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此文为宋以朗先生2008年11月21日在香港浸会大学所作演讲的记录稿，由林幸谦先生提供。宋以朗的父母宋祺（林以亮）是张爱玲生前挚友，也是张的遗产继承人。宋以朗在演讲中回忆了许多张爱玲的创作背景及生平史事，并首次披露《小团圆》成书的动因及过程。
张爱玲与宋家
首先让我说明为何我今天有资料跟大家谈张爱玲。张爱玲有一本出名的书叫《对照记》，第49图，就是这张著名的、穿着青色旗袍的照片。她拍这张相是因为当时《纽约时报》要为她的《赤地之恋》写一篇书评，希望她寄一张相片给他们。她十分重视这件事。简报所见，是《对照记》中相片说明文字的手抄原稿：“1954年，我住在香港英皇道，宋淇的太太文美就陪我到街角的一间照相馆拍照。”
我想今时今日已经没有这种照相馆了。张爱玲回忆说，1984年她在洛杉矶搬家，整理行李时看见这张照片，后面写着“兰心照相馆”，有署名和日期，刚好三十年，写下“帐望卅秋一洒泪，萧条两代不同时”。
张爱玲所说的，就是我的家人。我父亲是宋淇，他笔名叫林以亮，1996年过世；而我母亲宋邝文美于2007年11月也过世了。他们育有一子一女，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大我两岁的姐姐。
张爱玲跟宋淇和宋邝文美是朋友，朋友在这里的意思是见面时间并不长。我们全家是在1949年上海未解放前来到香港的。4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走红时，我父母并不认识她，只是听过这位大作家的名。1952年张爱玲重回香港，起初打算到香港大学完成因战争而暂停的学业。当时她需要钱，就到美国新闻处做翻译的工作，将英文文学翻译成中文，而我母亲也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所以就认识了。但是为何她们会这样投契呢？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张爱玲的广东话不灵光，来到新闻处遇上一个地道的上海人，觉得特别亲切吧。
1955年张爱玲移民到美国，第二次结婚；1961年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患病，她急需要钱。当时最快赚钱的方法就是来香港帮电懋电影公司写剧本。当时我父亲是电懋的监制，可以帮她安排工作。当时的电影公司在拍片前会先收集一定数量的剧本，以便日后开拍电影时选用。当时张爱玲会先向电影公司介绍她的剧本构思，如对方有兴趣，她才会进一步写剧本，通常她只用一星期就写好整部剧本。
对张爱玲的剧本，我记忆中的印象不太好。因我父亲有一些书，像一百篇最伟大小说文集之类；张爱玲所写的很多剧本，便是把这类英文故事翻译重写成中文，由于很多情节是外取的、模仿的，因此可以写得很快。
当时我母亲担任秘书，也做翻译的工作，如《无头骑士》一书，近年曾被拍成电影。这本书的译者有三人，包括张爱玲、方馨、汤新楣，其中方馨就是我母亲。
我家中有很多张爱玲的书，都是亲笔签名的，例如第一版的《惘然记》，内页署名：to Mae and Stephen，Mae是邝文美，Stephen就是宋淇。另外一本是第一版的《秧歌》英文版本：《The Rice-Sprout Song》，内页署名的Mae也是我母亲。
这两个女人的友情好到什么程度呢？其中由1952—1955年，她们面对面其实不过三年时间；1961—1962年其实也只有三个月。
张爱玲临死前立了一份遗嘱，详情如下：上面写道：“我张爱玲死后将我所有全部遗产交给宋淇与宋邝文美。”图中所见的是她的签名。
我等一会儿再解释她为何立下遗嘱把遗产交给我父母。现在先交待她身后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份遗嘱。当中有三个要求：
第一，把遗产交给宋淇夫妇；
第二，要求火葬；
第三，请林式同先生作为她的遗嘱执行人。
张爱玲在1995年10月过身后，林式同找上我父母，对他们解释遗嘱的内容。
当时张爱玲的遗产其实包括她家中所有的物品，林式同数点所有物品后罗列出清单，问我父母哪些遗物要寄来香港。各位可见清单上列明共有十四只盒子，明明白白地列出每只盒内的东西。
例如第一只盒内有鞋子和衣物，另一盒则放了毯子、手提包，第三盒有鞋子和衣物。此外还有三套假发、一些衣物、化妆品、书籍、手稿、书信、照片。我已把所有鞋和衣服都运到台湾皇冠出版社存放。这些东西放在我家没有用处，反而交给出版社做展览更好。如果大家想看这些鞋、衣服、眼镜、笔等东西，皇冠出版社发行的《沉香》前面好几页，都是这些对象的彩色照片。
如今我手上有包括手稿、书信和照片等东西。照片方面，除了保留重复的外，我已把所有照片交给台湾皇冠出版社。我家唯一有的遗物是几张被。林式同当年在一篇记述张爱玲的文章中提到，房东发现张爱玲过身那天，警察开门进屋时，林式同说他看见张爱玲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体下方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身上没有盖什么，她头对着房门，脸向内，眼和嘴都是合上的，头发很短，手脚平放，样子十分安详，只不过是出奇的瘦，另有一盏日光灯还开着。
