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中国 “世家大族”重新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0 次 更新时间:2010-04-06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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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  

每年的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都似乎是对中国富豪的一个检阅。而事实上,中国的富豪家族,已经蔚为大观。

在去年6月的,美林全球财富管理与凯捷顾问公司的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有36.4万名百万美元富翁,富豪总数已经超越英国,居全球第四位,在今年的胡润富豪榜中,中国的前1000亿家族,其个人家庭资产,至少都超过了7亿人民币。而在中国,资产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5万个家族左右。

经过改革至今的沉淀,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些知名的富豪家族,在建国初期被扫荡而平的家族分野,又重新建立。一个消逝了数十年的家族群落,亦重新崛起。

中国富豪家族的三大来源

不过,考究新时代的商人家族,与传统的商人家族,已经更为多元,而其来源,亦更为丰富。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

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靠发展制造业,一步一步在激烈竞争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

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族,其崛起历程,可谓最为典型。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共同形成一个商人大家族。

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十数年奋斗,遂造就万和的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族。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开枝散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

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

最典型的为苏南模式。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在今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沙钢成为民营企业中的龙头。“钢铁沙皇”沈文荣亦成为胡润百富榜的钢铁行业首富。20年前,沈文荣从老厂长手中接过沙钢的厂长职位,沙钢羽翼丰满的时候,通过改制,沈文荣就此成为仅次于政府的第二大股东,后来,更通过受让政府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同时,沈文荣更兼有官方职位,他多次当选张家港市政协主席等职,这种体制内的身份,对其在企业创业与个人造富方面,多有帮助。

改制最为典型的,在中国大陆当数TCL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自己成为内陆巨富。而在青岛,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其三,是为红色贵族,多为从事商业的政府高层的后代。

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最典型的是前国家主席副荣毅仁家族。荣氏世代从商,第三代核心人物荣智健更是参与创立了中信。而在中国,前政府或者现政府高层的家人或者后裔,多有经商者。

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从地域分布来说,中国的商人家族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为多。从行业上说,最大的富豪,多从事地产行业。在胡润百富榜中,十大富豪有六人就从事地产行业,比例惊人。

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热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而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商业家族到豪门世家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寒门与豪门之分,以魏晋南北朝时为盛,到了后期,掌握了主流力量的寒门,逐渐与豪门联盟,形成了新的集团,如隋唐时代的关陇集团,即是最大代表,甚至武则天进入后宫,某种意义上亦是商人与政治力量的联盟。

而目前,中国的商人家族,亦通过与政治力量的联盟,形成新的豪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互补。

前年的中国首富杨惠妍,其夫君家族,颇有来头,据说其父是东北某地的厅级干部,而杨国强对这桩婚事很满意。

在杨国强的崛起过程中,对于权力人士多有借重。在碧桂园9个执行董事中,除杨国强的亲友,唯一的“外人”叫崔健波,此人当初入伙时已经当过北滘镇长数年,杨国强初级的发展过程中,崔健波的存在,对于其摆平政府关系多有帮助。而杨国强本身的发迹,亦都仰仗于其在政府机关当领导的大哥杨国华,在杨国华的照料下,他在公司里平步青云,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1993年,杨国强对北滘建筑工程公司进行了MBO,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MBO案例。尽管当时风起云涌的MBO备受争议,杨国强却最终如愿以偿。其中过程,多赖当地政府官员的鼎力支持。

官商结合是中国企业界的特色,企业的平安发展,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支持是很难遂愿的。这种支持既有“阳光支持”,也有“月光支持”。“阳光支持”指光明正大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扶持;“月光支持”指的官与商之间的“潜规则”,往往进行游走于法律与政策的边缘。而政商联盟,是获得“月光支持”的最佳模式。

商人家族与政治家族的联姻,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家族,这种家族,既有商界的经济实力,亦有官方的影响力与地位,几乎可以达到赢家通吃的境界。

同时,一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家族,亦通过联盟富豪,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在现代社会的框架下,由于终身制和世袭制的废除,权力阶层如果要获得长久的财富,通过联姻来实现,是更为安全,也更为光明的途径。而贪污舞弊,既有政治风险,亦有道德污点,为一些有抱负,有智慧的的权力拥有者所弃。

