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抢劫犯伍勇1978年2月24日在四川宜宾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十五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那年冬天召开。官方对此次会议的内容有两个表述：一、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如果翻译过来，似乎可以这样解释：一是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上台，二是中止了毛泽东式社会主义乌托邦实践。
我倚靠在绛帐高中门前渭惠渠的栏杆上，听完了高音喇叭里的“公报”。对我这个地主后代而言，这无疑是人生的福音。我知道自己以后可以跟贫下中农的孩子平起平坐了，我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了。但我并不知道，这一天是由烈士们的热血换来的。
多少年后，我才获知那个年代的秘密。毛泽东的疯狂乌托邦实践，遭到了思想先驱们的抵抗，他们被一一碾碎了。写《出身论》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狱中用血书写“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的林昭，1968年4月29日被处死。抵制毛泽东造神运动的张志新1975年4月4日被处死。从1977年1月到4月，先后有王辛酉、史云峰等四十四位抵抗法西斯主义暴行的仁人志士被枪决。
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林昭在写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这样说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见傅国涌先生《读林昭十四万言书》）反抗者对于我并不陌生，同村的虎哥因在河渠湿泥上书写“反动标语”而失踪，大喇叭经常宣示收听敌台的“现行反革命”被枪决的消息。绛帐车站法庭外的布告栏里，张贴着大黑体字的通告，大红的“×”打在流氓犯和反革命的头上，令人不寒而栗。我生怕哪一天这个标记也摁在自己脑袋上。因为我内心里仇视这个窒息人的社会。要听话，说话要小心，想不通的问题憋在心里，这都是母亲交给我的生存秘方。人与人之间，似乎也无话可说。
农家孩子伍勇，显然还不知道这些残酷的事情。他成长在一个金钱至上的时代，封闭的环境下，他从“抗美援朝”爷爷那里保存的几本书籍里汲取养分，《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等，这些蒙上岁月尘埃的东西，奇迹般激活了一个少年的理想——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初二学生伍勇在日记里写道：“我发誓，我绝不能因金钱扭曲我的灵魂。我要成为一名闪光的共产主义者，不愧于做一个真正的人而读书。”
我想，任何一个经由共产主义教育的学生，都会在心里产生那样一个梦想：铲平人间罪恶，让人类生活在自由平等的制度下。对一个农村孩子而言，如果不能考上大学，跳出农门，那就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养家糊口便是唯一的理想。我们所有的理想，都建立在跟城里人平等的前提下，如果不能通过考学、招工和参军离开土地，我们只能是生活的终生奴隶。我猜想，伍勇的共产主义一定包含这个潜台词，解除身份锁链，进入改造社会的大舞台。这样的理想注定在远方招摇。
脆弱的理想不堪一击。高三那年，伍勇理想骤然幻灭。身边黯淡无望的生活现实，让他找不到人生的目标。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别人的目标似乎都很清楚。一个追问生命价值的人，不会得到鼓励。他自问：人活着到底有何意义？没有人能告诉他。他信任的教师也不能给他有说服力的答案。他判定这是一个虚假的社会，立志改变社会。曾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他，成绩优秀，却在高考前夕放弃了高考。因为他知道母亲供不起他。他剩下的路已经不多了。
他和母亲卖菜拾荒，艰难度日。1999年底入伍当兵，不到半年，他又和战友一起逃出军营。坚硬的军营也不是他实现理想的地方。在阅读完《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后，他仿佛找到了人生的谜底：成为疯子。“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发疯？”接下来几年，他四处流浪，与疯子乞丐为伍，“我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一无所有，走到哪里，哪里便是我的家。”在这期间，他袭击政府保安，渴望引起社会关注，无果而终。
无奈之下，他冒名在一家公司当保安。打工可以糊口，但无法浇灭他心中改造社会的念头。他看不到社会改变的任何希望，因为他没有机会挤进社会上层，那道阶级鸿沟深过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权贵阶层瓜分生活资料的游戏已经渐入高潮。剩下的伍勇，一个无产者只有满腔怒火。革命这个小虫子，终于蹦出来。他决定放弃正常的生活，彻底毁灭自己。
袭击哨兵，组织流浪者抢劫收费站。他真的疯了，成为幻觉中的英雄。最后落入法网。
此时，他反抗的乃是另一种意识形态，也可称之为金钱乌托邦。他曾抢过“资本家”的钱，也抢过高速公路收费处的钱。他在尚未彻底发疯状态下，挑战一个在金钱面前人人不平等的社会，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尽管他并不在乎这种代价。在自觉投入和被迫顺从者面前，他当然是一个疯子，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敌人。