这几张被毯，如果办一个展览，我想也没什么人会看，丢了我却可能会被人责备，我也不知怎么办，只好放在我家的储物室内。另外，我还有张爱玲移民美国的绿卡。
2003年，我母亲病了，我从美国回来照顾她。我已经很久没有回香港居住，也不知家中存放了什么东西。家人告诉我，桌下有几个纸皮盒，说是张爱玲的东西。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些用黑色垃圾胶袋包着的，一叠又一叠的纸，我也没有细看是什么东西。直到2005年《壹周刊》来访问我关于网上博客的事。当时，他们其实也不知我跟张爱玲有什么关系，言谈间提及我家中有一些张爱玲的遗物，他们就请我拿出来看看。到了2007年，另一本《东周刊》忽然对我有兴趣了，原因是李安拍了电影《色 ．戒》，他们想起我手上有张爱玲的遗物，就前来访问我。文章这样写：以为家传张爱玲的遗物，乃一件天大的事情，宋以朗却“施施然”（广东话，很不经意之意）从书底抽出两个纸皮箱，里头有些用垃圾胶袋包住的信件，有甩皮甩骨的笔记簿，那就是张爱玲的遗物。
访问登出后，我也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于是下决心找了一班朋友来帮忙整理，现在已用活页夹把信件一封封夹好保存。
张爱玲的书信
书信方面，有单方面和双方面两种。有很多都是单方面的信，包括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润、姑丈李开第的信，约七十封；弟弟写的五封，炎樱三封。夏志清在《联合文学》上已发表了部分书信，庄信正今年刚出版的一本书也有一些信，其他还有张错、苏伟贞、司马新、萧锦棉等人的信。
所谓单方面的信，是指我们在遗物中所找到的、有关张爱玲姑姑、姑丈等人写给她的信，但她有没有回信呢？我就不清楚了。这类信数量不多，而张爱玲和宋淇、宋邝文美的交往信却十分多。
张爱玲寄信到我家后，我父母会用盒子一盒盒地把信储存起来。宋家方面，我有一封张爱玲寄到宋家的信；而张爱玲读完宋家的信后，也把信放回信封中包好，于是我就拿回宋家写给她的信了。这就是我说的双方面的信。唯一不齐全的，就是1955—1967年间的信，因为当时张爱玲搬房子，丢失了宋家寄给她的信。1967年后的信倒是很齐全的，因为宋家在寄信前都把信拿去影印，所以有时同一封信我会有两份。为何我父母不把1967年以前的信都影印呢？因为当时还未发明复印机，如果有的话，就只有“人手影印”，即用手抄一次。总计张爱玲与宋家共有650封信，大约40万字左右。我有计划想公开这些信，但由于内容太多，当下还在努力。今天我打算选几封跟大家谈谈。
第一封信，林以亮在一篇叫《私语张爱玲》的文章中发表过，文章登于1978年的《明报月刊》。容我简单读出：
1955年秋，爱玲乘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港赴美，到码头送行的祇有文美和我。船到日本，她寄出一封六页长信，其中有些话：“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使我们读了很心酸。
大家留心的话，文章就是从第一封信的第一页节录出来的。为何这篇文章只节录了这部分呢？其实往后的部分，特别在第二至第五页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游记，讲张爱玲在日本看见什么、人们穿什么、吃什么，十分有趣。
信的第六页又说了什么呢？第六页讲的是她上船时的感想：“上船那天到最后一剎，我都觉得忙乱和抱歉。”
张爱玲在别的地方提到了她为何感到忙乱和抱歉的原因。忙乱，是因为她赶上船；抱歉，是因为当时人们坐船都会带一大箱行李，而她当时的行李是宋邝文美为她准备的。当她上船后打开箱子，看见里面的物品收拾得十分整齐，而感到自己没能力和耐心把行李整理得这么整齐，劳动别人为她费心力，她因此感到有点歉意。
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detached，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事实是自从认识你（邝文美）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中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这些话帮我们解释了为何张爱玲在遗嘱中把遗产都交给我母亲的某些原因。
另外，这是赖雅写给宋邝文美的第一封信，从中可看出张爱玲和宋邝文美之间的深厚交情。这封信大意是说：“你是爱玲唯一想我见的人，但我又觉得我已经认识你了，因为她跟我谈了很多关于你们的事……”
就这样，张爱玲跟宋淇夫妇一直写信交往，直至1995年，大约40年时间。在650封信中，来自张爱玲的大约400多封，回信约200多封，这是因为张爱玲在搬家时遗失了其中十年的信。
张爱玲的遗嘱
