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首先感谢刘老师、李老师这样盛情地邀请，在著名的三味书屋来跟大家一起交流。也感谢各位朋友远道而来，我们大家非常有缘，见到大家也很亲切，这三味书屋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看好人民的钱袋子》,这个钱袋子指的是纳税人交的税，这个钱是我们的，是全国纳税人的。全国有多少纳税人呢？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纳税人，即使是刚出生的婴儿。并不一定要直接向政府交了税你才是纳税人，只要你消费，实际上就是向国家交税了。过去我们讲钱袋子指的是政府的钱袋子，现在我们要改变这样的说法。我去年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我说，纳税人交了税以后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改变，它还是纳税人的，政府只是受全国人民之托来使用这部分钱，所以这个钱只能再用在纳税人身上，即所谓的要向人民、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但是当时在座的有的专家就反对我这个说法，说过去讲的都是国家的钱袋子、国王的钱袋子，没说是人民的钱袋子，他们对我的说法表示质疑。当时我是做了一点解释，但是好像也没有说服对方。我认为，既然是公共财政，既然是人民的政府，那么收了人民的钱，反过来就只能是为人民办事。所以从法理上来说，不应该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而且过去我们的习惯做法，就是钱收到政府手里以后就跟纳税人没有什么关系了，你也没有什么权利再说三道四了，因为这个钱是政府的钱了。甚至还有看到媒体上的报道，说有一个企业家教训另一个纳税人的故事：企业家是一个纳税人，他在交税，别人也在交税，可是有一个人偷税了，企业家就批评那偷税人，说你千万不要偷税漏税，因为道理上这样做讲不通，那是国家的钱，是不能偷的。直到现在我们看人们解释税收，还是这样认为，那是国家的钱。其实这个说法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对的。这个钱不是国家的钱，是人民的钱。正因为是人民的钱，所以才更不能偷。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的题目是《看好人民的钱袋子》，那谁来看呢？谁有这个权利看呢？我觉得应该是议会，在我们中国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只是一个执行机关，它必须得到人大的授权，所以，所有税收征收的权利应该保留在人大，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宪法》。《宪法》明确：全国人大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这里注意一个区别，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不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因为在我们国家，在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力，你只是国家机关里最高的，还有更高的是政治机关，这个我想不用说大家多少也能体会一些。但是，这不能表明在税收方面，全国人大就无所作为了。我感觉到，全国人大现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宪法》所赋予它的权利。不管人大代表是怎么产生的，但还是代表着12亿纳税人的利益的。当纳税人的意愿要发表出来的时候，当亿万纳税人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当纳税人因为自然灾害或某种原因陷于水深火热的时候，当政府绕过人大修改某种税制或制定某种税收政策的时候，全国人大应当发出具有一定权威的声音来。可是现实又不是这样。去年我们国家经历了许多大事，有突然调整印花税的“半夜鸡叫”，有今年初南方十省区的冰雪灾害等等。在这些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发现媒体在说话，网民在说话，学者们也在说话，唯独人大发不出真正有力量的声音来。这无论如何也是不正常的现象。所以指望着现在的人大发挥如此大的作用，来看好人民的钱袋子看来是要求有点过高，起码现在还做不到。所以我们才要讲，你要看好人了民钱袋子。
