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犹记潇湘细雨时

——我的大学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5 次 更新时间:2010-06-02 08:44:47

陈来 (进入专栏)  

  

  就我个人来说,在内蒙兵团的劳动可以说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长沙上大学的念书可以说是苦其心志,动心忍性。我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大任,但这些做工农兵和做工农兵学员的经历在我的人生中都有正面的意义。在内蒙的社会实践中打下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开始养成阅读经典原著的习惯;在工农兵学员的时代继续拓宽和发展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而且经过了比较系统的理解能力的训练,提高了综合素质。这些可以说都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作了铺垫和准备。

  

  七十年代前期做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我人生历程的重要改变。上大学的前前后后,酸与甜,苦与乐,都充满其中,至今记忆犹新。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里所谈的,纯粹是一点个人的经验,并没有什么代表性,把它写出来,只是为以后的人了解那个时代的丰富性提供一点素材而已。

  

  一

  “大漠三千里,黄水五百廻”,这是我当年下乡在内蒙古巴盟河套以西的乌兰布和沙漠中所作的一首词的开首两句。青年时代,意气风发,1969年春天,我离开母校北京三十五中学,抱着“屯垦戍边”的理想,与本校的一些朋友相约一起奔赴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参加刚刚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兵团1969年1月组建,我们成为内蒙兵团的第一批兵团战士,习称“北京第一批”。我所在的一师四团,北临阴山脚下,南延伸进入乌兰布和沙漠,横跨杭锦后旗和磴口县两地。我所在的连队位于全团的最南端,向南不到30华里是三团,东距河套的西端大约二十余华里。在我们连,北京第一批来的知识青年,除了我们学校作为男校的同学,从老初一到老高三不等,还有来自在北京与我们学校隔街相邻的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们。我们的连队,距汉代朔方郡窳浑古城的遗址只有五、六里路,站在我们的住处向东远望去,风化了的古城遗址是一拔平地而起的方形土包,傍临着北面一片海子,在落日的照耀下,显得奇特而非凡。多年之后,九十年代的中期,我才偶然看到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在1965年发表的有关乌兰布和及窳浑古城遗址的长篇论文,与记忆相印证,十分亲切。

  

  在沙漠中开垦荒地,引黄灌溉,种植粮食作物,是我们“屯垦戍边”的日常任务,因此生活的磨炼主要是繁重生产劳动的“劳其筋骨”,和少油无肉饮食的“饿其体肤”。艰苦生活的磨炼强化了体力和意志应对恶劣挑战的能力。我在内蒙兵团的基层连队生活了四年半,其中有一年多时间是在附近的沙金套海人民公社“支农”。支农是当时所谓“三支两军”的一部分,内蒙兵团是属于部队序列,连以上干部是现役军人,所以由现役军人二连王指导员和五连黄副连长率领我们一行十余人担任对周边人民公社的支农工作。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学大寨等运动。但即使参加支农工作,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不脱产的,和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晚上组织开会学习。在内蒙兵团的这一段,由于我的劳动和综合表现算是较好,在连里作过班长、排长,排长是我在内蒙兵团的那个时期男知青可担任的最高职务。

  

  我在内蒙兵团时期,劳动之余,很注意读书。除了随身带去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等外,在1970年以前已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1970年在磴口的巴盟图书馆得到一本《马恩全集》第二卷,非常高兴,因为其中有久寻未得的《神圣家族》。1970年庐山会议后批陈整风,提倡学六本书,我又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与德国古代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工资价格和利润》,《反杜林论》,阅读这些书,加上在支农实践中的运用,自己感觉到在思想方法和理论思维方面进步不少。我那时还常常翻看《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所以毛语体一度对我的文体影响很大,直到后来念研究生的时候才逐渐转变过来。其他的理论书也读,空想社会主义者里面,魏特林的书论不平等的部分我印象较深。文学方面开始时喜欢三曹和白居易诗,后来颇留意辛弃疾词,常翻看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也看过几本高尔基、茅盾的小说,但这一时期小说看的比较少,因为我在中学和早期文革时代看过的小说甚多。此外喜欢传记作品,当时内部出版的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讲邦迪传记的《出类拔萃之辈》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尤喜欢读梅林的《马克思传》,直到上大学后仍然常常读《马克思传》。

