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指证汪晖博士论文存在抄袭问题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后，引起舆论热议，我并未特别关注这一事件。一来中国的重大新闻事件层出无穷；二来我没有兴趣和耐心读汪晖艰深的论说；三来我也没有王彬彬、方舟子那般考证功底，所以只是观察事件的进展，看汪晖作为当事人怎么回应，看与此事件有关的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会有什么作为。 令人失望的是汪晖与有关学术机构装聋作哑，而在汪著译者的运作下，80名国际知名学者联名为汪的清白担保，说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正如张鸣教授所言，这些“学界大腕，欺人太甚！”

张鸣愤慨于那些国际大腕视中国学界如无人之境而大包大揽信口开河，我写此文，则是愤慨于《学术不端事件里的“岁月神偷”》一文，作者故意将汪晖与朱学勤相提并论，不辨清浊，模糊盗跖颜渊，却倨傲地作“宽容”状，宣称“新生代学者更应该以同情的眼光来看朱学勤这代学者”，因为“其实他们已完成他们的使命”——即这代人已过气了，出局了，无足挂齿了！

鲁迅先生曾反省自己轻信了一种所谓的“进化论”，而以为年轻人必胜过上一辈，事实教训了他未必如此。我现在也强烈地体认到不能以出生年代和年纪来论人。原以为年轻人外语好、电脑技术熟练，视野比我辈开阔，思想观念定会比我辈先进，如今看来也是未必。 《南方周末》最近有篇报道说，豆瓣网上有个名“父母皆祸害”的群组，其成员痛心父母的顽固保守。我相信“50后”甚至“60后”里有这样的父母，在13亿人口的中国别说有7千，就是有7万、70万这样的家长都不离奇，但我更相信这两代人中，经历过三年饥饿和“文革”等一系列经历，大多数人是不会留恋那个时代的。事实是，105岁的老人周有光在今天中国依然算得上头脑最清醒的人之一(其言论见近期财经网和《南方窗》的专访)，而“80后”的韩寒不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都得承认他具有现代公民意识或传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担当精神。“人以群分”，但不可以年纪一概而论，每一代都各有优势和劣势，每一代里的人形形色色，代际优越感是很靠不住的，代际歧视很狂妄。

如作者所言，朱学勤曾认为自己是“1968年代人”，而这代人往往只是“问题中人”，却不是“学术中人”。这里所谓“1968年代”是指1968年席卷全球的反叛风潮；而处于“文革”高潮和个人崇拜迷狂中的中国，朱学勤等青年人对激进的反叛，与法国青年的反叛之激进有很大的不同。朱学勤意识到他们没有安静的书斋，不能受到系统完整的学术训练，有局限，这是有自知之明；但是“问题中人”，带着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答案的意识求学，比起“为学术而学术”，未必不是一种优长。特别是对于搞人文社科的人来说，人生阅历、生命体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知识积累和学术训练，不然就不能解释孔子、耶稣、佛陀和慧能等思想宗师的出现了。“50后”的朱学勤“已完成他们的使命”了，可以这样断言吗？若以年纪论，塞万提斯出版《堂吉诃德》第二部时是68岁。小说家不算也罢，亚当·斯密正式出版《国富论》时是53岁，相当于今日中国之“50后”吧？

回到这篇评论本身吧。读前面部分，我看作者把汪晖、朱学勤相提并论，混说“举报”、“学术不端”什么的，还赞扬那个化名在网上“举报”朱学勤的人，“和(实名著文的)王彬彬相比，Isaiah在语言上更克制。……我认为或者说我更希望，Isaiah的态度代表了新生代学者的宽容心态”云云，我还以为他没有读到7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专访朱学勤：主动申请调查 为学术界积累案例》呢；读到结尾部分才知作者知道朱学勤“已主动向复旦大学申请调查”。朱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明确地表示自己向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主动递交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的申请，是觉得“应该从自己站着的地方开始，为学术界积累一个案例”，“期望这样的做法有利于维护在大众心目中已摇摇欲坠的学术尊严”。作者不承认朱学勤这种维护学术尊严的“公益心”，只说“朱学勤为了自己的荣誉，已……”作者连起码的客观公正和善意都没有，配谈什么“宽容心态”？连一向不认同自由主义观点的王小东都表示“不管怎么说，朱学勤这次的表态比汪晖的回避强太多了，至少容易取得舆论的同情”呢。

回看所谓朱学勤“抄袭”事件以来朱学勤的一系列反应，我可以断言，他不需要什么人“同情”，所谓“宽恕”于他是侮辱，他只要求启动独立公正的学术仲裁。至于“朱学勤这代学者”会不会有人希望“同情”我不敢说，但我希望以“代”混论不搞为上，具体对象具体分析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