那么讲到这，我愿意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耳听到的故事。在2001年的时候，我去香港考察，考察期间，与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李丽华女士一起座谈。在座谈当中我提到香港政府跟立法会之间在税收问题上权利是如何分配的问题。李丽华女士说这个问题问得好，于是她就给我讲一个当时刚刚发生的事。香港特首董建华在1999年想征收一笔新税，用这笔税改造香港的棚户区。香港的棚户区我见过，就是用木板搭成的临时住房，一些流浪者或者大陆偷渡过去的就暂时寄居在这些地方。条件很差，加上都是木板搭成的，香港的几次大火都是从棚户区烧起来的，非常危险。香港特首特别想要改造这些棚户区，但是遇到政府没有这笔预算开支的问题。香港的政府跟我们政府不一样，我们政府没钱随时可以弄来，征收一笔税或一笔费，国务院自己就可以作决定，甚至国务院下属的部委也可以作决定，用所谓的红头文件说征就征，没红头文件还可以制造一个，照样可以征，滥收税费现象屡见不鲜！可是在香港不行，因为香港政府的预算里面，规定每一分钱用在什么地方都要提前安排，你要做预算之外的事情必须另外征税。可是另外征一笔新税，特首自己是不能够决定的，必须要经过立法会的批准。那么香港的立法会是怎么组成的呢？它是香港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大陆一直有一种说法，说香港本来就没有民主，在英国统治下这么久都没有闹民主，现在回归后倒闹起民主来了。这种说法其实不准确，起码在税收财政问题上，香港早就民主了，早就受英国制度的影响，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大家知道，税收就是钱袋子，钱袋子是所有的政治权力中，我认为是最核心的权力。在西方有一种说法，钱袋子和刀剑，是组成国家政权的最主要的两个权力。如果一个国王既有掌握钱袋子的权力，又有挥舞刀剑的权力，那么这个国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必须把这两个权力分开。西方早就探讨了如何把钱袋子从国王的手中抢过来的问题。如果把钱袋子抢过来，国王的刀剑就受限制了，就不那么有力了，而且向着谁挥舞也得听真正掌握钱袋子的人怎么说了。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制度，刀剑和钱袋子都掌握在皇上的手中，任何人包括宰相都没有这个权力。香港很早就实现对这些权力的分制。特首董建华要改造棚户区，必须想办法找到钱袋子，解决钱的问题才能做成这个事。但是找钱袋子的事就必须要先得到立法会的批准。于是特首就提出预算议案并提交给立法会审议。这个预算审议过程在民主国家是最麻烦的也是最难的事，尤其是开征新税的时候。因为香港的立法会议员都是香港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站在议员后面的就是投他那一票的选民，议员得对选民负责，议员承担着选民代言人的角色，议员不能违背纳税人、选民的意愿，否则议员将丧失选票，丧失所有的政治利益。当特首把第一份议案提交给了立法会后，立法会就开始了漫长的审议过程。要举行频繁的听证，要搞专项的调研，听取社会各界的呼声。甚至纳税人的某个群体对这个议案表示严重不满也可能会游行，绕着政府大楼或者议会大楼进行抗议。经过这些程序后还要进行投票表决。不光在香港，西方国家的议会在审查预算时都要花很长时间，而且项目也非常细。并不像我们人大代表弄一张纸，上面写什么像教育费增涨了多少，国防费增长了多少就完了。议会在审查预算是一项一项非常具体的，这个钱花在哪了？是不是用在哪个学校了？是不是用在修桥梁了？哪座桥，应该不应该修？都要经过严格论证。等到这一切程序都做好后，香港立法会就开始对特首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结果却没有通过。也就是说，这个议案又退回到特首手里。这事让董建华感到有点郁闷，他想，怎么会没通过呢？这么好的事情，对改造城市景观非常好的事怎么能不做呢？而且确实有一批人在要求这么做，但是很多人提出的异议也有道理。特首就把这个议案做了一些修改，第二次提交到立法会审议。第二次审议，原来经过的程序还要再来一遍，民主有时候是很麻烦的事。于是议会里面该听证的听证，该吵架的吵架，急了也可能动手。因为面对面地讨论，怎么就说服不了对方时，常常会出现动手的现象，这些现象在西方议会，尤其像台湾、日本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没什么稀奇的。那么，第二次又折腾了一遍，架也吵完了，该举手投票了。一投票，又没通过，议案又退回到特首手里。这时候，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特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这个税不征了。两次都没通过，看来这事是不是不能做，那就把它收回来，大家也都安生了，不提就过去了。第二个选择，就是解散立法会。太不象话了，不就征那么点税吗？香港人每人也出不了多少钱，怎么就是不让征呢？一定是立法会的人有问题。特首有这个权力，可以解散立法会。可是解散立法会是不是说就可以没有立法会呢？不是的，还得组建新的立法会。这个新的立法会还得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香港人一票一票地重新选择。不能是特首自己找一帮好朋友、哥们，坐一屋子，什么议案能通不过？那就不是民主了。于是新的立法会选出来，又坐这开会了。这新的立法会审议的第一个议案，必然是特首提交的议案。因为上一届立法会解散，就是因为这一件事引起的，所以就得先来审议这个议案。这个时候，特首后悔都来不及了。如果想撤回议案不征了，不行，不能够不审议了。现在特首只能在旁边看着，没有别的选择。新的立法会开始审议这个议案，又是按程序重新再来一遍。如果通过了，那这个税就可以征了，没问题。如果通不过怎么办？特首就得辞职，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权力制约，就是民主，就是人民在看自己的钱袋子。你又想掏人民的钱袋子了是不是？你又打人民财产的主意了是不是？那么好，立法会这关你通不过。通过了可以征，通不过不许征。
