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中国制造业的奇迹与血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3 次 更新时间:2010-06-01 1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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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佳琳  

  

  郭台铭过去习惯于一切尽在掌握。几年前,鸿海(Hon Hai)开年会时遇到地震,投资者吓得大声尖叫,打断了他的讲话,身为公司创始人和董事长,郭台铭只是板着脸,寥寥几语就让会场安静了下来。他说:“不过是一场地震!”

  这种作风贯穿鸿海上下——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商,鸿海也以其商标名富士康(Foxconn)闻名。二十年来,鸿海在运营上一直遵循三条原则:权威、控制、纪律。

  而现在,并非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一连串的自杀事件动摇了郭台铭制造业王国的根基——位于中国南方城市深圳、拥有30万员工的厂区。年初以来,12名员工先后从跳楼自杀;其中10人身亡——过去一周就死了3人。

  这些死亡事件令富士康的工作条件饱受抨击。人们还推而广之,将矛头指向整个中国南部地区。在工厂遍布的华南地区,富士康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象征。“世界工厂”同时体现了中国制造业奇迹最好和最糟的一面,还代表着铸就这一奇迹的广大农民工。

  对于中国南方的工作条件,国际上早有争议。一些西方服装品牌,如Timberland和耐克(Nike),以及从该地区低廉生产成本中获益的跨国零售商,如沃尔玛(WalMart),都在海外受到了批评。但富士康的死亡事件在中国国内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争论。富士康和当地政府均表示,每一起死亡事件的背后都存在个人原因。但批评人士指出,压力大和孤立的工作环境加大了自杀风险。全国各地的学者、劳工维权人士和年青人,都把自己的国家比作工业革命时代不重人性、只追求进步和利润的社会。

  “富士康让我想起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某网络论坛的一封匿名帖子称,“它揭示了一个人类沦为庞大机器齿轮的世界。眼下这里正在发生的,不正是这种情形吗?”另一篇帖子写道:“这不仅仅是富士康的危机,也是我们的危机、我们的悲剧。”

  富士康的客户们越来越坐立不安。上周拒绝就自杀事件置评的索尼(Sony),如今加入了惠普(HP)、戴尔(Dell)和苹果(Apple)的行列。5月28日,索尼宣布,将重新评估其生产伙伴的工作环境。不过,分析师表示,作为全球电子产品生产链的支柱,富士康不太可能因此丢失订单。

  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立雄看来,富士康自杀事件从侧面体现出一个更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他指出,虽然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但中国工人并没有受益。他表示:“我们国家在和别人拼最低价,因为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因此,我们的发展建立在众多血汗工厂的基础之上。”

  这种论点并不新颖。事实上,北京和广东省(富士康总部所在地)政府的高级官员均曾表示,中国必须改变发展模式,转向更高端、更可持续的经济活动。

  但杨立雄教授表示,这样的改变很难落到实处,因为中国衡量官员绩效主要看经济增长状况。他表示:“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具有压榨工人、扶持盈利企业的动机。要想改变,唯一的办法是把政策着眼点放在底层人民的需求、而不是上层人士的需求上。”

  这种情况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因为中共当局毫无推行民主的意向。不过,政府目前正紧张关注着富士康的事态发展,力求避免发生骚动。5月28日,中国媒体得到指示:不准大肆报道此事。

  5月28日,富士康宣布,计划将员工工资上调20%,以平息事态。目前富士康工人的月基本工资为950元人民币(合139美元),算上加班工资,多数工人每月可挣到2000元左右。富士康的全球业务模式,是基于遍布中国各地并延伸到海外的巨大制造基地,其全球员工多达80万人——这个体系必须如时运转,不容许出现故障或传出负面消息。

