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从陈独秀到顾准和李慎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23 次 更新时间:2010-05-18 22: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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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一、激进与自由的双面人──陈独秀

  

  李慎之先生(1923-2003)仙逝,一个严肃的问题需要人们作出认真回答:李先生从二十世纪90年代起成为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意味着甚么?愚意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二十世纪世界和中国思想发展的全局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简单地说,自由、民主、法治思想与极权主义的生死搏斗,是牵动二十世纪人类思潮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后者利用了现存制度的社会不平等和国家不平等。于是,以消灭社会不平等为旗帜,写下了苏联七十四年的血腥历史。以消灭国家不平等为职志的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则在许多国家程度不等地加上两种作料: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以民族特点为借口营造专制体系。

  中国的思想和历史发展是这个大格局下的一个重要拳击场。搏斗双方的分歧不在要不要一个独立的中国──消灭国家不平等,而在要一个甚么样的中国:是现代主流文化指引的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国,还是另辟捷径,“毕其功于一役”的中国?简单地说,依然是现代主流文化与极端思潮之间的搏斗。其中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是由三件事决定的:

  1、他继承严复、梁启超等第一代启蒙思想家的未竟事业,发动了以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为现代世界主流文化在中国生根清扫路障建立了永恒的功勋。

  2、进入20年代后,他成了激进的极端思潮的代表。

  从领导创建共产党到成了极端主义小组织──中国托派的领袖,其所作所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尝试把除社会民主主义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中的两个(列宁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应用到中国。而这两大流派的共同特点,是夸大现代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基本架构的缺陷,把发展过程中的参与面不足和分配不尽合理,说成是它们应予彻底摧毁的理由;从而抹煞了社会管理的历史经验。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甚么民主政治,甚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是“欺骗劳动者的”1。“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2于是,他所向往和鼓吹的“革命”,不是维护和加强民主、法治,扩大人类自由,而是告别主流文化,建立崭新的“人间天堂”。

  3、从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步告别激进主义,向现代主流文化回归。

  随着政治实践的进展,特别是苏联政权残暴本质的暴露,他逐步认识到,托派“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3,“所谓『无产阶级专裁』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度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因此,他断言:“『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4二十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许多著名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和大批热血青年把苏联看作理想世界的化身和中国的明天,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可谓石破天惊的棒喝!

  从1903年5月组织安徽爱国会算起,至1942年5月离开人间,陈独秀三十九年的辉煌岁月,是分别以激进和自由为标志的双面人。这两面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潮变迁的侧影。他在自己生命最后几年回归现代主流文化的大彻大悟,则开启了三十年后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觉醒的端倪。作为这个觉醒过程先后飘扬的两面旗帜,还有顾准和李慎之。

  

  二、顾准、李慎之倡导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从思想上看,顾准和李慎之是同龄人。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三十四岁,一个二十六岁,都是年轻的老共产党员。1956、57年间,他们同在北京并不相识,却分别提出两个事关历史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顾准的基本思想是:“从全部国民经济生活上说,不让价值规律既调节流通,又调节生产,结果必将割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因而将发生有害的结果。”他认为应该“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赢亏发生程度极为紧密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一定不能忘记“价值规律在客观上是制约着经济计划的”5。透过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带有的烙印和语言,实质是要求把市场作为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推动我国经济向现代经济靠拢。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当时在中国,“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6

  这时李慎之提出的是政治制度问题。李先生回忆当年情景时写道7:

  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冷西同志(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吴冷西)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向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冷西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冷西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

  同一时候,顾准也在思考“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问题。稍后他清晰地说明:“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哲学问题。”“最不重要的问题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个必须正视的政治问题是恐怖主义。“罗伯斯比尔式的恐怖主义是夭折的,社会主义的罗伯斯比尔主义并没有夭折。法国大革命造成了一个拿破仑,社会主义造成了斯大林与毛泽东。”8到了70年代,他终于彻底清算了导致暴政的“直接民主”,毫不含糊地指出:“奢望甚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的真正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9

  无论顾准还是李慎之,在1950年代都还是真诚的共产党员,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残暴统治的真相,是他们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他们在惊醒后渴望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接纳他们善意的建议,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他们冷静地考虑中国的现实,终其一生都没有组建反对势力图谋推翻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的。

