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1月至2月一期刊登外交学会亨利•基辛格高级研究员沃尔特•罗素•米德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卡特综合症》，摘要如下：
（原文提要：贝拉克•奥巴马仍然有可能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但是，如果他不能使自己内心的托马斯•杰斐逊和伍德罗•威尔逊相调和，那么这位第44任总统最终就可能很像第39任。）
贝拉克•奥巴马既不是冷血的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假装富于同情心的理想主义者。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他具有分裂人格。当然，大多数美国总统也是如此。启发这位总统的思想具有位于美国政治传统核心的漫长的历史。过去，这种思想出色地效力于国家。但是，影响着这位年轻领导人对世界的看法的相互矛盾的冲动有毁掉其总统职位的危险——在最坏的情况下使之成为一位新的吉米•卡特。
奥巴马对阿富汗战争的长期商讨是总统精神分裂症的一项案例研究：经过94天的内部讨论和辩论，他最终采取了折中方案——像他的将军们所希望的那样派出更多部队，同时像他的自由派政治基础所要求的那样，要求从2011年7月开始撤军。这是一种冷静的折中，表明他正努力使自己的世界观与继承下来的问题的重压相协调。奥巴马不仅受到强劲的政治顶头风的冲击，而且被自从殖民地时代以来一直指导着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两个主要的思想流派所撕扯，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左右为难。
总的来说，美国总统透过四位巨人的眼睛看待世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伍德罗•威尔逊、托马斯•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汉密尔顿主义者赞成这位第一任财长的看法，即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和强大的军队应当奉行一项现实主义的全球政策，政府能够而且应当促进经济发展和美国工商界在国内外的利益。威尔逊主义者在制订一项全球外交政策的需要问题上同意汉密尔顿主义者的观点。但他们认为，提倡民主和人权是美国的宏大战略的核心要素。杰斐逊主义者对这种全球主义的共识持有异议。他们希望美国将其承诺减少到最低限度，并尽可能地取消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机器。而杰克逊主义者则是今天的福克斯新闻台的观众。他们是民粹主义者，对汉密尔顿主义者的商业关系、威尔逊主义者的善行和杰斐逊主义者的不主张富国强兵持怀疑态度。
温和派共和党人往往是汉密尔顿主义者。如果向右转移，就是萨拉•佩林的共和党派别，这一派别的杰克逊主义影响较大。民主党中间派往往是具有干涉主义观念的威尔逊主义者，而左翼鸽派的民主党人则持更加强烈的杰斐逊主义观点，比较关注在国内改善美国的民主，而不是将其输出到国外。
一些总统建立联盟。另外一些人则与一个自己所喜欢的学派保持密切关系。冷战结束时，乔治•H•W•布什总统的政府引导了一个基本上属于汉密尔顿主义的航向，而这些汉密尔顿主义者当中的许多人后来反对了他的儿子的伊拉克战争。20世纪90年代的比尔•克林顿行政当局把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倾向结合起来。当这些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例如在对巴尔干地区和卢旺达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较多地关注人权和贸易问题上——这种分裂造成行政当局激烈的内讧。
奥巴马从很早时候开始就一直反对伊拉克战争。他得以把最激烈地反对布什的政策（并对其感到惊恐）的民主党外交政策基础分子汇聚起来。奥巴马使反对伊拉克战争成为其雄辩的竞选的一项核心内容。他利用的论点对美国的反战运动的响应可以一直追溯到亨利•戴维•梭罗反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战争。
像70年代的卡特一样，奥巴马来自于民主党的杰斐逊主义的旧式派别。他的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是要在尽可能的地方限制美国做出的承诺，从而减少美国在海外的代价和风险。他所相信的一个看法是，通过在国内成为民主的和在国外成为行动适度的典范，美国能够最好地传播民主，并支持和平。不仅如此，奥巴马等杰斐逊主义者还认为，在国外的过多的承诺削弱了美国国内的民主。巨额的军事预算转移了资源，使之不再用于满足紧迫的国内需要。与腐败和实行暴政的外国政权之间的密切交往，使美国卷入了肮脏而令人怀疑的联盟。注重国家安全的不断膨胀的国家机器威胁到民众的自由，在依靠严重膨胀的联邦政府防务预算养活的公司当中，造成了主张发动战争和进行军事卷入的强大的游说集团。
虽然布什争论说，对911袭击的唯一可能的反应就是加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和政治承诺，但是奥巴马最初试图减少这些承诺，并缓和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些使该地区的敌对与怀疑状况加剧的方面，譬如对以色列的支持，从而加强美国的安全。他试图从俄罗斯边境地区撤退美国的力量，从而减轻与莫斯科发生冲突的风险。在拉美，他迄今为止的行为是谨慎和无懈可击的。他显然正在希望与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时避免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玻利瓦尔”国家发生冲突。
奥巴马所谋求的是一个恬静的世界，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的改革——并创造条件，从而部分地废除从冷战时期继承的、911事件以后获得了新的生命与活力的、注重国家安全的国家机器。总统希望达成裁军协定，而不是扩军，希望用地区力量平衡安排取代美国在全球的单方大规模力量承诺。他希望最终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在其中，负担得到分担，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国际舞台上不是那么显著的一项特色。