他被专家诊断为典型偏执型人格障碍症患者。专家认为，这种性格会产生强烈的反社会情感，且不易矫正。教授认为他没有理解作为马列主义精髓的辩证法，他急于改变现实，没有意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几年前一个春节，分别三十年的中学同学Y找我，谈话间拿出一个小本，上面写着：下一任联合国组成人员名单，秘书长便是他的大名。里面还有中国政局的人事安排，以及反腐败的策略等等。“我很快就要到联合国上任去了，咱们一块干吧。”他眼睛里盛满纯粹的亮光，那似乎来自遥远的星球。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待人和善。熟悉情况的老同学说，Y患有妄想型人格分裂症，现在被收养在精神病院里。病情稳定时，可以回家看看，家里有妻子和孩子。我送他回家的时候，一进村子，他跟每一个人都热情地打招呼，但并不能得到回应，好多人在明显地躲闪着。我明白，他已经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了，他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没有人会听他说什么了。
我设想，如果自己还在关中农村，会不会跟他一样呢？青春期中了魔，未能及时解脱出来，恐怕就是这样的命运。那个时候，寻求精神依靠的我们，除了得到枯燥而令人生畏的教条外，无所依傍。一个个孤儿就在暗夜里发酵，抓住了什么就是什么。最应该产生宗教信仰的季节，我们走进了意识形态魔障。
恩格斯曾经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一个评价，他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伍勇觉得自己“迷迷茫茫仿佛做了一场梦”，人生就走到了尽头。伍勇最后说：“知识越多，越让人迷乱，我只想当一个农民。”企求回到生命的原点，以为处于“非智”状态就可以保住性命，而不至于死于非命。自由主义思想家何家栋先生临死前喃喃自语：“我这一生是挺有意思的讽刺小品。”他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党，却屡受打击，记录其晚年思想的文集尚未出厂，就被安全人员悉数没收。他的一位亲人用两个字总结了他的一生：“不值”。一个从乌托邦泥沼里走出来，成为反乌托邦斗士的人，最终依旧无路可走。何家栋晚年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描画出以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为主链的“新道统”， 期望中国走上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的道路。他所指明的中国道路，被当局视为可怕的陷阱。他以学识与人格赢得了支持和反对他的人的共同尊敬，但却无法对现实发挥任何作用。如此巨大的牺牲，仍旧难以改变中国的惯性轨迹，这个国家按照既定的周期律沉浮着，在看似不归路的道路上，躺满了思想者和忧国忧民者。
撒旦说，你们这些不安分的人必须回到原点。思想在囚笼里飞翔，这是有思想的人的宿命。
何家栋有言：“正是共产党败坏了共产主义，使人成为无信仰的败类”。共产主义如果仅仅作为信仰，它的宗教功能将会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并驾齐驱，成为人类的福音。但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既败坏其名声，又不让共产主义成为虔诚者的信仰，从而制造了无数灵魂缺失的行尸走肉。
他们在曾经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差别，以美好的理想改造并不美好的人，最终成为一场灾难深重的精神奴役，将国家变成一座集中营。要么成为烈士，要么成为疯子，你别无选择。
国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与它格格不入。反抗这种乌托邦的和信仰这种乌托邦的都将死去：那些反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人，永远是统治者的敌人。不同的统治者，拥有同一个永不更改的国家标准。
执着于某种理念的人似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失败者，都被迫回到生命的原点。连飞翔的企图都没有，你才能成为正常人，过上人人要过的日子。
我们都是具有偏执性格的人，因为我们都患有乌托邦病症。那本来可以作为我们理想的东西，葬送了我们的一生。我们之所以尚未被打入精神病院，仅仅因为运气好一些。有那么多不合群的人替我们坐在那里，对他们我们应该心怀感激才对。
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伍勇会成为公益分子，在服务社会和他人的同时，获得人生价值的实现。从共产主义乌托邦到金钱乌托邦，紧跟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就彻底放弃了人生，你有生活，但无灵魂——灵魂被放逐在生活之外，独自哭号。哀悼伍勇，其实是在祭奠那个死去的我——一个曾经的乌托邦病患者。多少次，我在梦中回到故乡，坐在教室里回答一九八零年的高考试卷。
“我能了解社会底层的痛苦，却不能理解政府的难处，我把一切理想化。”伍勇最后的陈述是彻底的自我否定，可谓一个半吊子乌托邦主义者的悲情悼词。这个疯狂过了的人的由衷之语证明，一切都可矫正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