我们回到那份遗嘱的话题，让我来解释为何张爱玲会写这份遗嘱。遗嘱的日期是1992年2月14日。在她立这份遗嘱前几星期，宋淇写了一封信给她，信里面解释他自己患了支气管炎扩张。我父亲怕打喷嚏，常常躲在房间，在洗手间安装了红外线暖炉，因为他害怕打喷嚏时会令薄薄的血管扩张破裂，有时吐口痰都会带血。
这原本不是很严重的事，不过常常这样的话，就会把血管的伤口扯开。虽无大碍，可是不胜其烦。他认为这是考验他的耐心和自律的机会，每天就坐着看报书信文稿中的张爱玲刊和电视。
同一封信里，宋邝文美说：“听说你一再患病，非常挂念，有许多话想说，但自顾不暇，好像只有半个人活着……”这是因为宋邝文美自己也患过胃癌，割了肿瘤，做过化疗，十分辛苦。这封信还附上一张我父母的相片。
张爱玲收到这封信后就回复了一封信，并附上刚才大家所看见的遗嘱的原件。信上她婉转地表示，为了要授权人在中国的姑丈做她大陆的版权代理人，于是到文具店买授权书表格时，也顺便买了遗嘱表格。
在美国，要授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到文具店买一张表格，接着找一个公证人，签名后付费十元，公证人就会找来三个证人办好整个手续。接着，张爱玲在信中又说，现在的医药费很贵，如果生病了就像坠入无底深洞一样。她没有直接地说明，但可看出她的意思是想把钱留给宋邝文美，以备他们将来不幸患病时可以当做医药费。
遗嘱十分简单，她在其中附加了几个要求。张爱玲写道，她的作品可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可替她出版，例如一篇有关林彪的英文稿。她也表示《小团圆》要销毁，但她说自己没细想，将来再谈，但此后再没有提及此事。
在同一封信中，她又婉转地提及她立遗嘱的要因，她说：“前几天因为在写过去的事勾起回忆，又在脑子里不停地向Mae（宋邝文美）解释些事。”这是说她这些年来，尽管大家已三十多年没见，只要她内里有什么独白，说话的对象永远是宋邝文美。她指出，她心底的话，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倾诉。信中也提及她的姑姑，说她事无大小都不必要地secretive（掩饰之意）。当时她姑姑已过世，而她又可能不喜欢弟弟，这些都可能是她把遗产交给宋淇夫妇的原因。
张爱玲的作品
我现在就跟大家谈谈书信和稿件中一些文学上的问题。例如张爱玲在遗嘱中要求未出版的可以出版，但有哪些未出版的作品呢？为何未出版呢？另外，我也关注某些已经出版，但被人误解了的书。我作为她的代表人，我想有责任替她辩解。我今天选了四篇作品跟大家谈谈。
《色 ．戒》在1977年已经出版，去年（2007年）李安把《色 ．戒》拍成电影，旧事重提。我打算在此解释《色 ．戒》写成的情况。从文学批评历史中，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教训，有时我们批评别人的文学，可能已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这在后文我将举例说明。《重返边城》是今年九月才出版的，我在此亦会解释这部作品的来历。Young Marshal（《少帅》）并未出版，我今天会解释其内容，并谈谈其出版的难度。最后谈《小团圆》，这是一部约18万字的作品，我到哪里演讲，人们都会问我有关这部作品的问题。这是传说中张爱玲的自传，大家都认为其中谈及了她与胡兰成的事情。
《色．戒》
首先，《色 ．戒》于1977年出版，后来李安拍成电影。蔡登山先生写一本书叫《色 ．戒 ．爱玲》，他认为电影《色 ．戒》里的王佳芝，原型是一个真人叫郑萍如。她当年想暗杀汉奸丁一村，但任务失败被捕枪决。大陆另一个极左的网站乌友之乡，其中一位研究员王小东认为《色 ．戒》女主角原型郑萍如满门忠烈，她之所以出现在这片子里，根源在于原作者张爱玲——她由于自身的汉奸身份，仇视民族英雄郑，更由于自己长得丑，而嫉恨美女郑——王强调他的结论指出：“一个丑陋的女汉奸张爱玲炮制了一篇充满阴暗和恶毒形象的小说，来发泄她对美丽女英雄郑的仇恨，是《色 ．戒》之所以能出台的根本原因！”
究竟这个故事是怎样来的呢？王佳芝的原型是否真的是郑萍如呢？1990年，水晶访问宋淇，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原本是谈上海的一些旧事，例如40年代的音乐、歌词等，其中谈及《色 ．戒》。水晶指张爱玲的《色 ．戒》十分眼熟，就问宋淇有没有看过。宋淇告诉他，其实故事是他提供的。宋淇指出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不完全虚构，是把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组织起来。
《色 ．戒》的第一稿是英文版，名叫Spy Ring。Spy是间谍，Ring是指戒，亦可以把Spy Ring解作间谍的圈子或间谍团体。当时张爱玲在香港，宋淇说了这个故事给她听。
另外，水晶又以为这跟胡兰成有关，宋淇也解释说两者其实没有关系。