所以这件事对我，可以说不是一般的启发。香港回归好几年都已经过去了，闹了半天我作为一个学者，居然对香港制度一无所知，所以回内地之前我把人家三大本预算制度都给搬回来了，这么厚一本儿，这还只是一小部分，非常的详细。那是都是法律啊！立法会通过的就是法律，每分钱如何花都有法律规定。所以我就开始明白了什么叫人民的钱袋子，什么叫看好人民的钱袋子。这样的体制之下，哪一个特首或哪一个总统能做太大的坏事儿？他想胡作非为，经过这么多人的监督，他做得到吗？这就是民主。表面上看起来，代价不小，过程很慢，成本不低。但是如果你算总帐的话，谁合适呢？人民合适。那么这里面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的话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第一，为什么一定不要让国王既掌握钱袋子又掌握枪杆子？这个道理我们讲过了，但是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中国人未必深刻地体会到，而且在现有我们遵从的制度上，哪些才是薄弱环节？我们未必就看得清楚。比如我们国家财政税收的权力基本上都是在政府的手里。三十多个税种里面，实际上只有两个税种是经过全国人大审议的。如果政府要对税收或税制做些调整，完全可以绕过人大，就像我们去年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印花税的调整没有经过人大，它是半夜突然出台的。利息税的调整，人大只是表了一个授权的姿态。我还专门写过一篇评论文章说得是《应该怎么授权》。我觉得人大授权完全就是一种姿态。为什么呢？授权首先要表明这个权力在你手中，可是你这个授权就说，政府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自己做调整。授权应该是有限度的，税率在多大的限度之内可以上下浮动，高于这个限度你就要通过我的同意。现在没有这样，就是说你看着办吧，你看怎么合适你就怎么调整，这叫授权吗？还有一点，授权呢我可以收回来，如果我看你搞得不好我可以把这个权力收回来。在什么条件下你没有处理好，比如，利息税的问题，银行已经负利率了，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人民生活已经感觉很困难了，你还要征这个税，这已经失去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了，那你应该收回来，应该不征了，可你还要征，那你就应该把这个权利还给我，我来处理。我们能够把它收回来吗？人大哪天把国务院的某项征税权给收回来？这在当今的中国还是不敢想象的。所以这不是授权，那只是一种姿态，是说给我们纳税人听的，您要是较真呢您就信，您要是含含糊糊的呢也就过去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制度设置上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所以既然没有能力对征税的权力进行制约的话，那我敢说，无论是政府或者是国王（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如果没有任何制约权力的话，从理论上说它向我们征多少税都是可以做到的。只有它认为，哎呀，不能征这么高，征这么高社会不稳定了，从维持统治的这个角度说税赋太重啦，大家要不高兴了，社会不稳定了，不好。那就是从道德上去解释了，就是统治者比较明智，它知道这个限度。可是从制度上来说，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你没有篱笆，你没有在征税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之间划一条线。他想对税制、税收政策做什么调整不用跟别人商量，只是事后想起来太不妥了，人大发一个文件，表示授权一下。其实这个权力根本不在人大手上，从整个税率的制定、推出，然后到执行，到最后的调整、修改跟人大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制度基本上还是刀剑和钱袋子都握在一个人手里，虽然不是皇帝了，但还是一个政治集团。这是不好的，应该把权力分散开，这样才能控制与监督，人民遇到非常情况才不会出问题。当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或者战争，这是考验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时候。在这样的体制下估计是经不起考验的，刚刚经历的冰雪灾害就可以看出来。我想大家都有体会。