虽然威尔逊主义者认为，在遍布独裁政权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持久的稳定是可能的，但是奥巴马等杰斐逊主义者则认为，只要激励措施得到适当的安排，就连坏的政权也能成为遵纪守法的国际公民。美国要想与叙利亚和伊朗达成长期的互利协议，叙利亚和伊朗并没有必要成为民主国家。对太平洋地区构成威胁的是朝鲜的政策，而不是其政权的性质。
在这一战略层次上，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有点像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的政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他希望利用相当于尼克松年代的“越南化”政策的当代政策来使美军摆脱代价高昂的战争。他希望在与伊朗的关系中开辟相当于尼克松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和解的机遇。正如尼克松与中国建立了建设性的关系，尽管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在国内实行的是激进的“红卫兵”政策，奥巴马也认为，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美国与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在战略上交恶。正如尼克松和基辛格试图实施喧闹的全球外交，使华盛顿处于世界政坛的中心，尽管它降低了自己的力量态势，从而转移国际上的注意力，使之忽略美国从印度支那的撤退，奥巴马行政当局也希望利用总统在全球很受欢迎这一点来掩护一场战略退却，从而摆脱它从布什行政当局所继承的、在中东的暴露位置。
这既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也是一项有吸引力的憧憬。如果获得成功，就会在美国降低其承诺规模的同时，缓和国际紧张关系。虽然美国仍将远远超过其余国家，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军事强国，但它维持这一角色的时候，对本国资源的要求将会大大减少，战争的危险也会大大减弱。
但正如奥巴马已经发现，任何一位试图在21世纪实施这样一项杰斐逊主义的宏大战略的总统都面临着种种挑战。在美国政治中，在19世纪杰斐逊主义外交政策的鼎盛时期，美国总统比较容易限制国家所做出的承诺。英国扮演的全球角色类似于美国今天的角色，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促进了国际贸易与投资。在英国的世界体系中悠然自得地免费搭车，美国人得以获得英国的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而又不付出其代价。
奥巴马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范围广泛的协商所受到的普遍的批评十分切题。对于这位奉行杰斐逊主义的总统来说，战争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采取这种不可取的方针必须经过最大范围的协商并且谨慎行事，战争实际上是在一切其它手段都失灵情况下采取的最后一招，与辩论和推迟所付出的代价相比，仓促做出的承诺的代价带来的麻烦更多。汉密尔顿主义者会更加担心如何迅速地执行这项决策，以及在其它大国面前隐瞒一种印象，即美国的顾问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是，奥巴马发现了来自所有方面的严厉批评：威尔逊主义者强烈反对总统明显地愿意放弃人权或者政治目标来解决战争问题。杰克逊主义者不明白，除了胆怯或者犹豫不决之外，有什么可以解释奥巴马不愿支持职业军人的建议。而杰斐逊主义者当中的最极端的纯粹主义者——左右两边的新孤立主义者——则反对奥巴马，认为他的做法是出卖。杰斐逊主义的外交政策绝非长满玫瑰的苗圃。
在最近的历史上，杰斐逊主义的外交政策经常遇到所有其它思想派别的攻击。基辛格的缓和政策遭到了来自右翼的共和党保守派的攻击。他们希望对共产主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这种政策还遭到了来自左翼的维护人权的民主党人的批评。他们对尼克松主义所牵扯到的见利忘义的地区联盟（例如与伊朗国王之间的联盟）感到不满。卡特也遇到许多此类问题。对奉行杰斐逊主义的总统来说，促使卡特在1980年竞选连任时倒霉的虚弱与优柔寡断的形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奥巴马现在也必须越过这些障碍。
将挑战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不仅是美国人。俄罗斯和伊朗是否会以相应的让步对奥巴马的和解方针做出反应——抑或，由于他们所理解的美国的虚弱和优柔寡断，他们的胆量增大，因而会得寸进尺？总统与全世界的占多数的穆斯林温和派的交往是否会开辟改善谅解的时代？或者进行暴力活动的少数将会发动使总统在国内的地位受到削弱的新的袭击？由于总统无法使以色列做出阿拉伯人所希望的所有让步，他的信誉是否会受到侵蚀，促成中东各国更加严重的怀疑与疏远？总统是否能够在秩序井然的情况下实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军，而又不会使敌对力量填补这一力量真空？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是否会对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的克制态度留下深刻印象，因而缓和其激烈的做法，不再把反美态度当作其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支柱？其它国家会注意到总统在美国减少其承诺的时候要求它们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吗——抑或它们是否会无法履行自己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利益攸关方的义务？