《色 ．戒》中的几个学生，原型乃是宋淇在燕京大学教书时，几个从事间谍工作的学生。这几个爱国学生组成一个暗杀单位，他们有些在家中是大少爷。他们杀了一些汉奸，却完全没有人怀疑他们。当时国民党、日本伪政府、日本宪兵队都有自己的间谍组织，如有人被杀一定能查出来。这是由于大家都有反间谍潜伏在对方系统里，大家都知道对方的行动。但这几个学生却是业余的，与任何特务组织无关，所以一直没有人查到他们头上，因此中、日、伪三方面都找不到凶手。
最后他们失败是因为他们中有人搭上戴笠——国民党政治机关头目，军统副局长——他们的身份才曝了光。国民党发现后，日本方面亦透过反间谍得知他们的存在，就把他们捉了回去。但由于他们的背景，几番盘问后，大家都不相信他们曾经刺杀汉奸，于是又释放了他们。
1974年，张爱玲开始想重写Spy Ring，就写信给宋淇说出她的想法：
“《色 ．戒》故事是你提供给我的，材料非常好，但我隔了这些年再看，就发觉有很多地方未妥当；例如女主角说话的口吻太似一个妓女，也没有学生背景，跟人打牌就说自己没有钻戒，要人买给她，像舞女一样。”
《色 ．戒》的中文版跟英文版有什么区别？头一句说麻将枱上开了一盏灯，四个女人红色手指甲油闪闪发光；接着形容王佳芝的样貌，第二段写了两个太太身穿黑呢斗篷，上挂金链条，那是汪精卫的太太的标志。如果我们看看写于1953年的英文版，我们会发觉这第一段的描写和英版是一式一样的，只不过没有描写王佳芝的样貌。第二段也是一样的，只不过结尾有点不同。
各位可以看到中英版的故事开首都写打牌的情境，结尾亦同样写打牌，只是此时王佳芝已经死了。
中文版易先生回到家中，看见太太四人在打牌，大家聊天。有人跟易先生说：“你今天看来很高兴，应该要请客了！”于是又谈吃些什么，有人要吃德国菜、有人要吃湖南菜……过后，易先生就转身走出房间。英文版却完全不同，当中详细地交代了易先生的下场，写他下令杀死王佳芝竟是他一生最开心的事，此后不断地回忆此事。战后，易先生被捕枪决，在死前最后一刻，易先生想起的，就是他曾杀了一个深爱过他的这一个女人。
对于这一篇创作，张爱玲在信中指出，《色 ．戒》英文版的笑话在于不应写一些她不熟悉的东西；是一个活教训，难怪这些年来这篇英文本到处碰壁。其中在珠宝钟表店开支票也是不对的，应当合金条算。因此她需要搁在脑子背后多浸润些时，不然会“搞疲了”。
她在1953年写成的时候，试过拿去卖却没有人要，她当时不明白，二十年后再看才觉得写得不好。当中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买钻戒时不可能用军票，因为当时的人买卖用金条。于是她就用中文重写这故事，写成后把稿寄给宋淇看，宋淇看后告诉她不好这样写，指出故事的女主角不可以是国民党的特务。
当时是1974年，张爱玲的作品还不能进入大陆市场，而她最大的市场在台湾。当时的台湾非常反共，整天喊着反攻大陆，有很多禁忌不可以写。因此不可以写一个国民党正式训练的特务无法完成任务。这不会得到台湾政府的认同。宋淇还提及他的一个亲身经验，之前他也曾写过一个类似的电影剧本，还未开拍就无法通过电检。但宋淇表示，这不是说王佳芝不可以是特务，只可以说她不属于任何机构。合理的发展是，由于她条件好，适合执行刺杀任务，因此有一个国民党特务邀她参与，但为了保密也不让她正式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等等。
这封信写于1977年，即是在《色 ．戒》发表之前。这些内容只在水晶的访问中出现过。张爱玲看了这封信后，便构想出王佳芝成为岭南大学迁港后借用港大教室上课的一个女学生，刚巧当时有一班学生有个刺杀计划，须由一个女生去结交易太太，然后借机刺杀易先生。
由于她是以少妇身份勾引易先生，所以她必须先跟同伙的一个男生发生性关系。结果易先生在香港深居简出，最终没法接近他。王佳芝因而觉得男生占了她的便宜，但那男生不是她想嫁的人，所以她感到愤慨。有了这些背景，王佳芝就不再是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少女，也不是国民党的特务。
以上，从张宋两人的信中可见，《色 ．戒》中的女主角其实是由两个作家合力创作的。英文版中的王佳芝也许可以说是郑萍如，但中文版不能成立。1977年4月的信透露，当时张爱玲基本上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到了1977年8月，她才大致完成了定稿寄给宋淇。
宋淇看完中文版的《色 ．戒》后，觉得故事开首有几个太太在打牌，结尾又有几位太太在打牌，这正是所谓的Full Circles（圆满结构）。他也提议结尾两句可作一些修改，写成：“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喧笑声中，他悄然走了出去。”张爱玲把这一句话改了一点。小说刊出后，张爱玲就写了一封信给宋淇，说将来如果推出这部小说的话，要把宋淇相关的信都列入，至于张爱玲寄给宋淇的信，她希望取回影印本，以备将来出书时加入序文中，信里还写道：“可见这么个短篇，两个人work at it 二十多年。”