税收实际上从法律角度解释，就是对人民财产合法的剥夺，征多了纳税人口袋里钱就少了，这是关键的大问题，涉及到每个纳税人的利益问题。我们国家税收学界的专家们经常给大家说，税收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是吗？我想每一个学过税收的人都知道这著名的税收“三性”。其实，这税收“三性’是很有问题的。一个税收跟一个强盗拦路抢劫的性质，分不开。比如说我们路上遇着个强盗，说你把钱给我，这绝对是强制性的，这不强制你能给钱吗？也肯定是无偿的，过去旧社会有黑社会，当然现在也不是说没有。那黑社会不就是坐地收钱吗？收什么？收保护费。所有在我这个范围之内的店铺，你就得向我交保护费，包括居民也有可能。我给你提供服务，这一块是我的地盘，别的流氓就不能进来。这不也有固定性吗？好了，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黑社会收保护费也是这“三性”。那你跟国家收税有什么区别呢？有区别，区别就在于，民主社会中的税收是经过被征收者的同意的、认可的、接受的才能征收。因为你征税是对人民财产权的一种剥夺，就必须要跟被征收者商量。为什么我们说香港的这个例子呢？你从中可以看出来，它实际上是一个商量博弈的过程。大家就这个事是不是该做？是现在做还是以后做？或者根本就不应该做，有个讨论的过程。讨论完了以后投票，大家说可以做，应该做，那就做，合法合理。这就是税收合法性的来源。一个政府与黑社会一样地去征税，它哪来的合法性呢？所以真正民主体制下的税收，应该是协商的税收，应该是纳税人和征税一方谈判得出来的结果。那么，经过协商谈判定下来的税率、税种，它必然是大家愿意遵从的。因为我当初投票选出来的这些人，开会讨论认为应该征这个税，那么很自然，我就会自觉交。既然大家都同意那我就交，没说的。偷税漏税不能说没有，但必然不多，这要被大家看不起。这就是说是大家的钱，你不应该偷啊。而且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是政府的钱，跟咱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国家征税没有这个过程，不能商量，跟黑社会收保护费似的，我说多少就是多少，你们别跟我争，老老实实给我交，不交我把店铺给你端了，没商量的，结果要不你就离开我这个地方，逃了，要不然就被黑社会给灭了。那么在税收领域，恐怕人们都惹不起征税的政府，是不是？但是，他有别的办法。逃是逃不出，逃不出国界你就得交税，怎么办呢？我偷税啊，是不是？既然没有谈判桌，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可是我对你这么征税我不满，我不愿意这么交，那干脆是不是我在经营当中再另外弄一套帐，应报的税我不报了，能逃就逃，你发现了，算我倒霉，你发现不了，就算我的了。于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当中，必然造成偷税逃税成风，而且是不可抑制的一种社会现象。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还有包括个人纳税人。以企业为例，企业当中，有过偷逃税经历的有多少？恐怕100%。说100%可能太绝对了，但绝对是在95%以上。因为财政部自己做了几次调查，公布的结果都是88%以上，而且大家知道，官方发布的数字一般都有水分，不能完全相信。他说88%，我说95%应该没问题。偷逃税范围非常广。个人呢，现在有点难了。个人实行的是代扣代缴制，就是应交的个人所得税单位就给你交了，您甭操心了，可是逃税的机会就少了。它不像西方国家，像美国，每年四月份要报税，报一年的税，收入是多少就交多少税，如果多交了，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还退给你。这是很公平很阳光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不是啊，多交了就是人家的了，跟你没事了。任志强大家都知道吧？房地产大腕。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个经历，大概至少是三年以前，他跟我说，我每年交的个人所得税超过百万，这样的人在中国没几个，但是我交了这个税以后觉得白交。怎么叫白交呢？我交了这么多税，按说给国家税收做的贡献不小，可是等到我真正去办事的时候，发现什么公共服务也没有，我该花钱去疏通关系，该请客送礼一分钱也少不了，而且税务局也没给开张税票。现在多少还有完税凭证，那时候没有。他出国以后，这么一大富翁，人家先问你有完税凭证没有，没有到我们这交税吧。这还麻烦了，他说我们那没有税票。美国人奇怪了，交了这么多税，怎么连个税票都没有？所以这种状况造成偷逃税的情况在我们国家是很常见的。除了实在不能逃的，能逃多少是多少。这对一个社会来说，损害是非常大的。没有诚信啊！不光是老百姓没诚信，政府也没诚信。大家都说能逃就跳，能逃就逃，它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损害那是致命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是在我们这，你这么做那你是傻子。你有逃不逃，你傻。不逃税企业怎么发展起来？人民会自我教育，你的制度对人民没有起到引导作用。这是从香港税收制度中得到的启发。
另外，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征税的权力不在特首手里。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决定税收的权力也不是完全在立法会手里，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因为特首有权力解散立法会，如果解散得对，如果第三次审议通过，那说明立法会错了。所以权力相互制约就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想，就是如果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议会手中，是不是好呢？就是所有的都民主了，都是少数服从多数了，是不是好呢？也不一定。大家都知道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故事，他就是因为大家投票被判的死刑。这就是政治学上，学者们经常说的多数暴政。多数暴政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发生，我刚才跟李老师在讨论文革期间的经历，那都是很多在座的老师朋友们经历过的。就是说权力一定要分亨，要制衡，一定不能集中在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手里。
