很大。我紧迫地感到：我必须抓紧时机，多和当世的思想家接触联系。我觉得幸运的是，凡是我想要接触的‘大家’，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对我都非常欢迎，非常客气，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巴黎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很少，另一方面也与北大的文凭和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历有关，这也就是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吧！从1979到1983年，我参加了列维·施特劳斯的研讨会，听他的宗教人类学的课程，这也算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三年的课程。同时，我还同保尔·利科、德勒兹以及列维纳斯等人交往。保尔·利科还热情地为我研究他的著作写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序言。”
高宣扬获得博士毕业文凭时，正是德里达受密特朗总统委托组建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的时候。德里达正在深入探讨中国文字与语音中心主义的西方语言的区别。为此，高宣扬向这个研究院递交了申请，并顺利成为德里达主持下的国际哲学研究院教授，使他连续两年主持关于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研讨会。后来，利奥塔接替德里达主持研究院工作。在1983至1989年，高宣扬还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社会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在巴黎第十大学第一副校长拉毕卡教授(Georges Labica)的指导下，共同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及其发展史。在此期间，他还参加由巴黎大学东方艺术史专业尼格尔教授(Vandier-Nicolas Nicole)领导的《中国哲学与艺术思想的研究计划》，其中的一部分成果，后来发表在法国大学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的《哲学大百科全书》，全书共6卷本，都很厚实，高宣扬一个人就负责撰写了二十多条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辞条。他说，这其中每一条目都是一篇论文性质的东西，都要将思想家的生平著述有所了解，还要附有相关的代表性著述的译文。
1989年9月至2003年，高宣扬担任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客座研究教授，在台湾任课期间，还每年定期两次返回巴黎，继续连任在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的研究职务，与拉毕卡教授合作，完成多篇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论文，发表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Editions CNRS)的出版著作系列中；同时也还同法兰西学院布迪厄教授合作，参加他所领导的《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的社会调查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巴黎郊区青少年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调查。
2003年以后，高宣扬重回内地，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同济大学哲学系讲授当代法国哲学。今年出任同济新成立的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外国专家局也已经把他列为“海外名师”的名单之中，而列为“海外名师”的国内特聘外籍专家的人数并不多。今年十月，他的《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下卷）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该奖项五年一评，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规格奖励，郭沫若、吕淑湘、胡绳、王力等人曾先后获此奖项。
自1957年踏入北大校门学习哲学始，到今年教授和研究哲学，整整半个世纪内，高宣扬共写下了个人学术专著31种，共计700万字，包括他参与的研究、中外论文近百篇，总字量达到惊人的1000万字！
他的著作都是大部头的，一本书四、五十万字很常见。就如去年新出的《德国哲学通史》就分三卷，长达150万字；《当代法国哲学导论》分上下卷；《当代社会理论》也分上下卷等。所以，这三十多部书，也许相当于一般人的六十多部也不止。尚且不论他在港台主编的三大丛书，其中《人文科学丛书》36本、《西方文化丛书》45本及《研究与批判丛书》12本。
他穿越在哲学、人文社科以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之间。对他来说，学术专业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他往来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学科之间，游泳于符号学、现象学、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流行文化等思潮流派之中，以永远开放的视野，无拘无束地进行创作和思想。他的这些思考和心得，一方面体现在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各种思潮，或按流派、国别、思想家个案，或按西方整体和历史脉络，进行系统研究；另一方面体现在对西方哲学史，按国别、历史断代及哲学家个案，进行交叉而系统的研究。
如果说“量”足以使我们叹服的话，那么他的学术写作的“质”又如何？高宣扬的著作往往是两岸三地同时联袂出版，而且再版书目之广，再版次数之多都令人惊叹。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思想的敏感，而这又正是学界所需要的，法国哲学学会主席贾克·董特曾这样评价他说，再也找不到别的任何人，可以比高宣扬教授更好地为中国人描绘出一幅关于法国当代思想的宽广图画。
且不论他新近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的《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下卷），他的众多学术著作具有“第一本”性质。1978年初版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是“文革”后第一本简明而系统论述精神分析学的中文著作，《弗洛伊德传》则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中文弗洛伊德传，对当时渴望了解精神分析学的两岸三地中国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初版的《结构主义概说》也是简明而系统地论述结构主义的第一本中文著作。1989初版的《哲学人类学》，系统而全面地讲述和评论了20世纪兴起的哲学人类学思潮及其基本学派，是第一本专论哲学人类学的中文著作。他的博士论文，1984初版的《新马克思主义导引》在出版初期，由于台湾政府尚未开放引进香港出版物，台湾青年学生在相当长时间内，曾将此书抄印广为传播。至于其他著述的学术价值，难以尽述。
目前，他计划中的写作仍然是多方面的。正在撰写中的《新政治哲学导引》、《论法国现象学运动》、《法德哲学交往史》、《法国哲学简史》以及《德国哲学史》（学术版五卷本）等，都将在近三年内完成。在他这位老学究面前，似乎没有创作和思想的界限。他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期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始终处在启动状态”。七旬生涯，生命对他来说却刚刚“开始”！
有两首唐诗，对五十年前进入北大的那批学生来说，莫不震动心弦。 一首是高适写的，“红颜怆为别，白发始相逢。唯余昔时泪，无复旧时容。”另一首是韦应物写的，“存亡三十载，事过悉成空。不惜沾衣泪，并话一宵中。”当然，“存亡三十载”要改成“存亡五十载”。半个世纪的时空，使得这批当年还是青春年少的学生转瞬变成今天两鬓苍苍的老人了。
对北大哲学57级的“同学们”来说，五十年后的相聚当是一生中最难得，最珍惜的时光。陆学艺、高宣扬、牟钟鉴、王树人、殷登祥、徐荣庆、冯增铨、杨克明、武葆华等人正是当年的北大同窗。在学术界，这批人并没有“事过悉成空”，这群当年从中国最为著名的高校走出的学生，他们大多数活跃在哲学、社会学教学研究的第一线，孜孜矻矻、勤勉著述，为当代中国学术，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北大哲学57级的“同学”为何能够“群星灿烂”，此亦非一偶然现象。其一，学术报国成为他们当年单纯的学习动机。他们这批人多数出生于战火纷飞的战乱时期，生于忧患，当进入大学的时候，又正值中国百废待兴之际，学术报国成为他们真纯的求学动机；其二，北大首屈一指的师资力量使得他们受益匪浅。当年北大聚纳了全国高校哲学系仅有的三十多名教授，包括梁漱溟、冯友兰、朱光潜等一代大家，这批学生置身于学术重镇，亲受名师指点，为他们日后的学术发展和开拓夯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时代的坎坷和巨变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生命体验。就在这批同学毕业不久，“文革”随之爆发，“文革”中所展现的万千世相，以及他们所感受的激动、困惑，承受的打击，代价都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人生体验，这些生命体验与日后的学术或显或隐地前后呼应。
时代机运，八方凑泊，当然，最后还少不了他们勤勉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使得他们能够脱颖而出，领袖学界。
五十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成绩卓著的学术群体，他们完全可以为他们的人生和学术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