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霞:西方“中国观”的变迁与中国软实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5 次 更新时间:2010-04-14 12: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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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霞  

  

  摘要: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中国观”大体经历了停滞的帝国、沉睡的雄狮、革命的堡垒、崛起的大国四个时期的曲折变迁。西方“中国观”变迁背后是以文化、制度、民主等观念性要素作为主要变量的软实力话语语境。作为对西方“中国观”的回应,中国软实力在塑造西方“中国观”中的功能具体表现为议题导向作用、观念构成作用和价值评判作用。明确中国软实力在西方“中国观”形成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可以有针对性地建设中国软实力,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西方“中国观”。

  关键词:西方“中国观”;软实力;中国威胁论

  

  以往对西方“中国观”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视角展开,从国际政治层面梳理18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中国观”可以从中探索其形成背后中国软实力的作用机制,以期从中国软实力的视角改变西方对中国的整体看法,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简短回顾:西方“中国观”的历史

  

  变迁西方“中国观”是指美国、欧洲等西方社会中的领导层、智库精英和主流媒体对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的整体看法和宏观态度。总体来看,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中国观”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历史变迁,以下主要是从国际政治层面对西方“中国观”进行总结和归纳。

  1.19世纪中期以前——“停滞的帝国”时期

  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中国在西方眼里是一个“极其落后”、“封建僵化”的帝国,他们知道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体系中,中国是霸主国,日本、朝鲜等小国是卫星国。西方学者至今也认为,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内部分成等级、四周用墙围住的国家。[1]早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站在用西方基督教和民主政治改造中国的立场上,讨论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例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Smith )对中国的国民性不乏赞美之词,但基本上是持否定的认知基调。在辜鸿铭看来,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无法深刻地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即便如此,明恩溥对中国现实的评估也远远走在了美国政府的前面,大大影响了政府对整个中国的认识,其著作也成为后来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一种漠视中国过去的历史哲学,始终将中国置于世界精神的发展之外,断定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更加巩固了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以致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人批驳他。这一时期主要由片面、不成系统的西方见闻和掌故构成对中国的认识。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中国是落后的、奇异的,但是由于缺乏亲身体验和明确的事实根据,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落后根源,因此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的本质特点,对中国的种种误解和丑化也就在所难免。这一时期,西方人习惯根据他们自己对国内政治和国际事务的看法发表评论。例如,中国清朝末年的改革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共和革命“被看作中国开始接受西方价值观的证明”[2].直到现在,一般的西方论者对中国的认识还残留着西方价值标准的痕迹。

  2.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沉睡的雄狮”时期

  在1840-194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流行着对中国的一种看法,即认为该国的贫困和劣政已经达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对于西方来说,富有而日益衰落的中国是掠夺的对象和自我发展的警示。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支配下,中国几乎与“现代”、“进步”无关,“黄祸论”成为西方担忧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杞人忧天”式想象,是最早的关于西方诋毁中国的系统理论。“黄祸”最初是指黄色人种蔓延的危险,此后又增添了意识形态的元素。西方对于中国人的态度都与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及由此引起的深切恐惧有密切关联,为了阻止中国移民,他们不惜对中国人进行各种贬义的描述。西方对中国的恐惧还基于拿破仑的预言:“中国一旦觉醒,世界就会震动。”虽然当时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薄弱,表面上呈沉睡状态,但是内部已经动荡起来,中国晚清时期民族主义的新兴力量反映了晚清社会寻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新的探索。海外留学生、妇女、商人和城市工人等那些一度被忽视的人在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汤因比认为,中国在迟滞发展的反面,还得天独厚地享用着不可能走向现代后期过量工业主义,因而能够创造出与此截然不同的第三种道路的机遇。西方对当时的中国存在强烈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极度鄙视清政府的无能和国民的劣根性;另一方面又担忧西方的船坚炮利唤醒了这头体格庞大的雄狮会给自己带来威胁,所以巴不得中国这头睡狮一直沉睡下去,落后下去。西方预感到觉醒的中国可能给世界带来的震动,因此争取把中国纳入西方的体系和阵营中。把中国的力量收归己有、为我所用是西方重新认识中国的动力和目标,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市场到支持蒋介石政权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

  3.新中国建立以后到冷战结束前——“革命的堡垒”时期

  在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思想根源里,对革命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本杰明。施瓦茨指出,一种看法来源于卢梭,把历史看作一出道德剧,把革命看作达到以美德统治天下这一目标的移风易俗运动;第二种看法来源于重农学派,认为革命的力量在于艺术的进步,特别是物质技术的发展,使新的生产力能够形成新的阶级在前面带路。[3]从这两种意义上来说,建国之后到冷战结束前,中国一直属于西方革命的堡垒,中国的所谓“极权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西方颠覆的对象,直到中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美国在冷战初期就看到了中国变革的基础,认为中国因袭下来的民间传说和风俗丰富多彩,是革命发展的基础。“文化革命”是美国一直期待中国发生的事情,被美国视为中国革命的延续,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是,20世纪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与西方所期待的“文化革命”不同,没有达到美国以西方的道德价值观统治天下的目的。然后,西方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第二种意义上的革命,即通过物质技术的进步在中国产生新的阶级,实现所谓“和平演变”。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大部分是出于观察家的需要及其政治立场,而不是出于客观事实,对共产党中国的看法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论点。由于冷战时期很少有西欧人或美国人到中国来,因此,在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作出评估时,主观的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西方在这一时期一直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革命”的对象。此外,西方对中国法律和道义上的认识要大大低于对中国实力的认识程度。尽管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有一定的认识,但西方主要人物故意把中国当时的缺点放大,一味地“妖魔化”中国。