我们知道中西方的历史进程不同，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中西方制度是怎么形成的。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中西方人们考虑问题的方式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中西方两种文化您能不能用一个字概括一下？一个字，这可有难度。但是最后我还是想出来了。我说出来，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说中国文化是“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多”的文化。为什么说西方是“多”的文化呢？西方文化起源，大家都知道是古希腊。你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古希腊制度就是多元制度，像斯巴达的国王是两个。国王也不是说有绝对的权利，还有元老院，还有公民大会。政治权力在各级机构中是分享的，国王没有绝对的权力。然后到了黑暗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并不像很多人理解的，是人民遭受暴政的时代。确实，宗教方面做了一些过分的事情，但是从政治上来说，是一盘散沙的时代。正是在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的契约形成了。国王、各级贵族还有下面的骑士，他们之间都是用契约联系起来。然后是文艺复兴，就开始把古希腊的东西继承起来了。所以说中世纪没有破坏西方文化的传承。到十一世纪初的1215年，就出现了《大宪章》。《大宪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抢国王的钱袋子，就是说，没有经过贵族会议的批准，国王不能征税，这是《大宪章》最核心的条款。然后再往前发展，就出现了议会。因为制约国王权利得有个开会的地方，大家选出来的代表得商议一下，这个税该不该征，是不是给国王征税的权力呢？于是议会就出现了。议会一出现，开始的时候只是贵族，后来普通的人也参与进来。到了十三世纪晚期，市民阶级、骑士、下层阶级的人也都参与进来了，这就出现了英国的下议院。下议院出现后，很快把征税权利，主要是治税权，给抢了过来。所以最开始的议会就叫财政议会，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审议这个税该不该征。好，征税权力到了下议院，国王很不甘心，这么重要的权力你给我收走了，我以后要干点什么事情还得经过你的批准，国王不高兴，他想把钱袋子再抢回来。于是在国王与议会之间，就发生了频繁的斗争，抢来抢去，抢钱袋子。这一抢就抢了400年。这之间发生过无数次斗争，波澜壮阔。所以温总理曾在“两会”记者招待会说到，人类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他用了“惊心动魄”这四个字。最后，温和革命的发生算是给这场争斗划上了句号，议会占了上风。而查理一世为什么掉脑袋呢？就是因为征税问题。因为征税，议会不同意，他动了手了，派人把几个议员给抓起来。最后，议会通过决议，说他是叛国罪。当时杀他的时候，还没有法国后来那种断头台，那就是刽子手拿个大斧头，生刹啊！这是历代国王里死得最冤的，就因为征税。可是征税的关键性就表现在这里。法国的国王因为征税掉了脑袋的也有啊，谁呀？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为什么爆发呢？就因为产生了税收问题。他想让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征税，结果就召开了多少年没开的议会，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最后他逃跑了，带着夫人，乘着马车，化好妆，就逃，结果没跑了，在边境被拦住了，又给送回巴黎。也是被砍头，他好一点，上的是断头台。这个断头台是他自己精心研究设计的，这回用上了。在西方你可以看到，就在这种反复的斗争、磨合当中形成了后来三权分立的政权。香港的制度只是它的一个缩影。我们看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就是为了这个预算来回折腾，没完没了。仔细分析这里边的权利分割，太有学问了。可是我们这简单了，我们是发个文件就可以征了。哪个更好一点呢？我们这个制度效率高，财政部定个方案，明天“两会”一通过就可以了。我们这个“两会”，大概政府拿给它的方案没有通不过的。因为事情只有做得比较成熟了，才送到人大讨论。所以我们还是没有制约，特别是我们国家的预算。我国的预算年度是1月1日开始执行的，可是人大每年3月份才开，也就是说，1月份到3月份没有预算，等你通过了，已经是4月份了。