  诺基亚(Nokia)手机、iPod、惠普电脑、索尼的PlayStations游戏机和数码相机——这些产品大部分由代工厂商生产,而去年营收1.959万亿元新台币(合610亿美元)的富士康,则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郭台铭走到这一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950年,郭台铭出生于一个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人家。他毕业于一家海事专科学校。1974年,他向母亲借了一笔钱,开办了一家塑料加工厂,生产电视机用的零件,后来业务扩大到个人电脑领域。其后,郭台铭与戴尔等外国企业签署了产品组装合同。1988年,当台湾劳动力成本开始节节攀升时,郭台铭把此项业务转移到了大陆。

  在数十年的扩张和多样化过程中,有一点一直没变:郭台铭始终严密掌控着企业的方方面面。

  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商业逻辑的支撑。构成富士康客户基础的知名电子产品企业,对保密性的要求很高。由于相互竞争品牌的产品很可能出自同一条生产线,只有确保任何设计或技术细节都不会泄漏到工厂之外、或为其他品牌所知,富士康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富士康一直拒绝外部人员进入工厂。现在这条规定已经有所放松,但来访者仍然要遵守严格的限制规定。“可以说我们在一个高度安全的环境下运转”,富士康一位高管表示。“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郭董成了一个控制狂。”

  郭台铭成功打造出了全世界最精密的制造机器之一,因此他相信,没有谁比自己更懂得如何运营一家工厂。对于所有的批评声音——无论是来自车间工人、董事会同僚还是投资者——他都置若罔闻。他会在鸿海总部简陋的员工餐厅里搭设的讲台上,向分析师或记者发表演讲,这些演讲让人对他感到敬畏。鸿海总部位于台北郊区沉闷枯燥的土城。而在管理层会议上,如果他认为高管提出的问题很愚蠢,就会让他们罚站。

  在公司等级阶梯的更底层,生活都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富士康的工人们每天可免费享用三餐——由亚洲最大的厨房准备——但必须在特定时间、去特定的一家餐厅就餐(厂区内有好几家餐厅)。“否则,后勤部门根本无法同时为这么多人提供食物,”富士康的发言人刘坤解释道。

  近90%的工人都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宿舍的门必须时刻保持关闭。在部分生产线上,连工人什么时候能上厕所都有限制。

  尽管富士康的工作条件显然十分苛刻,但人们对这里的工作还是趋之若鹜。“在富士康工作不是特别糟糕,”现年28岁的前富士康员工青桐表示,她刚刚出版了一本讲述自身经历的书。“条件比其它多数工厂都好。”青桐现在正在休息,专心照料孩子,她希望以后再工作,但想当一名作家。她没有文凭,但表示自己系统学习过很多科目——在公司的图书馆和网上。

  然而,尽管深圳招工中心外每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排队,观察人士表示,严苛的管理制度将日渐丧失其吸引力。“我们这代人的眼界更加宽广,与我们的父母相比,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多,”青桐表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再只是忍受。”

  1985年至1995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鼎盛时期出生的截然不同的一代人,正在步入劳动力市场。“这些独生子女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因此与自己在农村的老家并没有强烈的情感纽带,”杨立雄教授表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更低,因此一旦情绪遭遇挫折,就更容易受到伤害。”有些分析师指出,这一点让他们更容易选择自杀的方式。

  富士康并不是唯一遭受连环自杀案困扰的大公司。在法国电信(France Telecom),也连续有员工自杀,今年以来就有11起。上海交通大学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研究室主任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表示,有自杀倾向的人会模仿自己听到或看到的行为,因此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群体自杀现象发生。富士康也以类似的论点回应对其工作条件的指责。

  上周,郭台铭亲赴深圳处理危机。他陪同数十名媒体记者参观了工厂,并主持了一个由心理学家和社会学专家参与的小组座谈。他在厂区内四处走访,试图与员工打成一片,他甚至下令在建筑物四周安装约150万平方米的安全网。

  但就在这位富士康老板离开后数小时,又有一名年轻男性员工跳楼身亡。富士康的管理人员表示,他们已束手无策。

  “最新的这一案例,我们甚至已经知道他会跳楼,”一位经理表示。“我们派了另外两个工人睡到他旁边,而且他的同事也试图拦住他。但他使劲挣脱了他们的手,还是跳了下去。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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