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冲击，与各地区、产业乃至企业本身存在的结构问题是相关的，即在危机条件下，过时的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技术选择最先遭到冲击。因此，摆脱危机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重新塑造地区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及大国假设下，本文延伸了雁阵模型的解释和预测范围，从经验上实证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地区制造业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格局变化，即东北和中部地区比沿海地区有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和贡献率。通过实现产业在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的重新布局，即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回归其劳动力丰富比较优势的同时，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

关键词：雁阵模型；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

*蔡昉，王德文，曲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732，电子信箱：caifang@cass.org.cn ，quyue -ff @sina.com.

一、引言

在解释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如何产生时，大多数研究都是在金融体系和信用制度内寻找原因。而且，既然危机通常是从某一个特定国家开始爆发，继而通过金融链条或者产业链条波及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都可以宣称危机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但是，无论是从经济史还是从本次危机的现实来看，危机所施加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产业、企业往往都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应该说，即便危机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但受危机冲击的大小总是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特定产业所处的地位，以及与企业选择的技术结构和经营方式有关。就这一点来说，我们需要跳出货币和信用结构的框架，从实体经济和产业结构方面考察在危机中求发展机遇的理论，而熊彼特是少数不从金融角度解释危机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1990，第256页注1）。

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是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时遭受的出口冲击，以及自身所显示出的结构问题、经济下滑和就业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因地区、产业和企业而不同的观察，与熊彼特的判断是相吻合的（蔡昉，2009）。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平滑的过程，而是一个跳跃式、伴随上升与下降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周期是内生于经济发展中的。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是由企业创造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以及新产业组织的形式等一系列创新活动所推动的（熊彼特，2007，第146页）。但是这样的创新，并不是按照等距离的时间间隔发生的，而是成群成批地蜂拥而至。通过创新首先形成一批与老企业并驾齐驱的新企业，后者进而以竞争的方式试图消灭老企业，并造成诸多发展条件的改变，需要特殊的并且常常表现为经济周期的适应过程，从而构成了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在最早创新的企业获得成功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新企业起而模仿，把整个经济推入繁荣期。由于后起的创新企业越来越不具备创新的条件，以及老企业以守旧的方式所进行的竞争，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和随后的萧条（熊彼特，1990，第6章）。

与此同时，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遭遇就业冲击的大小，以及经济开始复苏时就业能否相应复苏，也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应对危机的经济手段相关。在危机后的恢复和增长过程中，如果应对危机的策略不当，很容易出现“无就业复苏”现象。①针对美国自1990—1991年之后，在经济衰退之后的复苏过程中，反复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迄今经济学家的解释大都与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和产业做出的调整有关。由于在衰退时期，企业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跟，必须做出努力以提高竞争力，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比往常更加剧烈。第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往往通过使用机器人等自动化装备，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过快，即生产同样产出对应的工人人数减少，造成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下降；第二，为了保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竞争力，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加快向海外转移，一方面，产业结构更加资本密集化，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要求，劳动者据此进行调整的时间增加，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失业。

由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关联，一些导致“无就业复苏”的因素，已经潜藏在经济复苏的进程之中。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的若干年中，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已经遭遇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升的情况（Cai ，2008），而中国实体经济在这次危机中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也恰恰是沿海地区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外向型企业。因此，如果从表面现象判断的话，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可能会按照简单化的（simplified）雁阵模型的预期，转移到显示性劳动力成本更加便宜的亚洲邻国。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复杂的雁阵理论，即从该理论范式所包含的全面内容出发，同时结合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理论，应用到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特征分析中，就可以得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能够得到保持的结论。

雁阵理论经历过不同的形成和完善阶段，主要由于赤松（Akamatsu，1962）、大来（Okita ，1985）、Vernon（1966）和小岛（Kojima，2000）等人的贡献，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的理论解释。②这个模型起初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如何借助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完成一个“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完整赶超过程，以后则被广泛用来解释和理解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以日本为领头雁，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随后的中国沿海省份。然而，在该范式的扩展版本中，首先，这个模型继续保存了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的本意；其次，雁阵式的产业转移是与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决定的（Vernon，1966），从而隐含着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相关性；第三，解释范围被扩大到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即该投资活动也遵循相同的逻辑在国家之间进行（Kojima，2000）；最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被认为是具有飞雁式的相互继起关系的关键（Okita ，1985，p121）。

飞雁式的产业转移直接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即随着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在产业结构上形成相应的重新配置，例如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但是，比较优势变化路径从而雁阵模式的显现，在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之间会产生不同的特征。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小国经济的特点在于其资源禀赋结构从而产业结构的同质性，一旦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经济整体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情况下，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仍然处在原来的发展阶段。因此，小国雁阵模式往往是指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而大国雁阵模式则表现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内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

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种产业结构的区域变化，还应该与经济周期规律的理解相结合。按照熊彼特的分析，经济周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替代过时经济增长方式，新技术替代旧的技术，新的产业结构形成，生产率提高在增长中贡献明显。可见，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产业的区域转移的加快则孕育在摆脱危机的出路之中。鉴于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我们可以预期中西部地区或者广义地说那些以往不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地区，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以更快的生产率提高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延续。

本文的以下部分将按照这样的结构进行安排，即第二节描述和概括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区域特征；第三节通过分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计算，揭示新兴地区作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可行性；第四节分地区计算制造业的真实劳动力成本，探讨中西部地区接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第五节进行总结，同时回应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疑问，概括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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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阐述了一种关于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特殊现象——区域跨越式产业演变，并利用分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经验证明。虽然在沿海地区之外的新兴地区已经显示出较高产业结构的端倪，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中西部地区将逐渐取得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比较优势的预期。从这种经验出发，把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理论与雁阵理论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面对危机的选择，即把雁阵理论应用在一个国家内部，打破了传统理论假说和实践格局，做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必然向邻国转移的判断。与此同时，也就回答了中国是否维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从而中国能否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疑问。

本文分析的特点在于正确地观察中国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地区差异性，即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生了要素禀赋结构巨大变化的同时，其他地区可能仍然具有传统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雁阵式产业转移完全可以发生在中国地区之间。如果把中国仅仅看作一个匀质的经济体，对于中国在东亚的崛起打断了雁阵式的传统产业国际转移链条这个事实，就颇感费解并十分关注。例如，日本经济、贸易与产业部的一份报告就疑惑地看到，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获得了比较优势，而且在信息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颇具竞争力（参见Ahearne et al .，2006）。一方面，这个现象表明目前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政府投资驱动性质，与西部发展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有关；另一方面，这个事实恰恰证明了这个国内转移模式的可行性。

对于先行发展地区来说，适应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更加技术密集型升级，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也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样可以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通过这样的调整，东部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规模将相对稳定下来，与此同时，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将越来越多地留在中西部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回归其劳动力仍然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