《色 ．戒》发表后，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张系国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汉奸的文章──《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 ．戒〉》，文中写道：“吃辣就是吃血的意思，这是很明显的譬喻……”张爱玲读后觉得要写一篇文章来回应，于是写了谈〈色 ．戒〉。张爱玲辩解说“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是一句最浅薄的谐音悄皮话，又反驳张系国说：“辣椒是红色的，吃辣就是吃血的意思。吃红色食品就是吃血，那么吃西红柿也是吃血？而且辣的食物也不一定是辣椒，如粉蒸肉就用胡椒粉，有黑白二种……”总的来说，好像张系国这样写评论，看见别人写了一句话，就上纲上线。
这就是文学批评中的教训。书信中明明白白写出这句话的来历，张系国全盘错了。《谈色 ．戒》一文收录在散文集《续集》里，张爱玲在书中的序解释了《色 ．戒》的写作时间很长，不过数据不在手上，说将来再详细解释。当中所指的数据就是跟宋淇的书信，我现在拿出这些数据，就等于把历史还原。我认为这段历史有需要还原的理由，因为李安电影推出后，出现很多有如乌友之乡的言论，又说王佳芝就是郑萍如。我肯定王佳芝不是郑萍如，因为把女主角写成是国民党特务的话，文章一定无法发表。
《重访边城》
现在谈谈刚出版不久的《重访边城》。张爱玲在1995年过世，但《重访边城》为何到2008年才重现呢？
这其实是一篇自传式的游记，讲述张爱玲在1961年知道自己丈夫生病，她要到香港写剧本赚钱。由于当时的飞机飞一段距离就要加油，所以张爱玲要经纽约、关岛、台湾等地才到达香港。这本书就是张爱玲根据在台湾所见所闻写成的。张爱玲在1961年10月2日寄了封航空信给宋淇夫妇，说USOA即美国海外航空公司改了时间表，本来每周一班期，改成两星期飞一次。她打算由美国到台湾时停留两个星期左右，再到香港。
为何张爱玲要去台湾呢？她在信中指出，有两个地方她非去不可，其中一个就是台湾，另一个地方她却没有谈起。我猜，另一个地方应该是新加坡，因为她在晚年时曾想过移民到新加坡。
她为什么要去台湾呢？信中这样写道：“我以前曾告诉你想写张学良的故事，而他最后住在台湾。我想告诉Dick为妥，你们觉得怎样？”
Dick就是当年美国新闻处主任，后来转去台北美国新闻处。张爱玲去台北，自然由Dick接待。她除了想找机会见张学良外，她也希望体验台湾小镇的生活，这可能和她正在构想的台湾本土故事有关。
张爱玲去了台湾后，写了一篇英文稿“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发表在The Reporter。
这本杂志保存于张爱玲的遗物中。从中可看到她原来有个习惯，就算是经她校对过发表了的作品，她还是会不停地修改。这篇文章发表后，张爱玲写了封信给宋淇说：“Reporter那篇短文原名“Frontiers Revisited”，由他们寄一份来给你们，大概要下月底才到。听那编辑电话上说，似乎按捺着不登的原因是去年（1962）这里都认为中共不久就会垮，不像我说的那样彷佛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今年我在她的遗物中找出这篇中文稿发表。对发表遗稿，我一般有几个考虑。
《重访边城》这一篇作品的第一个考虑是作者的意愿，张爱玲是否想发表这篇作品呢？我透过查看书信来判断。信中她很少提到《重访边城》，提到时都写得很简单，例如1983年4月7日写道：“我正在忙着改写《重访边城》这篇长文。”在9月的信中又写道：“《重访边城》很长，倒不是凑字数，也觉得扯得太远，去掉一部分，但是就浅薄得多，还是要放回去。现在又搁下了。”
可见她反反复复未有定稿。当年张爱玲把“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寄回台湾给她的朋友看，有人觉得这篇文章写台湾写得不太好。张爱玲当时的读者是英文读者，是美国人，因此有很多事情的细节没有写出来，存在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因此读者未必明白。王祯和在访问中就指出，水晶读了“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后提出台湾不是边疆的抗议，又指她写睡床有臭虫也不对，因为台湾不可能有臭虫。王祯和写了信去抗议，张爱玲回信解释说，臭虫可能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
她的中文稿是三十多页的手稿，前面的部分写得十分整齐，后面部分却写得有点混乱，要花不少时间整理。
文章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有一些分别，简报上面的是英文版；另外是2002年一个叫刘铮的人在未获授权下，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重访边城》的翻译版；
此外还有张爱玲自己写的中文版。
张爱玲在遗嘱中提到要请高手翻译，假如她在世的话，她永远不会容许别人这样做的。我今时今日都认为张爱玲对刘先生的英文翻译并不满意，其中有不少瑕疵，例如英文版：
“You are Mrs. Richard Nixon? He said in English.”