    

  二

    

  1972年,内蒙兵团开始推荐知识青年上大学,这一年我们团进行推荐的时候,我尚未从支农工作回来,所以没有参加推荐。这是兵团知识青年第一次有正式合法的机会离开边疆农村,回到城市,而且是以上大学这种人人羡慕的方式。所以,虽然这一年夏天每连只推荐了一个人,但这对知识青年群体特别是其中的精英仍构成一个很大的冲击。从前那种没有其它任何选择的、平静的“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红在边疆”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在新的选择面前,以前的誓言渐渐褪色而开始变得失去意义,青年的各种理想在新的可能面前纷纷跃动起来。我的两个朋友在这一年都被推荐上了大学。我在一首词中写道:“同心数人去,当时已怅然”,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我那个时候有点遗憾,因为我觉得,当时如果我在连里,被推荐上学的可能性很大,可惜我却不在。这一年夏天我在离家三年多后第一次回北京探亲,心情多少有一点沉闷,在河南干校的母亲给我父亲写信,说我总是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安慰自己。

  

  回到连队,在劳动和工作中,作为排长,我一贯以身作则,和大家一起,天天挖渠、浇地。好在我有一个排部,里外两间,晚上学习方便,指导员还特别在大会上表扬我的学习精神。1972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下一年推荐上学要增加考试的分量,我的一些中学同学就从各地返回北京复习。不过我那时在连里也没有复习数理化,劳动之余,晚上在我的排部里主要还是看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书。没有复习数理化的原因,固然是因为每天劳动,没有集中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在当时连队生活中,每天宣传讨论的都是如何扎根边疆、红在边疆,在这种氛围里准备文化的复习,会成为一种反讽:作为知识青年干部,天天组织大家学习,要扎根边疆,自己却一心准备复习考试,回到城市上大学,这使自己在道德上觉得很难说服自己。

  

  1973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以本连惟一被全票推荐的人上报团里,以我当时在团里的名气、表现,如果照1972年主要依靠单位推荐的方法,应当说,我上北大、清华那是顺理成章的。就理想的专业而言,我在1972年的时候已经把苏联人编的第三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看得很熟,因为这本书是毛泽东写过批注的,所以当时最想念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但是,这一年文化考试也成为主要指标,于是,由于我数学复习准备不力,按考试成绩排名录取,我被分配录取到位于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自动化系。我得到团里的通知,知道自己没有得到回北京上学的机会,而两个候补的人却顶替年龄过线的人分到北京的高校,心情多少有些沮丧。

  

  就我们兵团来说,当时工农兵学员的选拔的确是“百里挑一”,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大家,那时能够被推荐上大学,离开下乡之地,绝对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而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年上大学已经是肯定无疑的,问题只是能不能上一所自己理想的大学、理想的专业。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心情和反应算是比较特殊的。

  

  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信下来,录取院系变成了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这对我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本来录取的决定是高校招生人员和师团政治部门招生办的共同决定,高校招生同志回校后不能随意改变,我们团所有被录取的考生最后拿到的录取通知都和在师里团里的录取决定一致,唯独我的录取通知出了问题。团里政治处也觉得很意外,负责招生的张干事说要不你明年再上。连里的朋友也为我可惜。可是我想,如果因为学校和专业不是自己理想的选择而转等明年,被别人说起来也不太好。所以我没有选择等待,1973年秋天如期赴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报到。在我人生中的重要选择关头,我往往都是宁可选择避免外在的道德批评,而忽略实际的功利得失。但是,在行动上作出选择和在心情上保持平衡是两回事,在从北京到长沙的火车上,火车上播送的是《到韶山》的优美女声,我的心里却总出现《红楼梦》里的那两句曲子:“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三

    