一年才四个季度，却有一个季度空白，这从制度上来讲，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它就告诉我们一点，预算通不通过没什么要紧。都说人大是橡皮图章，从这点上就能看出来。还有大量的税不用经过人大，不也照样执行了这么多年？增值税，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税种，就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它是以部委的条令形式发布的，不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了吗？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西方这种制度是建立起来了。那中国呢？中国是“一”的文化。要我说，中国也曾经是多元的。人类社会从一开始都差不多。比如说，税收是怎么出现的？财政是怎么出现的？它一开始，比如我们这一屋子人是一个部落的，那时候还没有国王，大家说哪个威望高，就选他做部落联盟首领，他决定什么事也得开会。在西方叫酋帮时代，在中国叫部落联盟时代。那个时候要决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氏族部落的大会，包括首领的任命，世袭制那是有国王以后的事了。到了国家产生之前的最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大禹，大禹做了什么？治水和发动战争，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是为了整个部落联盟的利益。所以中国一开始也是这样。西方进入古希腊时期，出现了许多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那是一个思想、文明的高峰，我们现在还受着它的影响。中国也是这样的，跟古希腊时代几乎平行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诸子百家，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等。我发现中国的思想到春秋战国的高度以后就停止了。我们现在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没有超出2500多年前的水平。比如说，治国要亲民，要和谐，要以人为本，这些理念都是2500年前就提出来了。我们自从出了孔夫子，历朝历代的思想家都是在解释儒家思想，独尊儒术。一直到了明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黄宗羲，他是否定皇权，把一些罪恶归在皇权上，非常大胆。可是别忘了当时是什么年代，正好是明朝没落了，管不着他了，所以他敢说话了。在这以后又不行了，以至于到近代社会就被动挨打了。这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秦代以后就彻底把思想钳制了，不可能产生（思想家）。包括财政税收都是皇上一个人说了算。秦始皇一直到宋以前，对皇帝治税权唯一的制约就是中间有个宰相。宰相在中国政治体制当中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是有些实际权力的。但皇帝很快发现宰相是他的一个障碍，于是从宋代开始就逐渐把宰相也给取消了。宋代设三个宰相，有中书省、枢密院还有三司省。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三司就是今天的财政部。有的人说这不是把权力分散了，可以相互制约吗？对啊，但关键是对谁负责，是谁说了算？是皇上，所以实际上是加强了皇权。从此以后中国人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一定要有一个核心，中国人离了核心是活不下去，日子没法过，所以没有核心也得弄出个核心，这是我们文化决定的。明朝以后就干脆没有宰相了，很有名的张居正，不算是宰相，只是大学士、内阁首府。到了清朝，处理政务最高的机关就是军机处，由若干大臣组成。这样一个制度的好处就是维护了皇权，确保不发生政变，这方面做到了，并且非常完善。但是我们民族的所有创造力、想象力全部被扼杀了，没有了，以至于这个制度越走越窄，曾经中国历史上的好时候，比如唐宋的兴盛风光就不再出现了。到了近代的1840年，鸦片战争，打了一战，我们没醒过来。不就是在广州打了一战，败了，有什么了不起？再说当时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好多人还不知道。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回就不行了，瞒不住了，打到北京了，我们三万骑兵打到只剩十几个，这战没法打了，一直打到皇帝都跑了，然后火烧圆明园。关键是这些事发生以后，中国人开始明白了，咱们可能确实不行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就像现在，明白人总是少数，于是就出现了李鸿章、奕訢的洋务运动。怎么搞起来的呢？因为当时钱袋子在皇帝手里，朝延的一些人说服了皇帝，拿出一部分钱来，政府投资建军工厂，高薪请外国专家，引进先进技术，建立中国自己的舰队，然后派遣留学生公费出洋留学。这些确实推动了社会进步。中国最早的一些设施，最早的邮局、电报、最早懂英文的留学生，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上海外滩就是那时候建立起来的，天津的租界也是那时候开始形成的。