刘铮翻译成：“你是尼克松夫人吗？他用英语问。”
张爱玲译成：“你是李察．尼克逊太太？他用英语说。”
其中分别不止译名不同，还有“He said in English”一句，刘铮用“问”，张爱玲用“说”，因为她认为这不是一个疑问句，说话者并不必对方回答。所以说，张爱玲并不喜欢别人翻译她的作品。
我现在看到一些翻译作品，例如《色 ．戒》的英译版中也有很多错误。但这也是很难免的，“不吃辣怎么胡得出辣子呢”这句如何英译呢？这句出自打麻将的术语，英文是不可能直译的，除非花半页纸附注，详细解释麻将牌的一些规则。有一些我懂得看的翻译版，例如法文版，写男人带女人“游车河”，竟翻译成车子“去到河边”！这表示翻译者并不明白某些中文用语。
到了台湾，张爱玲和麦氏见面时，她问麦氏夫妇，知不知道尼克逊太太来台，又道有人把她误认作麦太的笑话，麦先生听了却没有笑。然后，麦先生才提到有个人老是在台北机场接美国名人的机，他说那人有神经病，张爱玲大笑起来。
我们继续看《重访边城》的中英版本问题。中英文版的第一段基本上没有大区别，但往后一段在英文版中却是没有的：
一出机场就有一座大庙，正殿前方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阶，一个五六十岁的太太相当费劲地在往上爬，裹过的半大脚，梳着髻，臃肿的黑旗袍的背影。这不就是我有个中学同班生的母亲？
这段文字的复杂性在哪里呢？何以有座庙在机场附近呢？这令人感觉时空混乱，原来当时送行的人们认为坐飞机十分危险，所以要烧香求菩萨保佑，等于渔村人出海打鱼前要到妈祖庙求平安。这译成英文的话，就需大段附注，起码要对美国人解释什么是妈祖庙。
高全之的新书《张爱玲学》中对中英文版指出：“两版内容差异也证明作者曾为预设读者着想。中文版细致入微，锐利敏感，以同情的理解来接触台湾，完全没有英文版予人的冷淡印象。”
《少帅》
第三篇谈《少帅》。张学良，如果在座的同学不熟悉他，容我略作介绍。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卒于2001年。他是著名的现代中国将军，父亲是军阀东北王张作霖。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名份，而被称为“少帅”。张学良带着东北军投奔国民政府，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迫蒋介石结束与共产党的内战，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答应抗日后，张学良带蒋由西安返回南京，就被软禁起来。等到国民党退守台湾时，蒋也带了张学良过去，到90多岁时才被释放。
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有首打油诗《哀沈阳》：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帅入沈阳。
这诗的意思是说张学良只顾着跟赵四和朱五拍拖，而被日本人杀入沈阳城。而张学良一生有过三次婚姻。第三位夫人是赵一荻女士，又称赵四小姐。张爱玲1966年的信提起《少帅》这本小说不可能在台出版，因为无论怎样偏重爱情故事，读者都会一望而知写的是张学良，自然想到西安事变。因此她开始写的是英文本，名为The Young Marshal。但她对英文本也并不乐观，因为民初背景有太多人物，很难令读者分辨清楚，也令她有写不下去的感觉。而若出版的话台湾当局可能把她的其他中文小说也一并禁止，并认为英文版也无法卖出版权。这信的结尾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写张学良的终身拘禁，成全了赵四小姐。”事隔一年，张爱玲在信中回忆，自1956年开始构思少帅的故事起，渐渐进入了主角的内心世界；又说自1962年跟宋淇夫妇分别后，1963年就开始写英文版的《少帅》。她说当时感到十分快乐。《少帅》完成后有三个人读过，第一个是张爱玲英文作品的经纪人Marie Rodell，他读后觉得人太多而感到混乱。另外两个人是Dick McCarthy和Raymond Swing，前者是美国新闻处处长，后者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他的中国太太曾在美国之音工作，可能跟宋邝文美见过面。他们都很喜欢这部作品，但他们算是中国通，所以他们大致能认出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同样的，他们也认为作品要多一点解释人物的背景，张爱玲因此感到灰心，觉得写不下去了。
张学良在1991年获释后到了美国，宋淇就写信给张爱玲：我记得你三十年前在写这个，不知你有没有看新闻，总之张学良已经放了出来。他告诉张爱玲说，张学良已于三月初获得自由，他是从香港联合报航空版看到有关消息的。现在附上英文报的照片和说明，以及《信报》的一篇访问，是他到美国第一次接受中国名记者的访问稿。
宋淇一直记得张爱玲曾想写张学良的故事，但不认为张爱玲在1991年的时候还有精力再去重写三十年前的旧构思。在这一封1991年的信中，张爱玲想起关于她当年写《少帅》的往事，她说她写少帅是因为觉得他像一个“二世主”。我不知为何张爱玲用“二世主”一词，可能是把“二世祖”跟“救世主”两个字合并起来，也可能是笔误。张爱玲信中又说：虽然他未经过真正的考验，所以没信心；虽然表面看不出来，但他认为独力是无法报父仇的，心里面宁愿做他做惯的亲信子侄，甚至于传人——蒋夫妇极力敷衍笼络他，他竟也当真。