  众所周知,1973年这一年招生结束时出现了张铁生信的事件。我记得他的信大意是说,他担任生产队长,不能离开生产队工作去复习,所以无法答好答卷,因此他对这一年的招生方针提出意见。张铁生后来积极参与四人帮的政治活动,并被判刑,这是他自己必须要负的责任。但仅就1973年夏天他所写的这封信来说,在客观上揭出了当时党内两条路线的分歧在青年和教育问题上的矛盾冲突,绝不是笑话。我当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包含着“红”与“专”的复杂冲突。当时主导的路线是文革的极左路线,在这个路线下,发动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扎根农村、扎根边疆”,成了这个路线对全体青年的“红”的要求,也是当时主流宣传的价值和理想。按照这个路线的逻辑,工农兵上大学,自然应当推荐那些最符合当时主流价值表现的青年去。另一条路线是力图纠正文革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阻碍,大学必须以“专”为要求,以赶上世界的发展和追随时代的进步,以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按这个路线的逻辑,应当选拔那些知识基础好,文化考试水平高的青年上大学。后来我们知道,1973年的推荐考试方法,是周恩来推动的1972~1973年在教育领域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结果。因此不难理解,1973年的重视考试的选拔结果实际上构成了对当时主流文革路线和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偏离,按照这一路线,青年会选择专心复习数理化,不再会认真追随主流路线宣传的那一套扎根农村、扎根边疆的价值和理想。这两条路线的分歧不能不在青年身上引起价值上的迷惑。张铁生的信就反映出这种迷惑。张铁生信被“四人帮”利用而把问题提到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原则上,主流的文革路线当然就会占上风,以所谓革命化压倒现代化和专业化。何况1973年夏天正是文革路线准备大举“反回潮”、“反复辟”、保卫文革成果,而苦于炮弹不够的时机。这就是在文革这样的特殊时代里,张铁生的信必然被高度政治化的内在原因。

  

  四

    

  中南矿冶学院(曾更名中南工业大学,现名中南大学)当时是冶金部几大院校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有色金属矿业冶金研究和教学机构,地质、矿山、选矿、冶金、特冶、材料、机械、自动化,科系齐全,每个系拥有一座独立的大楼,它的校园当时在长沙是最好的。地质系拥有全湖南省惟一的一级教授陈国达,粉冶专家黄培云则在四十年代毕业于MIT,是著名学者赵元任的女婿。(1997年我第二次旅居哈佛,在赵如兰教授家看到中南工业大学的赠幅,问起她与中南工大有何渊源,才知道老校长黄培云是其妹夫,四十年代在MIT。)我到学校以后更明白了,自动化系是当时大家认为中南矿冶最好的系,而地质系被认为是最艰苦的系。同情我的人都认为,有人通过走后门,用“掉包”的办法调换了我的专业,把自己的子女或关系换进了自动化系。报到之后,我登上学校后面的岳麓山,细雨绵绵,使得我的心情很难敞开,在山上套宋人词意,凑了一首小词,调寄浪淘沙:

    

  细雨麓山濛,雾满石亭,低眉信扫尽秋容。红叶虽无落地意,何奈秋风?独步且徐行,漫踏林丛,遥闻山下有钟声。举目不及三丈远,只有桐松。

  

  落地本亦可用飘落,但落地的地指的就是地质系,这是无可改的。上面所说的,涉及到我在上学前和入学初的一段心路历程,从未与同学提起,所以我的大学同学都没有人知道,系里的老师也不知道。这件事本来也不必特别提起,因为没有什么代表性,算是特殊经验。下面言归正传。

  

  从“大漠孤烟”到“潇湘绿水”,生活与环境起了根本变化。长沙是一座古城,但我们那时对长沙的文化历史毫无理会,我们所知道的是,“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我们所知道的是,长沙是一座革命的城市,我们所参观的都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不过特别值得回忆的是,湖南当时的农业在全国最好,我们的学生食堂,大米青菜,鸡蛋猪肉,样样不缺,商店里花生米等小吃都无票证的限制,不要说比起当时北京有粗粮供应的生活要好,就是邻省广东的同学春节回家也是从湖南大量购买猪肉。仅从这个角度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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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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