一项杰斐逊主义的克制与撤退的政策要求许多其它国家进行合作。但是，由于美国较多地采取息事宁人做法的前景，所以其它国家可能会更加不愿，而不是更加愿意帮助美国。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还有一个政治问题是他与卡特所共有的。在他俩的事例中，他们基本的杰斐逊主义方针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一种强烈的吸引力的平衡，这就是采取理想主义的威尔逊主义价值观。另外一种平衡力量就是他们以一种鲜明的威尔逊主义特色担任民主党领导人的地位。纯粹的杰斐逊主义者想要保留美国民主主义经验的鲜明的例外特征，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扎根于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因而是不容易输出的。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这是一种过于偏狭的观点。像林肯、威尔逊和马丁•路德•金一样，奥巴马不仅从现实角度出发热爱美国，而且热爱它应当成为的和能够成为的样子。领导力并不是维护一项基本上已经实现的民主事业的艺术。治理国家是推动美国进一步迈向完成其使命和命运的更加遥远的目标的艺术。
奥巴马完全可以相信自己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话——“我们不相信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理想之间做出选择。”但是，正如任何总统所必须做的一样，他已经在做出这些取舍。否则为什么要拒绝会见达赖喇嘛？否则为什么要承诺支持阿富汗的卡尔扎伊总统的腐败政权，或者援助巴基斯坦，尽管在透明地利用美国的资源问题上，巴基斯坦政府的文职和军事机构的以往做法都很差？行政当局难道没有恢复其努力，以便同德黑兰政权建立关系，尽管在其监狱中，和平的民主抗议者正在遭受酷刑和强奸？奥巴马难道没有对喀土穆采取“激励措施”，而该国政权10多年来一直在达尔富尔实行美国政府称之为种族灭绝的政策？
很难把有关美国未来的威尔逊主义的超越时空的憧憬与建立在同行为恶劣的政权之间的肮脏的妥协基础上的一项外交政策相调和。如果政府动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帮助国内的穷人和不公正现象的受害者，那么它难道不应当在海外的人民面临极端的不公正或者严重灾难的时候做点什么吗？奥巴马行政当局无法轻易地放弃国外的人权议程。杰斐逊主义的冷静而有限的现实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范围广泛的改造议程之间的矛盾，很可能会像困扰卡特政府一样困扰本届政府。这种矛盾给卡特政府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因为卡特拒绝伊朗国王的要求，即实行一场残暴的镇压，以维护自己的政权。奥巴马阵营中的威尔逊主义者已经在预兆不详地窃窃私语，说他未能迅速关闭关塔那摩战俘营，他喜欢政府的诡秘行动，他对调查上届政府滥用职权问题的支持三心二意，他也未能在哥本哈根峰会以前花费较大的力气推动通过一项“总量管制和交易”法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满的怨言将会增多。历史将继续对他采取狡猾的手段。总统能否容忍自己，如果他不能阻止非洲大湖地区的新的一轮种族灭绝？如果所有其它措施都失灵，他能否进行人道主义斗争？如果他的最亲密的顾问们和他的政治基础陷入严重的和毫无希望的龃龉，他能否迅速和胸有成竹地做出这些艰难的决策？
杰斐逊主义的对在尽可能的低风险水平上处理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关切曾经帮助美国总统制订有效的宏大战略，譬如在冷战初期，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以及19世纪初的门罗主义。如果奥巴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结构调整获得成功，其影响就会像这些经典的战略设计一样大。
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中，杰斐逊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中的影响每况愈下。美国人今天在世界各地都看到问题。人们往往认为，杰斐逊主义的反应过于消极。凯南的有限形式的遏制很快就让位于艾奇逊的增加美国和盟国在欧洲和亚洲驻军的针对苏联压力的比较强硬的和采用武力的对策。共和和民主两党都抛弃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缓和政策。卡特入主白宫时希望结束冷战，但到他的任期结束时，他却支持抵抗苏联占领阿富汗，增加了防务预算，并且为美国在中东增加驻军奠定了基础。
在21世纪中，美国总统有新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考虑。在新的大国崛起，旧的大国地位不断削弱和人们的注意力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时候，必须重新考虑国际体系的性质和美国在其中的地位。成为我们时代特征的迅速的科技发展将会以挑战世界所有国家应对瀑布式的加速变革的能力的高速度，改造全球社会。
奥巴马以十分体面的姿态和巨大的勇气踏上了一条艰难的和捉摸不定的征程。我担心，情况对他是不利的，他的直觉和本能是否能够使他完成像约翰•亚当斯和亨利•基辛格等政治家曾经完成那样的宏伟设计还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要求进行重大的重新思考。
在最好的情况下，杰斐逊主义者所提供的是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一种必要的谨慎与克制的要素，确保美国的目标与其能力成比例，从而避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帝国战线拉得过长”。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种设想：如果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崩溃——无论是被阿富汗还是被尚且无法预见的冲突所击沉——沦为最终构成卡特善意的、但却有缺陷的政策特征的一种混乱的活动，未来的总统就会更加难以制订谨慎的航向，穿越未来的风浪。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尹宏毅译）