张爱玲认为，张学良对蒋政府感到失望后，憧憬起延安。蒋知道联共抗日一定会被共产党吃掉，因为当时有些很能打仗的军官都有恐共症。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而能拖到日本对美战败，中国固然没面子，不能算战胜国。但是即使内战持续下去，而又能免受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浩劫的话，张爱玲认为，最后的总结账的盈亏也很难说的。
《小团圆》
现在我们谈谈《小团圆》。1976年3月14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夫妇，说她刚写完《小团圆》。当时人们习惯手写稿件，写的时候不填页数，以方便增减，到完成时才手写页数。张爱玲数了页数，预算全书共有十八万字。这作品是源自她另一部名叫《易经》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分。她把手稿寄给宋淇夫妇后，又再寄一份影印本给他们。
同年3月25日，宋邝文美就回信给她：
前日收到《小团圆》的正本，午间我立刻写了封信告诉你，让Stephen下午办公时顺便付邮。傍晚他回家，带来另一包裹，原来副本也寄到了！于是我们就不用你争我抢，可以一人一本，先睹为快。
宋邝文美又说，他们夫妇要花点时间才能详细响应这部作品，她还认为张爱玲应该“早已预测有些地方会使我们觉得震动”。不过她请张爱玲放心，指出她自己已经比以前更加开放了，不像以前那么保守和闭塞；并且相信没有人会像她那样能够彻底了解张爱玲写作这部作品的原因。
而宋淇读完《小团圆》后，就写信给张爱玲说：我们不是保守的人，我们国家的观念较保守，但我们要面对现实的问题。“无赖人”死了的话倒没什么的，或在大陆没有出来，也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人就在台湾，而且正在等翻身机会，至少可以把你拖垮。小说中说他拿走了所有的来往书信，可能还保存在手，那么成了“铁证”（documentary evidence），更加振振有词了。所以张爱玲必须改写他的身份，让他死于非命，开不出口为佳。
这里谁是“无赖人”呢？原来上海话“无赖人”读音跟“胡兰成”相近。
宋淇强调了当时胡兰成人在台湾，而且正在找机会翻身；如果张爱玲推出这部作品，正好就给了他一个机会，就算无法翻身，至少可以把张爱玲拖垮。宋淇又提到，“无赖人”手上原有很多书信，因此宋淇建议张爱玲修改故事，将主角的身份写成一个双面间谍，结局要令他死于非命。这样胡兰成就不能说自己是当中的主角。然后再修改主角的身份，原因与《色 ．戒》的问题相近；主角不可以是任何一方的间谍，特别不可能是国民党的间谍，因为国民党的间谍必定能完成任务的。
此外，宋淇也表示，邵之雍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其实都可以不必写明，因为小说究竟是从女主角的观点出发。女主角爱他的人，并不追究他的身份。如果说他是双面间谍，是被日本人或伪政府打死都可，甚至给政府的地下分子或共产党地下分子打死也无不可。
你不必去研究他的心理，因根本不在正面描写他。只要最后发现原来是这样一个言行不一致，对付每个女人都用同一套，后来大家聚在一起，一对穿，不禁哑然失笑。在此之前，九莉已经幻灭，去乡下并不是怀念他，而是去看一下，了却一椿心愿，如此而已。
张爱玲对此回信说她自己钻入小说太深，没有想到宋淇所提到的有关台湾和国民党的情况。她记得有一个近似的真人故事，有一个名叫袁殊的自命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大摇大摆带着厨子等一行十余人入共区，立即被拘留。但若是用伪官还是不行。因此或许可以改为台湾人我教过一个台湾商人中文，是在日本读大学的。跟清乡的日军到内地去做生意。战后潜伏的乡下只要再南下点就是闽南语区。另外，还有个德国侨领曾经想征召我姑姑去重庆搞活动，这人也许可以派上点用场。至于九莉跟小康等会面对穿的事，只好等拍电影再写了。
在这里，张爱玲自己有两个概念，第一是把男主角改为台湾人。张爱玲曾教过一个到日本读大学的台湾人学中文，那人跟着日本军人到中国做事，战后要躲到农村。第二是一个曾经叫她姑姑到外地去的德国人。
然后她在信上又道：“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宋淇一星期后就回信再谈故事结构上的问题。他告诉张爱玲：我知道你书名《小团圆》有讽刺之意，才子佳人的小说通常男主角中状元，接着三妻四妾，个个貌美和顺，成为所谓大团圆。现在这篇小说中的男主角是一个汉奸，要躲到乡下，跟他一起的女人，一是被他休了，或者是看穿了他的为人，结果只有一阵风光，连小团圆都说不上。
宋淇又说：故事主角名叫九莉，是一个胆大而非传统的女人，她的爱是无条件的。她明白这个男人是汉奸，亦知道他身边有几个女人，如果跟了他就会受到社会舆论和亲朋戚友抛弃，最后她的爱情幻灭，抛弃了那个男人。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定会有人指出：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