  顾准作为殉难者早已寂寞地离开人间。尽管有些权势者仍然视之为异端,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份子却深知:他的文章是他用血泪写下的中国人苦难根源追寻录;咀嚼他的思想遗产,就是继承历史智慧,铭记刻骨锥心的教训。

  现在,积极倡导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李慎之也离开我们了。中国人更不应忘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疯狂,归根到底是由于政治上的独裁专制。可悲的是这个关乎中国国运的关键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乃至李慎之不得不在1999年重新提醒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风雨苍黄五十年〉)

  

  三、寻求民主与专制的历史渊源

  

  顾准和李慎之这对双子星座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客观环境外,他们自身的思想路径也有许多足以启迪后来者的特点。

  他们都在古今中西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反复比较求索,从中西历史差异中寻求民主与专制的历史渊源。一致肯定专制是东方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由、民主、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各种历史因缘际会的产物。顾准认为自治城市、法治、民主、个人权利这一套“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中”,“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甚至是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沙皇统治下所不允许存在的。”10李慎之先生则痛斥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和所谓亚洲价值可以“为万世开太平”等虚骄之气,就是察觉如此“对全人类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故意唱反调,因而有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危险”11。所谓中国可以从内部自然产生出资本主义,有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其实是片面看待一些经济现象,而忽视了资本主义是经济、政治、法权和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体系,没有经济自由和法治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李先生有机会观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新的环境推动着他思考一些新的重大问题。

  第一是对全球化的分析和对阻碍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种种借口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亚洲价值的批判。

  李先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并有深厚的学养。记得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90年代初中国文化书院在泉州举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会上,晚上去拜会他,他直截了当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一套很多人不信了”,应该重新探讨哲学问题。他于92、93年间写就的〈辨同异合东西〉和〈中国哲学的精神〉,体现着他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成果。他在1995年9月13日一封给我的来信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天然地认为中国哲学最符合未来的全球价值,比如『道』的概念就比『神』的概念更好。”

  李先生清醒地看到,全球化不是田园牧歌,必然伴随着血与火及其他污秽,但这是无法抗拒和有利人类长远发展的历史潮流。他深知根本没有甚么统一的亚洲价值,中国必须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拒绝东方主义一类叫嚣。

  与他发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等宏文的同时,1995年5月31日在给我的手教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

  在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是要有真正懂得中国的弱点与缺点而又真正向外国学习的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老老实实,学他几十年,中国是会有希望的,仅仅是自以为是地逞英雄充好汉,只能给我们苦难深重的民族再添苦难。

  这些话绝非无的放矢。他写道:

  现在学术界刮起一股东方主义,反后殖民主义之风。其维护中国文化之志可敬可佩,但是奇怪的是:一,这些爱国志士对中国文化的知识之贫乏,令人吃惊。像我这样七十几岁的老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还比不上六十年前的中学生。二,他们用的“话语”完全是西方“后现代化”的话语,为我这样的人难以了解。这样他们在思想以至语言上都已首先“自我殖民地化”了,却还要义愤填膺地反殖民化,这是当今学术界最为奇妙的景观之一。

  与此同时,李先生严肃指出:“东亚文化(姑且以中国的儒教文化为代表)、南亚文化(姑且以印度的印度教文化为代表)、西亚─中亚─北非文化(姑且以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为代表)。三者大不相同,其差别实不亚于中国与西方的差别。”12侈谈亚洲价值不啻自欺欺人。

  第二,他适时地在中国大地公开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冲破禁锢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李先生适应历史潮流,把80年代以来已经广泛传播的自由主义从思想潜流变为公开合法的公众话语,把这面大旗举了起来。

  他说:“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企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在他看来13:

  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因此,近年来他一再大声疾呼,要认真研究顾准,要重新启蒙,要进行公民教育。

  第三,揭露历史真相,清算专制主义。正如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所指出:“政治舆论一向、并将永远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紧密相关。”14因此,揭露历史真相,粉碎专制统治者及其爪牙刻意制造的历史神话,成了中国回归现代主流文化的重要一环。如果说顾准是在中西历史的对比中清算中国专制主义的老根,那么,80年代以后,人们则直接从对反右、大跃进、文革三大灾难的控诉开始,揭露专制统治的罪恶,为回归主流文化奠定思想基础。在这一影响深远的揭穿谎言、披露真相的刨根活动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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