那么，洋务运动的宗旨就是“中体西用”。中国的文武制度、文化都好极了，这些不能动，一定要坚持。咱们缺的是先进的技术、器物，比如说设备太落后，管理也不行，就引进这些。这次洋务运动，我把它称为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这次改革开放搞了多少年呢？也是整整30年，就跟我们当今的改革一样。这30年的改革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而突然终止了。强大的北洋水师突然间土崩瓦解、全军覆没。于是中国人又明白了，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器物上，不是因为技术、管理不如别人，不止是这个，应该是制度有问题。于是又发生了“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这批人要求中国改变制度实现民主。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呼吁民主是一样的。但是后来给镇压了，菜市口杀了“六君子”。但是慈禧那时候有个南巡谈话，就跟邓小平有个南巡谈话一样，从南巡回来的路上就迫不及待地发了个谈话，说中国要搞改革开放，而且力度要超过“六君子“提出来的，她已经同意在中国立宪了。她派出了五个大臣到欧洲去考察，回来告诉她。老佛爷没别的办法，要立宪，就要用宪政控制一下王室的权利。你这么大的权利，钱袋子，刀剑都在你手里，不行，要有议会。老佛爷就说，不行那咱就搞吧，不能总这么落后着呀。封建社会有这么个好处：所有者在其位，天下是我的。所以在清末的时候，山西曾经发生过大饥荒，死了大概几百万人，慈禧就带着小皇帝到天坛，跪了7天。害怕啊，怕遭天谴。如果统治者最后的底线是怕遭天谴，那说明他还有救，因为还有一怕。慈禧同意立宪，但她毕竟是那样一个年代的人物，她要用9年时间立宪，但最后历史没给时间，缩短到5年，5年也没有了。但是在1900年，清政府自己建立的议会里，当时叫咨政院，大家共同起来闹，闹什么呢？就闹预算和征税的问题。居然在张謇这些实业家的争取下，把1911年清政府的预算给裁减了四分之一。这可是体制内的会议，还没有形成西方的三权分立，但皇上的钱袋子居然减少了这么多。谁说民主在中国就不能搞？谁说中国就不能有议会？连清政府都在搞嘛。所以上次跟秦晖老师一块开会，他说我现在主张回到大清时代。当然你不能说回到大清还得梳辫子，你不能那么理解。他是说制度上的，至少是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真不如大清。在这之后，出现袁世凯复辟走回头路，然后又到了20年代胡适这批人起来了，开始出现了一大批文化人物。他们反思中国的问题既不仅仅在器物上，也不完全在制度上。中国的问题出在哪呢？在文化上。这才真正把中国的问题思考到位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要求民主，他们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但我们呼吁的基本上还是康、梁的水平，我们还没有达到“五四”的水平。“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从文化上进行反思，它的“打倒孔家店”打倒的不是孔夫子，而是打倒贩卖、篡改、阉割、歪曲中国文化的统治者们开的店。这是对民族文化缺陷非常好的反思，推倒这么一座想象中的文化大厦。但“五四”运动只把事情做了一半，另一半没做，就是说你推翻了一座，还得重新建立中国自己的主体文化，然后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制度，那就好了。
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越走越极端。宪政、民主这些概念前两年还不让说。所以反思这些对我们还是很有好处。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多”文化和一个“一”文化最终形成了什么样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必然有一个钱袋子与刀剑的关系。当前我们面临的人大职能不到位的问题，纳税人也总是觉得自己的权利不到位，经常受到来自政治强权的干扰、侵害，又无可奈何。甭管它打着什么旗号，也许就是地方政府或个别官员的行为，但是它搭着政府的便车，谁也不敢反抗。整个社会在强势的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缺乏一个制约、一道篱笆，所以才形成现在这种困境。那么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呢？我想整个今年的“两会”开这么多天，除了张英委员提出来的那三条之外，没什么亮点。说了什么？最后我也不听了、不看了。但是最后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的讲话突然让我有点振奋了，总理提出了一个过去不怎么提到的问题，就是财政体制改革。大家看一看财政史，确实是惊心动魄的，里面包含一个国家基本的社会结构和公平正义。所以我今天也算响应这个号召，讲了一点历史上的东西，杂乱无章，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