目前,有很多政要的家庭成员,嫁入富商家庭的,在古代,有很多高官,对刚入进士进行“捉婿”,而在今日之商业社会,各个层级的官员,除了与本阶层联姻外,其第二大联姻对象,即为年轻富商。如胡锦涛之女,即风传下嫁新浪股东茅道临。目前,大陆高层的子女很多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于政商之间穿梭,成婚之后,其良好的教育与家庭背景,往往被借重。

政商结盟的威力,在很多企业巨头身上可以看到,甚至一向以个人奋斗示人的王石,背后都有一个前广东省委书记的岳父。其它有官方亲家背景的商业家族,更是广布天下。

豪门大族挤占了大众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事实上形成的豪门大族,已经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而在未来,其产生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

在发达的商业国家,商人家族能够持续三代的,非常少见,目前,福特家族已至第四代,已经算是美国商业家族中非常久远的家族了,而其实,从其创始人到福特四世,不过100年。由于信奉比较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些国家的商人家族,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要保持几代非常困难,往往是到了第二代即开始衰落。

相反,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由于商人与政治人物的普遍关联,商人家族传承更为久远,日韩国的三星集团,已到了第三世,日本的三菱,住友,更是数世传承。中国未来的商业家族,很有可能如日韩,事实上,中国大陆的一些核心产业,必须有权力的影响,才可以进入,特别是一些垄断产业领域,更是如此。而在这些领域,非出身红色的豪门大族不可,如在电力领域,李鹏家族控制达数十年之久,在未来时代,可以预见,李氏家族仍然会有强大影响力,而这些领域,非竞争行业的一般商人家族可为,其家族延续寿命,亦远比一般商业家族长久。

拥有政治背景的豪门大族,其家族传承比一般商业家族更久远。由于商业是一种实利的交易,无形资产不一定可以转换为资源,但是政治影响却不随着当事人的生命终结而结束,上一代人物的影响力和人脉,往往会对下一代的成长起到助推作用。所以,政要豪门从上一代获得的萌庇,往往比商人家族多。

日本和韩国的商业豪门,在近几年中,频频出现危机,足可为中国未来借鉴。现代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扶持,但是,“政治献金”事件,也正是由于介入政治过深引起,第二代核心人员郑梦宪,也正因此而被逼自杀。在日本亦如此,很多明治时代依靠政府崛起的企业,在上世纪50年代麦克阿瑟主导的市场化,世俗化的改革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而本次被称为“新时代首相”的鸠山,其使命之一,就是铲除政商铁三角。

在中国大陆,一些核心的产业被拥有政治影响的商业世家保持,容易引起市场竞争中的不公。特别是在一些改革呼声很高的垄断行业,之所以迟迟无法打破垄断,很多时候即是由于其背后的权力网难以割断。

商业豪门的存在,还会造就某种意义上的不公。使普通公民创造财富的途径越来越狭窄。

前段时间风传,中国的亿万富翁中,有80%以上的为高干家庭,虽然最后调查证明,这一说法并不可靠,但是其能够流行,正说明了豪门大族在积累财富方面的天生优势。

先天的出身差异,则必然造成人生成就的差异。出身豪门家族,在人生的起点上,就赢了第一步。起码在创业的资金充裕方面,远比一般人具有优势,获得的提拔和关照也多过常人。小超人李泽楷在电讯盈科危机重重的时候,也可以靠其父李嘉诚在背后买单安然度过危机。荣智健在中信遭受重创,但是却仍然有政府力量为其善后,而多数无背景的企业家,资金一出问题只有死掉。

而政商联盟的大家族,更是通赢天下,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大资产及政策扶持的特殊行业,有政治背景的大家族,更是占尽先天优势,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有无政治背景,而非有无经营才能,成为进行某些领域的衡量标准,客观上阻挡了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

而在国外,防止商业大族的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主要有两大途径,其一是高额的遗传税,如果继承人没有足够的经营才华,巨额的遗产税,会使家族财富呈现代际递减趋势,客观上将财富分流给大众。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如很多国家规定,官员担任了一定层级的政治职务之后,其家族成员就不得再从事商业活动。

而在未来,要防止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家族势力垄断,以上两大方法,足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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