我们可以看出，宋淇很早就已表示，当读者认为小说中的九莉就是张爱玲，而那个男人就是胡兰成时；人们可能会指控张爱玲明知胡兰成是汉奸还选择和他在一起，会大肆批评她。到时此应彼和，存有私心和妒嫉的人更是每个人踢上一脚，恨不得踏死你为止。因此宋淇提出警告，到那时候，张爱玲即使说上一百遍《小团圆》是小说，九莉是小说中人物，和张爱玲不是一回事，也没有人会理她。
宋淇还指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无赖人”这一个定时炸弹。而他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进入了中国文化学院教书，大写他的坏文章。后来有人在报章上骂他是汉奸，又批评中国文化学院聘用汉奸教书，于是他才被迫离开，以后仍用化名写文章。如果《小团圆》出版的话，他就可以乘机大出风头，写他自成一格的怪文把张爱玲拖下水。
因此宋淇很担忧《小团圆》如果发表，等于肥猪送上门，胡兰成还不借此良机大出风头？他就会写自成一格的怪文不停地说：九莉就是爱玲，某些地方是真情实事，某些地方改头换面，其他地方与我的记忆稍有出入等等。“洋洋得意之情想都想得出来。一个将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来？”
宋淇指出，张爱玲成为人们的偶像后，已构成了她自身的限制和痛苦。他指出以前曾经说过张爱玲已经成为一个偶像，因此有各种限制和痛苦。而且，读者群众的心理往往不可理喻。张爱玲之所以有今日，正是因为读者喜欢她的作品。虽然，有一些学院派的文人支持她，但政府将把她归为反共作家。因此如果《小团圆》发表的话，她可能会身败名裂，而她在台湾的事业也可能会完结。
接着宋淇又说，他知道张爱玲在写作时想把九莉写成一个不寻常的、不按习俗生活的女人，就是英文的unconventional，但这点并没有成功。只有少数读者也许会说她的不快乐的童年使她有这种行为和心理，但大多数读者不会同情她。
其次，宋淇说他知道有些事积在张爱玲心中很多年了，想一吐为快。那就像他自己身在电影界这许多年，对于许多事常假装不知道，但最后都会压制不住，瓦解了。现在，你已写出来了，这点也已做到了。然而我们应该冷静客观地考虑你的将来和前途。以上这些就是宋淇的一些考虑。
后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解释：
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但是以前因国家主义的制裁，一直无法写。我是真的没有国家思想，这也是中共对我没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我跟陈若曦在台北的谈话是因为我对国民政府的看法一直受到我童年与青少年的影响，并不是亲共。近年来觉得monolithic nationalism（单元化的民族主义）松动了些，例如影片中竟有主角担当英美间谍却不爱国，所以把心一横，写了出来，是我估计错误了。也是因为我对台局的看法比一般人悲观但愿毛带病延年，与蒋一样长寿，多闹几年文革所以写这么长一篇东西不光为了此时此地。至于白便宜了无赖人，前一封我信上也担忧过。他去台大概是通过小同乡陈立夫，以前也帮过他忙改成double agent（双面间谍）这主意非常好，问题是我连间谍片与间谍小说都看不下去。等以后再考虑一下，稿子搁在你们这里好了。《小团圆》的书稿原本在我家，我父母后来转给了皇冠保管。这篇稿至今还没有出版，原因刚才提到了，张爱玲的遗嘱写道：“《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但我们至今没有将它销毁，目前存放在皇冠的保险箱里。我也还没读过，我也并不心急，因为我有一些事还要考虑。在我作决定前，我想先弄明白当事人的意向和理由。从书信来看，张爱玲当时搁置的理由第一是怕胡兰成占便宜，但现在胡兰成已不在人世。这个因素已经无效；第二是国民党特务不可能犯错，主角必须是双面间谍，回看今时今日国民党特务常常做错事，加上台湾二十多年没有戒严，现在也似乎已不用担心这些因素。
最后，我们谈谈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
在1982年的书信里，张爱玲谈到朱天文托人在加州的友人送书给她。当中有三本胡兰成化名写的关于禅、中国小说史和礼乐的书。张爱玲随手翻一翻，发觉里面有许多引用她的《红楼梦魇》和她别的书。在信中她说：“我马上扔了，免得看了惹气。”
1981年，张爱玲在信中又写道：“大成与平鑫涛两封信都在我生日那天寄到，同时得到七千多美元（内附两千多是上半年的版税）与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
一直到现在有很多人说张爱玲还喜欢胡兰成，不过从这书信看来，我不认为有那回事，张爱玲在提到他的时候都是咬牙切齿的。
我的讲话就是这些，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