  4.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崛起的大国”时期

  冷战结束至今是全世界重新观望中国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社会,把各个层面的优势和缺陷全部展现给外部世界。西方对当前中国实力地位的共识是,中国是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尼克松曾经预言,1999年以后,世界的力量对比将反映出美、苏统治地位的日益下降以及西欧、日本和中国这三个全球性地缘政治巨人重要性的不断上升。[4]就连日本也认为,再过十年左右,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极可能仅次于美国。[5]2008年,中国突破了被视为国家成长阶段经济转折点的“人均GDP 3000美元”这一指标。西方由此认为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成“世界市场”,持续了多年高增长的中国经济无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将迎来一个重大“转折期”。纪恩道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和军费开支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时,他还运用“民主和平论”来论证中国的危险性。软实力理论的鼻祖约瑟夫。奈在2005年12月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的文章中指出,尽管中国的软实力与美国相去甚远,但不能忽略中国在此方面的进步,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威胁美国利益,并呼吁美国采取措施遏制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进入21世纪,软实力因素,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对外政策等国家治理能力成为西方评判中国的主要标准。此外,21世纪的西方“中国观”仍然处于变动之中,西方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关注将形成新的中国观。

  

  二、变迁背后:西方“中国观”的软实力语境

  

  影响西方“中国观”的因素很多,从主观因素来说,有近代以前西方长期对中国和整个东方的歧视、偏见、无知以及冷战时期的故意歪曲和妖魔化中国;从客观因素来说,有中西方的巨大文化、历史传统的差异和中国的相对封闭、保守。简单地说,西方“中国观”变迁的背后是认识主体对中国实力地位和未来动向的评价,评价的事实依据是中国本身的实力地位和表现方式,而评价的理论依据是西方先验的话语霸权。以软实力作为核心要素形成的理论形态有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主要是“文化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制度缺失论”等。下面分别阐述这些理论形态及其软实力内核,以期从中找到西方“中国观”与软实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中介因素。

  1.“文化冲突论”

  文化被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赋予敏感的含义,他最初将文本称为“文明”,后来统称为“文化”,并指出中西文化差异是未来中美冲突的根源。他认为,为了防止中西文明之间的大规模冲突,美国应该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具体到中国的文化资源,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意识形态”几近缺失。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竞争中缺乏思想和道德标准,这种文化贫瘠对中国政府的好处是在对外关系中不必坚守明确的政治和道德立场。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也成为“文化冲突论”的参照文本。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塑造西方“中国观”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西方仍未摆脱其“文化优越论”传统,一直企图把西方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强加给中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丝毫也不缺乏文明和道德价值观,在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但是由于这些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形成对立面,造成西方“中国观”中中国缺乏文化的看法,实际是缺乏所谓西方的文化理念和道德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汤因比认为,即使中国取得科学性的伟大成果,或由于工业化的大跃进获得了世界之霸权,但如果缺乏精神文化上的追求与支柱,就反而会助长人类消极性的发展。他按照“世界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文化建设,非常期待中国成为世界国家,中国文化要成长为世界文化。这是他给中国的警示,也是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中国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需要加强文化传播工具和途径的建设。

  2.“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能够保持持久和平,而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以及非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会有和平。[6]一个正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国家更容易引起对外战争。[7]很明显,中国不在西方界定的自由主义“和平地带”内,照他们的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是,不断增长的力量将使中国更愿意诉诸武力,而不是理性地解决国内外争端。“民主大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非自由民主的崛起”,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挑战,所以针对中国采用对抗性政策是合理的。[8]“民主和平论”一经出现就招来一片质疑声,事实也证明,所谓的民主国家更愿意用武力对付非民主国家,如近年来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但是,西方却一再用中国是否民主、自由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依据。近代落后的中国需要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西方给中国开出的药方却是民主,认为民主进步才是最终完成改造旧中国这一使命的主人。他们都期望中国来一番脱胎换骨的大变革,因为他们肯定,无论是在提高中国的国民素质与生活水平方面,还是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这项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最为关键的首要因素。西方还利用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指责中国政治制度上的缺陷,认为民主是中国的最终目标,并以“民主”为借口煽动中国国内的反政府民族主义情绪。在涉藏问题上,西方媒体对西藏的民主改革成果视而不见,试图利用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敏感问题在中国引发民族主义情绪。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具有进攻性和外溢性特点,国内民众对共产党政府的不满情绪可能失控,从而将如今成了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锁定为攻击目标。美国担心,经济上不断强大但又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非民主大国将推动中美两国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例如,中国的反西方情绪可能疏远美国这个贸易伙伴。这实际是“民主和平论”的发展形态。

  3.“制度缺失论”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但西方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治理能力却评价不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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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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